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颇为推崇西洋装饰形成富丽堂皇之效果，故其喜好体现在宫廷工艺品的设计与制作上，致使西洋元素广泛运用，臻于极致，也让西方为之惊叹不绝，其中洋彩瓷器的成熟与流行，使得西洋技法与题材在清宫瓷器上得到完美结合，品格不凡，铸就了中国陶瓷史上一段中西合璧的绮丽篇章。

　　洋彩是十八世纪清宫与西洋文化交流互动而产生的艺术珍品，它是雍乾时期清宫对运用西洋绘画技法描绘的彩瓷的正式名称，乾隆朝《活计档》、《陈设档》多作“磁胎洋彩”，原配木匣上也皆刻上“洋彩”品名。“洋彩”名称最早出现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唐英所撰之《陶务述略碑记》：“洋彩器皿，本朝新仿西洋法琅画法，人物、山水、花卉、翎毛，无不精细入微。”凭此表明清宫洋彩至少在雍正晚期已被珠山御窑厂成功烧制。

　　洋彩的绘画设色妍丽繁缛，有别于传统技法，更需要画工高超的绘画功底与丰富的经验。唐英在乾隆四年间奉谕编撰的《陶冶图说》第十七编“圆琢洋采”曾作如此评述：“圆琢白器，五采绘画，摹仿西洋，故曰洋采。须素习绘事高手，将各种颜料研细调和，以白瓷片绘染烧试，必熟谙颜料、火候之性，始可由粗及细，熟中生巧，总以眼明、心细、手准为佳。所用颜料与法琅色同，其调色之法有三：一用芸香油，一用胶水，一用清水。盖油色便于渲染，胶水所调便于搨抹，而清水之色则便于堆填也。”

　　此次亮相春拍的清乾隆宝石蓝地洋彩莲花如意万代尊为乾隆官窑之中堪称别致的洋彩佳器，其形尊贵典雅，装饰雍容华丽，通体施湛蓝釉为地，描绘缠枝洋莲纹为主题纹饰，婉转舒展，颇见柔美之姿。诸彩绚丽浓妍，绘画细致工整，工艺精湛绝伦。纹饰与颜料运用技法诸多方面凸显出典型洋彩之特征：一是绘画技法摹仿西洋光影画法，注重枝叶的明暗表现和花朵花瓣的立体层次，极具质感；二是颈部和腹部多处使用洋彩特有的圆状光点装饰。器内与底部施饰孔雀绿釉，质地匀净厚润，至为可爱，六字篆书红彩款，笔道精练有神。颈部前后饰玉磬吊坠西番莲纹，谐音“喜庆”，使富有中国传统色彩的符号与西洋流行的巴洛克图案相结合，体现出乾隆洋彩独有的中西合璧之特点。另较之乾隆朝其他洋彩瓷器，以本品之宝石蓝地为最罕见，遍查中外典藏图录，相同色地者极少。宝石蓝为最具代表的金属珐琅颜色，可见于清康熙蓝地珐琅彩缠枝牡丹纹碗。瓶耳为雕瓷贴塑之“如意万代”耳，寓意至为吉祥。乾隆官窑之琢器多喜置以双耳为装饰，而且式样丰富，色釉多变，堪称开一代未有之奇。尤其洋彩琢器，耳部式样成为本身造型装饰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是精巧别致，越见器物级别之尊贵高雅和吉祥寓意。

清乾隆   宝石蓝地洋彩莲花如意万代尊

“大清乾隆年制”款     H 37cm

英国放山居 阿尔弗雷得•莫里森旧藏， 1861年购自洛赫爵士

　　宫廷艺术品一直是藏家追逐的重点之一，而来源名家收藏、流传脉络清晰的拍品更是众志所向。清乾隆宝石蓝地洋彩莲花如意万代尊传承有绪，来源显赫。此瓶为御用之陈设瓷，存世珍罕，目前检阅公私典藏惟见香港钟氏怀海堂藏有非常相近的同类之作。两者尺寸一致，耳饰亦为如意万寿绶带，色地有别，后者为浅绿色，纹饰当中以祥云洪蝠置换玉磬西番莲。综合彩釉、写款之特征，两者应为同时之作。而钟氏所藏者亦源于放山居旧藏，著录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放山居第一次拍卖专场，更可证原为清宫同一处之典藏。放山居所藏瑰宝的每次面世都会成为全世界的藏家一搏高下的焦点，在2010年秋季拍卖中轻松过亿，分别创下了中国瓷器、掐丝珐琅新的世界纪录。

　　集东方皇家尊贵气质与西洋巴洛克豪华风格为一体的装饰技法，风靡乾隆一朝，并很快在同为皇帝痴迷狂热的西洋式座钟上找到用武之地。乾隆皇帝对钟表的喜爱，超出了实用价值的追求，而将其视为高雅奇巧的珍玩来崇尚。他命广东官员不惜重金从海外搜罗，并在宫中亲自指挥制作，使钟表的收藏和制作在此时均达到了有清一代的高潮。终乾隆一朝，授意购买、制造、改造钟表的谕旨比比皆是。乾隆十四年（1749年）以后他向两广总督硕色传谕：“从前进过钟表、洋漆器皿，亦非洋做，如进钟表、洋漆器皿、金银丝缎、毡毯等件，务是在洋做方可”。《乾隆朝贡档》记载，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粤海关总督李永标、广州将军李侍尧进贡“……镶玻璃洋自鸣乐钟一座，镀金洋景表亭一座，镶玛瑙时辰表两元……”乾隆帝看过贡品，传谕“此次所进镀金洋景表亭一座甚好，嗣似此样好得多觅几件，再有此大而好者亦觅几件，不必惜价，如觅得时于端阳贡几样来。钦此”。乾隆帝喜欢洋钟的心情十分紧迫，不到端阳贡时，李侍尧等人就按特旨传办的方式进献“大小自鸣钟十三架、金镶洋景钟一座”。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粤海关监督奉旨：“嗣后所办进洋钟或大或小，俱要好样款。”乾隆帝对西洋钟表的搜罗，除看重其技术新奇外，更关注它们造型式样的精巧别致。为满足皇帝的喜好，沿海各官争相购进，乾隆时期，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钟表收藏者。

清乾隆铜镀金转花转水法大吉葫芦钟

　　此次登场春拍的清乾隆铜镀金转花转水法大吉葫芦钟，通体共分三层。上部为铜镀金珐琅嵌料石葫芦造型，中部为水法柱，下部及为表身主体，近似方形，表盘四周镶嵌各色料石，指针镂空勾勒成欧式教堂塔尖的样式。表盘上方开光内设“胡人献宝”。这是一件“活动”的艺术品：伴随着打点时优雅的音乐，几个身着欧洲服饰的小人在油漆彩画的布景箱内飞快跑动；雕刻精细的铜镀金花叶式柱内，水法景观缓缓转动，犹如一帘瀑布；而大吉葫芦腹部中间的一朵大转花、周围十朵小转花以及顶部的菠萝花，也在乐曲中悠然旋转，令人目不暇接。

　　巴洛克艺术的创作者们不会想到的是，具有浓郁浪漫主义色彩的艺术形式，会在遥远的中国为钟表匠人们带来如此丰富的设计灵感。此件铜镀金转花转水法大吉葫芦钟，借鉴了欧洲精良的钟表工艺，华丽绝伦的外观融合浓郁的西洋风格和东方的吉祥寓意，并呈现出惊人的、和谐的统一。上部葫芦腹部转花的底衬板和葫芦中间的带饰采用的珐琅镶嵌工艺，鲜艳透明，有黄、绿、蓝等颜色，装饰花纹细密繁褥，层层叠烧，制作精细。钟盘边缘、钟盘外面四角的料石花、大吉葫芦边缘以及顶部的菠萝花又镶嵌料石，表盘正中更嵌以饱满圆形浓绿翡翠，更具东方神韵。镶嵌鲜艳对比的彩色宝石和具有浓郁西洋风格的金属雕刻工艺，都是典型的乾隆时期广州钟表所通常采用的工艺，更是深得巴洛克艺术综合设计、奢华装饰之精髓，通过跳跃的色彩与图案式的符号突出精雕细琢的豪华观感，从而营造出凌驾于世俗之上的夸张与精致。

　　洋钟作为乾隆帝的顶级玩具，钟表匠师为钟表表平添出许多妙趣横生的附加功能，充分满足了当时皇室贵胄的猎奇心理，变换文字、音乐鸟、活动人偶、水法、行船、转花、滚球等复杂的演示功能，令人眼花缭乱，成为高级别钟表的又一大特色。在乾隆皇帝的关注之下，这种复杂的变动装置钟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一件钟表中，往往有多个不同形态的装置联动。此件铜镀金转花转水法大吉葫芦钟的钟盘上面布景箱用油漆彩画出房舍庭院、老树花藤，其间有蛮人献宝运动装置，体现乾隆帝身为大国之君的傲慢态度和所谓“使知朕所嘉者远人向化之诚，若其任土作贡，则中华大地何奇不有” 的万国来朝之意。内层用横置转动的玻璃柱做成流水之形态，与漆画画面相映衬，一动一静，相应成趣。中部中间部分由紧密直立的玻璃柱组成水法景观，随着玻璃柱的转动，犹如一帘瀑布飞泻而下，水瀑四面由雕刻精细的铜镀金花叶式柱支撑，遮掩，花柱和水瀑虚实相间，宛若天成。上部的大吉葫芦腹部中间为一朵大转花，周围围绕着十朵小转花，这些转花围绕着恒定的翡翠中心转动起来，宛如一个个转动的彩色皮球，令人眼花缭乱，故有“皮球花”之称。同时顶部的菠萝花也转动。运动与变化是巴洛克艺术的灵魂，此钟借水法、转花细节的巧妙运用，打破传统的平静与克制，体现出蕴藏于表象之下的蓬勃激情。

　　早在16世纪，巴洛克艺术的创作者们就在思索如何创造出更有立体感、纵深感、层次感的视觉空间，最大限度的体现艺术魅力。此大吉钟的材质运用有：铜、金、珐琅、料石、玻璃，铜、金是中国工艺品中较早就被使用的贵重金属材质，而且铜与金的颜色分别是红与黄，从而成为象征皇家奢侈和尊贵的颜色，珐琅、料石、玻璃则都是西方常用工艺材质，使钟看起来华丽且具有空间感与立体感。此件大吉钟通体铜镀金，满雕花卉，左右两侧面镶嵌铜雕贝壳形饰件和精微细腻的花叶饰带，呈严整的对称布局，下面四脚转折奇曲，有如“远瀛观”正门及正门上方的座钟形装饰，有如“海晏堂”屋顶玻璃蕃花葫芦顶，以及园内多处可见的扇形贝壳、毛茛叶和矩形雕花边饰图案，使此钟所独具的律动特质与圆明园西洋楼不谋而合，呈现出有如建筑般的立体观感。

　　清乾隆铜镀金转花转水法大吉葫芦钟，经200年前战乱炮火之后，曾静静陈列于美国著名的亚伯马尔豪邸（Albemarle House）的图书馆红木壁架中心。而此宅旧主克鲁吉家族本是德国血统，1922年移居美国，家族成员约翰.克鲁吉曾于1935年到中国上海成立公司，经营茶叶生意并一举成功，并击败了当时著名的英国东印度公司。

　　事实上，合璧中西的艺术珍品因其更深厚的历史内涵和更尖端的制作工艺，一直是收藏的热门品种，其稀少的存世数量决定其只能处于艺术品收藏的金字塔塔尖，但必将对中西方传统文化交流抱有浓厚兴趣的藏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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