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至钞版发现二十多年来，由于钱币学界的高度关注，使这项研究不断深入，如今争论的范围大大缩小，在确认该版为“南宋之物”方面，彼此已达成共识。为进一步揭示该版的性质，澄清迷雾，相信已为期不远了。

    关于东至钞版的性质，学术界有三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就是所谓南宋官方正式印版说、民间伪版说、试样雕版说，但真理只有一个，三者必居其一。

    下面仅就印版拼合、印章及其组合、小孔之谜三个方面，谈一点粗浅的意见。
   
    一、关子印版的拼合问题

    东至钞版共八块，其中印版四块，即关子面值版、准敕版、花瓶版、颁行版。四块印版内容相关，缺一不可。以前发现的古代钞版都是一件为一套，而东至印版偏偏是四件为一套。此四件套钞版的发现，打破了钱币界往日的平静，致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关子印版的拼合问题，是横在研究者面前挥之不去的最大难题。由于人们在直接拼合、直接印钞思路的主导下，尽管殚思竭虑，拼合方案换了一遭又一遭，但换来换去，总是将准敕版作为背面版，以致造成正、背两面版型相差无几，并且法律条文又不在正面版，因而在形式和内容上，总是与古代纸币的惯例背道而驰。

    就形式而言，古代纸币一般都是正面构图复杂，背面构图简单。如南宋十七界会子，背面仅灵芝背印；十八界会子，背面为瓶状背印；元初“中统元宝交钞壹拾文”，背面印“壹拾文”三字和简单钱纹；元末“中统元宝交钞壹贯文省”，背面也只有印章一方。诸如此类，原因在于我国传统印刷术。古代采用水墨印，印刷时通过扑打纸张背面而使正面着墨。这种方式一般只适用于单面印刷，双面印刷势必导致图文的模糊不清，古代的图书印刷即可为证。古图书装订所采取的经折装、旋风装、蝴蝶装、包背装，都与这种单面印刷有关。尽管纸币挑选上等楮料，印刷时又倍加小心，但能在背面印出简单的图案已是极限，如何能实行旗鼓相当的双面印刷呢﹖不仅如此，古人为确保纸币正面图文的清晰整洁，背面图文往往还采取更古老的捺印术，即以图章盖印。

    就内容和结构层次而言，类似于准敕版上的法律条文，古代纸币历来都在正面版，南宋尤为突出。如南宋某界会子“上段印准敕，中段画泉山，下段平写一贯文省，守亻卒押字”见南宋谢伯采《密斋笔记》卷一。又如南宋会子钞版，敕令及面值居上，平写“行在会子库”及泉城故事居下，并且两大层次结合部的两边均有缺口，有制版时拼接的迹象。

    再来对照一下眼前的面值版，其文字层占版面３／４，上下两端的图案狭窄，构图上与大的层次相差甚远。若将它单独作为正面版，不仅层次上缺乏传承性，而且没有准敕条文，内容上也不符合宋代惯例。

    因此，只有按照吴筹中先生试样雕版的思路，将面值版与准敕版浇铸在一起，合成正面版，才能弥补上述不足。具体制作程序是：试样雕版——陶模版——铜版。当关子正面版进入第二道程序时，面值版的下端与准敕版上端的粗线边框重合，形成上层稍宽，下层稍窄的非直线版芯构图。这种构图与原面值版曲线加直线的构图方式是一致的。该版芯全长４１０毫米，主体部位宽１３４．３１３７．５毫米，显得有些修长。然而，宋人阅读的手卷不亦修长么﹖号称世界上最大的纸币“祯佑宝券壹仟贯八十足陌”，版芯面积４０５×１９８毫米。此见钱关子的长度略微过之，可以号称世界上最长的纸币了。
    较之南宋诸界会子，此见钱关子版芯被拉长的原因，在于新增了大量的内容和文字。内容且不必说，单就文字而言，此版芯文字共２５９个，是南宋会子钞版的３．６６倍。

    按照关子正面版的浇铸办法，同样可将颁行版与花瓶版合成背面版，版芯也是一个非直线的狭长构图。此外，也不排除这两块印版真是故事背印的可能性，即类似于四川官交子的年限故事与红团故事背印，以及十七、十八界会子的灵芝背印和瓶状背印。然而无论是印版还是印章，其内容和形式均未改变，符合古代纸币背面构图简单的惯例。

    由此可见，只有摆脱直接印钞思路的束缚，才有可能找到关子印版合理拼合的途经；并且也只有通过陶质模版这个中间环节，才能顺理成章浇铸出若干套一模一样的铜质钞版，以适应印制大量纸币的社会需求。原先人们担心此版又软又薄，很难承当大量印钞任务，现在已大可不必了，因为它本来就不是直接印钞之版。

    有人搬出浙江省博物馆南宋佛经锡质雕版为例，以证东至钞版也能当此印钞重任。其实不然：首先这块锡版厚６．５毫米，几乎比东至钞版平均加厚１／３，并且锡比铅硬，硬度之比为５∶４；其次社会对佛经的需求量有限，根本不可与全社会都使用的纸币同日而语。

    二、关子印章及其组合问题

    东至钞版中，除了四块印版外，还有四块官印，即国用印、检察印、库印、合同印。性质与《宋史·舆服六》所载的会子四种官印一脉相承。值得注意的是：会子官印的量词《宋史》称“钮”，印证了吴筹中先生正式官印应当有钮的说法。他与顾文炳先生撰文强调指出：使用官印时，“是以手执著印把子盖下去，不是印刷的。而且从元、明、清纸币实物来看，其印章都是手盖的”。再者，据《宋史·舆服六》载，宋因唐制，“诸司皆用铜印”。证明宋代正式官印不仅有钮，并且都是铜印。

    若果真如论者所云，这样薄而无钮的铅质印章居然也是正式官印，并混迹于印版之中一起付印，那么东至钞版还能是官方正式钞版么﹖

    足见此印并非正式官印，而是篆印部门呈送帝王审批的印章样品，御批后交文思院铸成带钮之印，才是正式官印。

    所谓印章的组合，是指盖在纸币上印章的组合形状，即历史文献里所载的“贾”字状。研究这个问题必须以史料记载为依据，不能以某种理由而轻易排斥这个前提，尤其是《宋季三朝政要》，作者宋末元初人，是当时人记当时事，应当不会有错。史料所称“上一黑印如‘西’字”或“品”字，想必此印与纸币上的特殊图案有关。若将一黑印适中盖在扁长形图案之上，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关子印版上的这样图形只有两处，一在准敕版上面的准敕栏，一在面值版底下的聚宝盆。若盖在前者之上，下面还要加盖好几方印章才能形成“贾”字，那么所空出的位置显然不够；若盖在后者之上，势必先要将两块印版合而为一，如上文所云，那么下面空出的位置便绰绰有余了。

    可见印章组合与印版拼合息息相关，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若问那方黑印究竟是关子印章中的哪一方，答曰定是合同印无疑。理由一是合同印可直接铸于钞版上，如金代后期钞版上就铸有这种骑缝合同半印；二是通常九迭文官印均为朱红印，唯有合同印例外，如元代纸币边缘的骑缝合同印，便是黑印。

    然而此印不在边缘而居当中，原因何在﹖

    第一、合同印的骑缝加盖，目的在于对勘合同，以辨真伪。如古代符契、信用文书之类的边缘，就盖有这种合同印，并且辨伪效果极佳。因此，纸币发行之初，一般都盖有这种骑缝印章，并相机设计了料号、字号，便于确认毗连的纸币或纸币存根，一旦有所嫌疑，即可对勘辨伪。但不料因纸币发行量极大，导致这种辨伪功能微乎其微，甚至无法显现。使用既久，大失所望，却又不敢轻易取消，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而已。如金代后期钞版上所铸的合同半印，就是这种有名无实的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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