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这批包豪斯的收藏，感觉杭州一脚跨进了西方设计研究的高级会所”，手握纽约现代美术馆、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请求交换展品的邀请函，宋建明颇为感慨说：“以前总是我们求爷爷，现在是爷爷过来求我们了。”
　　宋建明是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也是杭州收购包豪斯藏品最为重要的主事人。由于包豪斯藏品由中国美术学院暂为托管，宋建明最近一年多来的工作，经常被包豪斯相关的事情所环绕。
　　在即将到来的12月19日，他就得接待一位特殊的客人，包豪斯工艺美术学校最早参与建校的五位宗师之奥斯卡·施莱默的孙子听说中国美院公开展览这批包豪斯藏品，急不可耐地想一睹爷爷流落至遥远异乡的作品真迹。
　　由政府牵头在去年岁末完成的全球最大一单包豪斯系列艺术品交易，似乎一下子让杭州真切地感受到这笔投资所带来的好处。
　　市政府两周内决定下单
　　包豪斯，这所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德国短暂存在的工艺美术学校，在二战前被纳粹关停，其影响却跨过了前东德和美国所隶属的两个不同阵营。小到咖啡壶，大到玻璃和钢结构的巨厦，包豪斯的出现，普遍被认为改变了西方现代生活的景观。
　　中国设计史上和活生生的包豪斯走得最近的中国人是中国美院的老教授庞熏琴，他在1920年代留学德国期间，曾看过一眼包豪斯在魏玛的校舍。而建筑家黄作燊和贝律铭，只是在美国和前包豪斯成员有过接触。此后，中国大陆内乱不止又经历“文革”洗劫，“包豪斯”一词生生被抹去了近五十年。
　　所以当宋建明去年年底偶然从中国美院客座教授何见平处得知德国知名的工艺品藏家布洛汉(Torsten Brohan)正要出手一套积30年攒齐的包豪斯藏品的消息后，他的第一反应是“这是真的还是假的？”直到从德国传来了布洛汉的藏品目录，这份目录几乎囊括了贝伦斯、格罗庇乌斯、汉斯·迈耶、瓦西里·康定斯基、米斯·凡·德罗等设计大师的作品。激动不已的宋建明，迅速将这条信息传递给杭州市政府相关领导，他隐约觉得，一直着力推动创意产业的杭州政府，或许会对这批藏品有兴趣。
　　中国美院和杭州市政府之间的合作关系其实由来已久，自2008年始，双方便签署了战略合作年会，学院与杭州市领导层有一条直接对话的通道。副院长宋建明挂职杭州城市品牌战略顾问，他自比是参与决策的那个“X”，“经常是市委市府四套班子，加我一个‘X’”。后来的事实证明，在收购包豪斯的这批收藏中，这一条有效的渠道发挥了重要作用。
　　杭州市政府相关领导得到消息后，迅速作出决定，让宋建明着手论证藏品的价值。宋建明于是带着一厚册目录，进京问路，当得知这一收藏机会，国内工业设计界的专家们都被镇住了。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杭间觉得这批收藏突然抛售“不可思议”，而曾接触过包豪斯藏品、并到访过包豪斯旧址的湖南大学设计艺术学院院长何人可甚至断言，“布洛汉的这批收藏比包豪斯在德国德绍(包豪斯学校先后在魏玛、德绍、柏林三座城市办学)的永久陈列中的藏品更全”。
　　宋建明也同时了解到这次抛售的背景：布洛汉生于一个艺术收藏之家，在德国拥有家族的私人博物馆——布洛汉博物馆。和父亲老布洛汉以收藏古典主义时期的手工艺艺术品不同，布洛汉穷半生之力，搜罗了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西方工业设计品，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等知名博物馆的包豪斯馆藏也是由他提供。布洛汉已经年逾古稀，身体状况每况愈下，膝下又无子嗣继承，就连存放藏品的场地费用也是笔不小的开支，这位德国老人决意整体出让藏品，并为宝贝们觅得一个“好人家”。在整体转让这批心头之爱之时，他提出了一个额外的要求：必须为他的包豪斯收藏建造一所永久性展馆。
　　既然消除了对布洛汉藏品价值的疑意，宋建明很快就组织了六位博士以上学历的教师，连夜赶工，论证购买可行性，并向杭州市政府呈交了报告。政府也在极快的时间内拍板，并成立由市委副秘书长叶敏牵头、校方学者和政府官员组成的“杭州采购团”，立即开赴德国。
　　杭州市政府领导层初步设想，由杭州市城投集团出面，收购布洛汉的包豪斯藏品。城投集团以出资建设一座全新的展览馆为代价，向杭州市政府换取一片200-300亩的土地开发权。但和布洛汉方面的谈判很快在价格上陷入僵局，“政府要求压下一个亿，事情一下子就悬起来了。”宋建明说。
　　正当双方正相持不下，一支韩国采购团冷不防从斜刺里杀出。来自首尔的采购团由副总理亲自挂帅，首尔市长挥舞着支票直奔签约而去。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振濂事后忆及这一插曲，步步惊心。“差一点就被韩国人先拿走，大家都很急。但他们的弱势是要把这批藏品放在首尔郊区的一个既有展馆里，距布洛汉专馆专展的期待有差距。”但中国美院提出，可以为布洛汉在未来的展馆中专辟一块布洛汉家族的主题展览区，并聘请他本人担任中国美院包豪斯研究的荣誉教授。“这一招攻心之计稳住了德国老头”。在此关头，院长许江又提出了一套新的方案：由中国美院自己腾出一块地，自筹建馆资金。
　　主要障碍一经扫除，此后的谈判一马平川，最终以5500万欧元(约合人民币5亿元)成交。从采购团返回杭州，到2010年11月19日杭州方面再次赴德签署协议，只花了不到两个星期。
　　这笔杭州市史无前例的由政府出资的藏品收购，也获得了海关的大开绿灯。按照国家关于艺术品收藏进出口征税的规定，价值近5亿人民币的藏品，将被征收超过1.5亿元的进口税。但杭州海关找到法律规定中的一个狭小的缝隙，把这批藏品定义为“设计标本”，以教学品论而免征关税。
　　听闻有惊无险的交易过程，杭间对中国美院满心羡慕，“很钦佩杭州市政府有魄力拍板决定这事。”

　　值还是不值
　　如此规模的工业设计品大宗买卖记录，在西方亦属罕有。佳士得拍卖行在2008年以600万欧元的价格拍出一套德国工业设计之父贝伦斯制作的全套家具，堪为近年来价格最高的单品成交记录。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同款家具，现在就陈列在杭州象山的中国美院展厅里。
　　杭州豪购包豪斯的消息迅速在国内传开，尽管杭州当地媒体为成功拍得藏品而欢呼，但争议也随之而来，今年5月，此事经报道后，引发“到底值不值”的争论。有人认为，包豪斯作品属于现代主义代表作品，在进入后现代主义的时代中，耗费巨资购买“过气作品”不值得。
　　许江在回应这起争议时说，这是中国第一次以这样的规模收藏西方的藏品，但更重要的不是收藏，而是向西方‘购买’他们的思想。引进近现代设计品，相当于引进最物化、最直观的设计思想，这次收购打包收藏包豪斯作品，将改变中国人研究西方设计史长期以来缺乏第一手资料，尤其是实物资料的历史。
　　而中国美术学院工业设计系主任王昀对这批藏品的评价是：非常完整，品相上乘。王昀认为，让学生接触原作，对教学至关重要。“长期以来我们的设计教育，是日本传入的二手乃至三手货。课本上的照片，看上去都是冷冰冰的。现在能见到实物，好比拥美人入怀，感觉天差地别。”
　　今年年初，王昀为了清点这批包豪斯藏品，在德国待了整整一个月，他和同事每天七点起床、晚上九点收工，一件件比对藏品目录、实物和德国其他馆址的包豪斯馆藏，得出的结论是，“基本上他们有的，我们都有，甚至藏品品相上还略好一些。”
　　让王昀印象尤为深刻的是，在资料细致的布洛汉藏品目录里，有一套凡·德·维尔德(Henry Van de Velde)的银制调味汁碗和勺子。收藏家费二十年之功才把两者配对。“他先收了碗，到最近的一次拍卖会上，看到配套的勺子，才把它拍下。这种动态的收藏，需要对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关联的敏感和对设计史的细致梳理。否则这东西出现在眼前，我们也认不出来。”
　　“在德国，柏林包豪斯档案馆和魏玛包豪斯博物馆是收藏最全的两家。而且，我发现去那里参观的绝大部分是外国人。”王昀细述他在德国停留期间的印象，“他们整个社会都留下了包豪斯的印记，建筑、工业产品、装饰，已经见怪不怪了。也许这是布洛汉把目标买家瞄准亚洲新兴国家的理由。”
　　幸福的烦恼
　　按照当初中国美院和杭州政府达成的协议，由中国美院负责该批艺术品保管、运营，中国美院也自此成为亚洲包豪斯系列艺术品的最大收藏机构。
　　藏品经过清点和装运后，于今年3月由六辆火车车厢大小的恒温罐装车一溜开进美院象山校区时，海关、安保、德方的运输工等工作人员，佩戴着四种颜色的袖章，里里外外看护现场。在警犬的低吠中，趁着夜色拆箱验货、入库为安。象山校区16号楼，从此一锁就是大半年。
　　直到临时展开幕，79件器具、27件家具、15件平面作品等有代表性包豪斯藏品，开放式地陈列在16号楼底楼的展厅里。瓦西里椅、巴塞罗那椅、里特维尔德三色椅……这些包豪斯的符号性作品，几乎并排堆在一格台阶高的灯箱上。它们亲切的样貌，沾染着生活的陈迹，让观摩的学生放低了“朝圣”的心，禁不住去触碰展品的表面，被巡视展馆的负责人王家浩严厉喝止。
　　展厅楼上，由办公室改造成恒温恒湿的库房，深锁着九成以上的藏品。这一锁，就将是三年。而库房对面的空地，已被未来的包豪斯藏品展览馆认领。
　　计划建造中的展览馆将不会采用博物馆式的运营，而会建成一座以包豪斯藏品为核心的设计中心。王家浩告诉记者，“所有和包豪斯相关的西方设计史源流，和中国设计发展的演进，都将条分缕析地搜罗进设计中心。我们将以荷兰的设计中心为蓝本，不是把搜罗来的东西典藏化，而是以收藏介入当下的工艺美术设计和研究。”
　　在初见雏形的“包豪斯在中国”展览墙上，从1920年代上海外滩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到1980年代中央批文开设设计专业，所有和工艺美术沾边的东西，几乎都被纳入了“包豪斯”的轨道。“和我们现在所收藏的实物和资料相比，以前所有的教学只能叫简史。”王家浩说。
　　“幸而当初在布洛汉谈判的过程中，压价了100万欧元，用以设立一个包豪斯研究奖学金，来资助后续的研究和策展。”宋建明说，拿下包豪斯藏品，对学校好像一个幸福的烦恼，“接下来运营的乱七八糟的费用，只能靠美院拆东墙补西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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