尽管此前被香港苏富比拍卖行誉为“世纪之拍”,上周结束的香港苏富比春拍“玫茵堂”专场拍卖结果并不如此前的预期。
4月7日当天的玫茵堂专场中,77件拍品中23件没有达到底价,没有卖出。而此前被寄予厚望的清乾隆御制珐琅彩“古月轩”题诗“锦鸡花石”图胆瓶,并没有场内成交,而传出场下“2亿港元私人洽购”。
事实上,上个月初伦敦苏富比公布这个消息(举办“玫茵堂”专场拍卖)的时候,拍卖公司正在伦敦开展一场现代艺术拍卖,消息也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
即使是国内的收藏家,对于“玫茵堂”的普遍认知,也只限于“玫茵堂在业界向来以收藏等级高而著称,尤其收藏的中国瓷器,都是各年代的精品”。即便拍卖公司本身,也对玫茵堂主人的身份三缄其口,习惯称之为“玫茵堂主人”而非某某收藏家。
凭借其上乘的品质和迷雾层层的身世,虽然极负盛名,“玫茵堂主人”所收藏的2000件藏品几乎没有全部展出过,仅在私人场合露过面。少部分藏品曾于 1994年在大英博物馆展出,2年后又在蒙特卡洛展出过。唯一一部公开的记录是德国学者Regina Krahl编辑的纪念图录《玫茵堂中国瓷器珍藏》。这部图录有7卷,但对将这些藏品汇聚在一起的人却只字未提。
对于“玫茵堂”的主人、神秘的Zuellig兄弟而言,这似乎太“大题小作”了。最近《经济学人》杂志掀开了“玫茵堂主人”的面纱,正是Stephen Zuellig和Gilbert Zuellig兄弟俩,在过去的50年中,缔造了玫茵堂的收藏传奇。
在西方的中国艺术品收藏界,玫茵堂藏瓷可谓私人藏家的个中翘楚,和阿尔弗雷德·克拉克(Alfred Clark)及玻西瓦尔·大卫(Percival David)齐名。阿尔弗雷德·克拉克和大维德均系热心中国古瓷收藏的学者,其收藏是除却北京和台北的大型博物馆藏之外最为重要的中国瓷器藏品。
Stephen Zuellig,现年93岁的瑞士商人,出生在菲律宾,与其弟(已于2009年离世)Gilbert苦心经营60载,将他们父亲在马尼拉创立的商行发扬光大。今天的Zuellig集团是亚洲领先的医疗服务及药品提供商,并且是该这一地区最大的农业综合企业,年营业额达120亿美元。这个集团的大部分现在仍然为家族所有,为这对兄弟创造了可观财富。
他们将自己的收藏定名为“玫茵堂”,意为 “玫瑰花丛中的殿堂”,另外这也是他们在瑞士的家乡Meienberg的谐音。1912年,他们的祖父在瑞士苏黎世东南部的Rapperswil买下名为 Meienberg的地产,这对兄弟在那里都有各自的房产,Stephen Zuellig还在自家的一个狭长的地下走廊展示他的宝贵收藏——这次香港的专场拍卖,正是以Stephen Zuellig收藏的元明清器物为主。
Zuellig兄弟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通过 Helen Ling购买中国艺术品,Helen Ling是他们的新加坡合伙人,美籍人士,当时在上海经营中国瓷器。正是她将 Edward Chow(即仇炎之)介绍给这对兄弟,Edward当时驻香港,不久后又转驻瑞士。他是战后最显赫的中国艺术品藏家和经销者。早期,从古代青铜器到晚期的瓷器,这对兄弟对中国艺术品存有广泛兴趣。但他们按照年代将各自的兴趣进行了划分:Gilbert专注于新石器时代到宋代之间的早期陶器,Stephen则将精力倾注于元明清三代的瓷器。
Zuellig兄弟总是寻求最专业的经销商,其中Priestley和 Ferraro精通早期艺术品,另一位Eskenazi先生则深谙晚期艺术品,。在25年的时间里,他们为Zuellig兄弟购得(或以他们的名义购得)超过160件藏品。但是对Zuellig兄弟影响最为深远的还是仇炎之,这位收藏家在这对兄弟心中深植了对中国艺术品的热爱和某种程度的敬畏。
兄弟俩选择艺术品,有三条最基本的标准就来自仇炎之的建议:作品的珍稀程度、纹饰的品质以及作品的品相。作为基本规则,尤其清代的作品,花瓶要比实用主义的杯碗优先考虑,平盘则是最次要最不理想的物件。当然不只Zuellig兄弟遵循这些基本规则,但据说他们在施行这些标准方面格外严苛。一件作品不光要稀有,具有重要性,购买的每件作品还必须具备吸引他们的美学魅力。
苏富比亚洲区副主席及中国艺术部国际主管仇国仕表示,因玫茵堂主人品位与眼光的优秀,加上多年与著名古董商仇炎之、Eskenazi切磋交流,令他们的瓷藏“超尘拔俗”。仇国仕说“他们对艺术品的甄选是心脑并用的”。仇国仕恰好是仇炎之的孙子。
至于Stephen Zuellig,显然是秉持其收藏哲学的一个人,“锦鸡花石”图胆瓶是他在1997年苏富比拍卖行以1.2亿港元竞得的。这些藏品的主人,说自己不会后悔“在中国艺术品市场交易量成为世界第一时”向中国收藏家出手自己的珍藏,并同时宣称,他们“不介意这些宝藏有一些再回到自己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