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10日，北京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举办了“翁同龢六代家藏书画精品首度归国展”。其中有一件清初大画家王翚的《长江万里图》长卷，颇为引人注目。它是中国画界梦寐想见而难得一见的传世瑰宝!自1875年被翁同龢购藏至今，至这次展出已历133年之久。这次由他的五世孙翁万戈从美国专程护送回国公展，不仅为大家展示了一段家族文脉传奇，同时也为人们提供了一次大饱眼福的绝好机会。

　　《长江万里图》的收藏者翁同龢(1830-1904)，字叔平，一字声甫(一作笙甫)，号笙龤，又号韵斋，自署松禅，晚号瓶生，又署瓶庐，亦曰瓶斋居士、沧波钓叟，江苏常熟人。他咸丰六年(1856)26岁中一甲头名进士(即状元)，历任刑、工、户三部尚书，官至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少保，人称“状元宰相”，同治、光绪两朝帝师。戊戌政变，他罢职归里。75岁卒，追谥文恭。他学通汉宋，文宗桐城，诗近西江，书法遒劲，天骨开张，为同、光间“书家第一”。另外，他还是一位颇有眼力的鉴藏家，平生收藏书画、碑帖、文玩甚富。琉璃厂是其经常涉足光顾之地，许多前人书画精品，都被他高价收入囊中，《长江万里图》即其珍收之物。

　　《长江万里图》的作者王翚(1632-1717)，字石谷，号臞樵、耕烟散人、清晖主人、雪笠道人、天放闲人等，江苏常熟人。自幼嗜画，似有夙慧，曾奉诏作《南巡图》称旨，康熙赐书“山水清晖”，因以为荣。晚岁辞官家居，侍母之暇，未尚辍笔。能以南宗笔墨写北宗丘壑，为虞山派之祖，有“画圣”之誉。

　　王翚的这幅长达17米的《长江万里图》卷，构图宏大，极尽想象力，逶迤绵延，描绘长江入海口至源头沿途两岸景色，历时七个月始成。

　　翁同龢当年是怎样获得这幅《长江万里图》卷的呢?这还要从他的日记中去寻觅端倪。为了得到这件名贵宝画，他费尽心思和周折，辗转反侧，赞赏感叹，欲罢不能。我们沿着他那段生活足迹，可以深情地看到一个收藏家的执著精神及传奇般的雅趣。

　　那是光绪元年(1875)农历三月二十六日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居京任职的翁同龢因闲暇“排闷”到琉璃厂书肆游览，偶在博古斋幸见王翚这幅《长江万里图》画卷，赏读之下，一见钟情，并赞称乃“天下奇观也!”问售价，书商竟索千金!无奈只得摇头释手而归。

　　博古斋主人以为此画奇货可居，认定翁同龢是个大买家，于是，四月十九日主动送画卷登门求售。翁同龢细细再观画卷，且目测了它的尺寸，复赞道：“其妙迹也。”商得卖家同意，暂留数日深入鉴赏考订。之后，他认真手录了王翚图中的自跋：“曩客金陵，过周司农读画楼，见燕文贵《长江卷》，皴染精细，结构缜密，为海内第一墨宝，摩挲把玩，神游于空明万里间。戊寅秋自长安南返，蓬窗多暇，追拟其意，而树石峰峦，参以巨然、叔明两家法，江村景象，逐旋填劄，几于摹写尽致。及抵家，凡七月而成，颇觉指腕间风规犹在，但年迈学荒，不足当赏音者卧游之一助也。”

　　由这则韵味十足的小跋可知，王翚的《长江万里图》始作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秋，是在从长安南返途中，“蓬窗多闲”，画兴大发，展纸挥毫，初成草稿;追拟宋代画家燕文贵之画意，参以巨然、王蒙两家法，抵家后历时七个多月，方构画成卷。时年67岁。它不仅是王石谷晚年山水画的代表作，也是至今诸多传世《长江图》中最具经典的一幅佳制。

　　《长江万里图》问世以后，曾经过多家名人鉴藏，其中有书法家徐昂发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的题识，赞其“得江山绵络之致，笔墨纵逸之趣，恐未免有古今人不相及之叹耳。”

　　一年后，王澍得赏此图，亦喜而书跋于卷后，称《长江万里图》为王翚“平生第一杰作”。

　　继后一个鉴藏者，乃六湖罗天池(翁同龢称其为鉴藏“大富家”)，他在道光十九年(1839)，也写下一则考证识文，谓“此卷用罗纹纸十二幅，长几五六十尺，宇宙尤物无以逾此。”

　　经过几番传承，最终始归翁同龢如愿庋藏，亦有恭赏题跋于后。可见《长江万里图》历三百余年，世人宝之，流传有序。

　　那么，翁同龢最后是怎样购得《长江万里图》，又是如何爱护保藏的?原来，从他手录王跋之后，又反复赏读考证，“晴窗展玩，舒不能释手矣”。但终因售价太高，不免感叹“惜乎无力购致耳”。可是，《长江万里图》的诱惑，始终使他难以舍弃。第二天他专意出城再到博古斋与店主商议画卷的售价;化到三百金，“犹未首肯”。败兴怏怏而归，慨叹画商“亦太甚矣!”

　　来来往往又过了两天，贾人登门持石谷卷去，并扬言“非四百金不售”。无奈之下翁同龢只得放手归还，一时颇生难舍之意，心“为之悒怏”。

　　《长江万里图》的面世，简直使翁同龢梦牵魂绕，不得到手，誓不罢休。转天他匆匆又到博古斋，展卷“再赏石谷图”，更增加了一份爱心与激情，不觉“心为之一乐!”几经一番资金的多方筹措，半个月后，终于决心购藏该图。是日(五月初五)，兴勃勃，竟冒着弥漫大风赶到厂肆，以白银四百两，买下王翚的这幅稀世长卷。如愿以偿，亦释重负。

　　翁同龢由初见《长江万里图》，到高价收藏，辗转去留四十余天。宝卷归藏，喜不自禁，即淋浴焚香，展而恭读，神心“为之一快!”从此视《长江万里图》为家藏之宝，倍加珍惜爱护，特在藏匣上题诗铭志：“长江之图疑有神，翁子得之忘其贫。典屋买画今几人，约不出门客莫嗔。”暇时开卷卧游，足以忘忧解愁。兴致好时，往往邀请同志挚友共欣同赏，弄骄显奇，堪称雅兴。幸观者有当代名流李兰孙、徐颂阁、曾劼刚、松寿泉等见诸记载达20余人。

　　古人把欣赏名贵书画戏称为“特健药”，翁同龢嗜石谷画成癖，确有如此心绪。光绪五年(1879)正月初四这天，他的耳疾复发，恰逢有客拜访，于是乘兴邀客同观《长江万里图》，客甚乐，“余病亦遂霍然，盖心气于是一舒，两年来无此乐矣!”而后，继有坐卧卷下，“病去七八，转觉清适”之记。

　　王翚《长江万里图》的艺术魅力，深深打动了翁老夫子;后来竟成为他官场盛衰坎坷经历的一种精神慰藉。光绪二十四年(1898)，正是戊戌变法多事之年，他受到政治牵连，四月二十七日有旨“著即开缺回籍”。十月二十一日，又严旨“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严加管束，不准滋生事端”。突然遭此沉重打击，呼天不应，五内俱焚。还乡前，他变卖了许多书画及古玩藏品，唯独《长江万里图》不肯舍去，且亲手精心包封，相伴为友，随身携带回常熟。并在十月二十六日静心为该图写下了自己的识文。

　　回到故里，把玩斯图，乐此不疲;时常邀请藏友欢聚共赏。最为开心的一次群览，是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六月初十日。为避夏暑，这天，天未明即起，洒扫庭院，烹茶洗盏，约文友吴儒钦、赵次公、姚湘渔及药龛和尚来山居，展看《长江万里图》，“欢笑移时”，共称奇观。诸人大饱眼福后方依依离去。事后，翁夫子得意地在日记中写道：“五人综计三百六十四岁矣。”(平均72.8岁)可谓五叟聚一堂，喜赏胜迹图!

　　同年八月十七日，炎暑将去，老人精神甚好，心情愉悦，再次邀请乡里同好陈云孙、赵次公、宗舜年、赵宽四人来寓，共赏“宝图”，观者无不击节叹妙!“申初始散去”。这一天是他七十岁日记中最后一次聚众同赏《长江万里图》的记录了。

　　正是：一卷长江万里图，招引夫子倾心慕，藏之赏之人常乐，稀世墨宝传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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