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至钞版发现二十多年来，由于钱币学界的高度关注，使这项研究不断深入，如今争论的范围大大缩小，在确认该版为“南宋之物”方面，彼此已达成共识。为进一步揭示该版的性质，澄清迷雾，相信已为期不远了。

    关于东至钞版的性质，学术界有三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就是所谓南宋官方正式印版说、民间伪版说、试样雕版说，但真理只有一个，三者必居其一。

    下面仅就印版拼合、印章及其组合、小孔之谜三个方面，谈一点粗浅的意见。
   
    一、关子印版的拼合问题

    东至钞版共八块，其中印版四块，即关子面值版、准敕版、花瓶版、颁行版。四块印版内容相关，缺一不可。以前发现的古代钞版都是一件为一套，而东至印版偏偏是四件为一套。此四件套钞版的发现，打破了钱币界往日的平静，致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关子印版的拼合问题，是横在研究者面前挥之不去的最大难题。由于人们在直接拼合、直接印钞思路的主导下，尽管殚思竭虑，拼合方案换了一遭又一遭，但换来换去，总是将准敕版作为背面版，以致造成正、背两面版型相差无几，并且法律条文又不在正面版，因而在形式和内容上，总是与古代纸币的惯例背道而驰。

    就形式而言，古代纸币一般都是正面构图复杂，背面构图简单。如南宋十七界会子，背面仅灵芝背印；十八界会子，背面为瓶状背印；元初“中统元宝交钞壹拾文”，背面印“壹拾文”三字和简单钱纹；元末“中统元宝交钞壹贯文省”，背面也只有印章一方。诸如此类，原因在于我国传统印刷术。古代采用水墨印，印刷时通过扑打纸张背面而使正面着墨。这种方式一般只适用于单面印刷，双面印刷势必导致图文的模糊不清，古代的图书印刷即可为证。古图书装订所采取的经折装、旋风装、蝴蝶装、包背装，都与这种单面印刷有关。尽管纸币挑选上等楮料，印刷时又倍加小心，但能在背面印出简单的图案已是极限，如何能实行旗鼓相当的双面印刷呢﹖不仅如此，古人为确保纸币正面图文的清晰整洁，背面图文往往还采取更古老的捺印术，即以图章盖印。

    就内容和结构层次而言，类似于准敕版上的法律条文，古代纸币历来都在正面版，南宋尤为突出。如南宋某界会子“上段印准敕，中段画泉山，下段平写一贯文省，守亻卒押字”见南宋谢伯采《密斋笔记》卷一。又如南宋会子钞版，敕令及面值居上，平写“行在会子库”及泉城故事居下，并且两大层次结合部的两边均有缺口，有制版时拼接的迹象。

    再来对照一下眼前的面值版，其文字层占版面３／４，上下两端的图案狭窄，构图上与大的层次相差甚远。若将它单独作为正面版，不仅层次上缺乏传承性，而且没有准敕条文，内容上也不符合宋代惯例。

    因此，只有按照吴筹中先生试样雕版的思路，将面值版与准敕版浇铸在一起，合成正面版，才能弥补上述不足。具体制作程序是：试样雕版——陶模版——铜版。当关子正面版进入第二道程序时，面值版的下端与准敕版上端的粗线边框重合，形成上层稍宽，下层稍窄的非直线版芯构图。这种构图与原面值版曲线加直线的构图方式是一致的。该版芯全长４１０毫米，主体部位宽１３４．３１３７．５毫米，显得有些修长。然而，宋人阅读的手卷不亦修长么﹖号称世界上最大的纸币“祯佑宝券壹仟贯八十足陌”，版芯面积４０５×１９８毫米。此见钱关子的长度略微过之，可以号称世界上最长的纸币了。
    较之南宋诸界会子，此见钱关子版芯被拉长的原因，在于新增了大量的内容和文字。内容且不必说，单就文字而言，此版芯文字共２５９个，是南宋会子钞版的３．６６倍。

    按照关子正面版的浇铸办法，同样可将颁行版与花瓶版合成背面版，版芯也是一个非直线的狭长构图。此外，也不排除这两块印版真是故事背印的可能性，即类似于四川官交子的年限故事与红团故事背印，以及十七、十八界会子的灵芝背印和瓶状背印。然而无论是印版还是印章，其内容和形式均未改变，符合古代纸币背面构图简单的惯例。

    由此可见，只有摆脱直接印钞思路的束缚，才有可能找到关子印版合理拼合的途经；并且也只有通过陶质模版这个中间环节，才能顺理成章浇铸出若干套一模一样的铜质钞版，以适应印制大量纸币的社会需求。原先人们担心此版又软又薄，很难承当大量印钞任务，现在已大可不必了，因为它本来就不是直接印钞之版。

    有人搬出浙江省博物馆南宋佛经锡质雕版为例，以证东至钞版也能当此印钞重任。其实不然：首先这块锡版厚６．５毫米，几乎比东至钞版平均加厚１／３，并且锡比铅硬，硬度之比为５∶４；其次社会对佛经的需求量有限，根本不可与全社会都使用的纸币同日而语。

    二、关子印章及其组合问题

    东至钞版中，除了四块印版外，还有四块官印，即国用印、检察印、库印、合同印。性质与《宋史·舆服六》所载的会子四种官印一脉相承。值得注意的是：会子官印的量词《宋史》称“钮”，印证了吴筹中先生正式官印应当有钮的说法。他与顾文炳先生撰文强调指出：使用官印时，“是以手执著印把子盖下去，不是印刷的。而且从元、明、清纸币实物来看，其印章都是手盖的”。再者，据《宋史·舆服六》载，宋因唐制，“诸司皆用铜印”。证明宋代正式官印不仅有钮，并且都是铜印。

    若果真如论者所云，这样薄而无钮的铅质印章居然也是正式官印，并混迹于印版之中一起付印，那么东至钞版还能是官方正式钞版么﹖

    足见此印并非正式官印，而是篆印部门呈送帝王审批的印章样品，御批后交文思院铸成带钮之印，才是正式官印。

    所谓印章的组合，是指盖在纸币上印章的组合形状，即历史文献里所载的“贾”字状。研究这个问题必须以史料记载为依据，不能以某种理由而轻易排斥这个前提，尤其是《宋季三朝政要》，作者宋末元初人，是当时人记当时事，应当不会有错。史料所称“上一黑印如‘西’字”或“品”字，想必此印与纸币上的特殊图案有关。若将一黑印适中盖在扁长形图案之上，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关子印版上的这样图形只有两处，一在准敕版上面的准敕栏，一在面值版底下的聚宝盆。若盖在前者之上，下面还要加盖好几方印章才能形成“贾”字，那么所空出的位置显然不够；若盖在后者之上，势必先要将两块印版合而为一，如上文所云，那么下面空出的位置便绰绰有余了。

    可见印章组合与印版拼合息息相关，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若问那方黑印究竟是关子印章中的哪一方，答曰定是合同印无疑。理由一是合同印可直接铸于钞版上，如金代后期钞版上就铸有这种骑缝合同半印；二是通常九迭文官印均为朱红印，唯有合同印例外，如元代纸币边缘的骑缝合同印，便是黑印。

    然而此印不在边缘而居当中，原因何在﹖

    第一、合同印的骑缝加盖，目的在于对勘合同，以辨真伪。如古代符契、信用文书之类的边缘，就盖有这种合同印，并且辨伪效果极佳。因此，纸币发行之初，一般都盖有这种骑缝印章，并相机设计了料号、字号，便于确认毗连的纸币或纸币存根，一旦有所嫌疑，即可对勘辨伪。但不料因纸币发行量极大，导致这种辨伪功能微乎其微，甚至无法显现。使用既久，大失所望，却又不敢轻易取消，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而已。如金代后期钞版上所铸的合同半印，就是这种有名无实的印章。

    又如南宋会子版设计了料号，印出来的会子想必也加盖了骑缝合同印。然而，往往大量伪币的发现；并非肇始于骑缝印的勘合。《宋史·食货下三》载：“且以十五、十六界会子言之，其所入之数，宜减于所出之数。今收换之际，元额既溢，来者未已，若非伪造，其何能至多如是﹖”看来加盖此印的确于事无补。因此，大明通行宝钞干脆就不设骑缝合同印，废掉了这个聋子的耳朵。

    再说，此见钱关子未设字号、料号，即使骑缝加盖了合同印，待大量关子回笼后，也无法对此印进行勘合核对。事已至此，那么挪动一下位置又有何妨﹖

    第二，当中加盖此印，是出于关子印章钤盖时整齐划一的需要。

    第三，是服从于当时的政治需要，即在融通领域暗暗贴上贾氏的标签，为权奸贾似道独揽朝政而摇旗呐喊。

    据史料记载，关子印章三红三黑，共有六颗。而这里只有四颗，尚缺两颗“小长黑印”。安徽考古专家吴兴汉先生据《朱子大全》推断，此印类似会子六颗．印章中的“专共官”之押印﹖押印即画押印、肇始于唐代，宋、金时逐步推广，元代极为鼎盛。《周叔弢先生捐献玺印选》中，选刊了两钮画押印，一曰“押”，一曰“周押”。后者是竖长印，规格为２４×１４毫米。南宋交引库曾设“画押钞引丞两员”，“掌给印出纳交引钱钞之事”见《宋史·职官五》。由于纸币发行量大，若用墨笔一张一张地去画押，两个官员将不堪重负，不如画押印盖起来利索。因签押用墨笔，字迹为黑色；画押印为签押之延伸，印迹亦当黑色。

    综上所述，关子印章在纸币上的组合顺序是：合同印居上，并与下面的聚宝盆一起构成一个“西”字；其下国用印、检察印、库印联缀竖盖，形成了一个朱红“目”字，“目下”加盖两颗黑押印，便是一个“贾”字。这样，假如换一个角度看问题，此六颗印章在纸币上形成的图案，恰好与“壹贯文省”两边的竖线边栏连成一片，上下贯通，使票面构图显得更加紧凑得体。

    若真如伪版论者所云，那么历史文献中三颗官印所形成的朱红“目”字，伪造者将它合刻成一块铅版即可，而不必亦步亦趋地分刻成三块印章，并且套红印制伪钞时，三块使用起来也没有一块方便。

    三、小孔之谜问题

    东至钞版上的小孔，除准敕版凿八个外，其余均凿四个；位置或在上下两头，或在左右两侧；多成对分布，印版上的成对小孔均刻沟槽连接。起先给人的印象，似乎觉得这些小孔与印刷固定有关，但仔细推敲，便觉不妥。因为印刷固定的力度，当与钞版的面积大小成正比。即印版越大，固定的力度就越大，小孔的数量就该越多。但八块印版、印章无论大小，小孔的数量大多相同，仅准敕版翻了一番，而它的面积又远不及面值版。可见印刷固定推理不能成立。

    既然此路不通，那么小孔之谜底就只剩下雕版固定与制模工艺了。

    东至钞版为铅质雕版，据钱币工艺专家周卫荣先生取样化验，结果是平均铅含量９７．５８％，可视为纯铅质雕版。铅、锡、铜的布氏硬度依次为４ＨＢ、５ＨＢ、３５ＨＢ，合金青铜的硬度更高。加上东至钞版又薄，厚度在４～４．８毫米之间。雕刻时除用特制的木范或夹板予以固定外，御用工匠还在不损坏文字图案的前提下，于周边空隙处凿若干小孔，再铺以绳子或钉子固定之，以确保雕刻时毫不走形。由于该版为阳文雕版，文图密集处雕刻时要把握分寸，操刀准确，力度较小；文字图案稀疏或留白处，则操刀不必过于拘谨，力度可以适当加大。操刀力度之大小，与固定之强度成正比，与图文之密疏成反比。因此便出现小孔分布的不平衡现象。面值版、花瓶版文字图案较密集，面积较大，小孔相对较少；准敕版、颁行版文字图案较稀疏，面积较小，小孔相对较多。

    此外，试样雕版上的小孔在制作陶模时，仍可继续发挥作用。该版字口较深，多在１．５毫米左右。制作陶模之前，须在陶坯或雕版上涂抹适量的润滑剂，使制模加压时二者不致相粘。由于字口较深，加压后字里行间的空气和润滑剂，可以从小孔中缓缓溢出，不致因其意外地改变方向而使图文走形；制模工匠也可根据溢出的润滑剂之多寡，来调节压力的均匀，把握压制的分寸。制模完毕后，及时去掉陶模上因小孔而导致的阳文痕迹，也并非难事。

    总之，该版上的小孔不是空穴来风，它与版上的其他特征一样，必有内在联系，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

    再者，小孔粗细及其磨损程度问题，同样值得人们关注和深思。印版、印章上的小孔有粗有细，其中花瓶版上的小孔最细，直径平均不足１．２毫米；检察印上的一对小孔最粗，其中一孔为３．５８毫米。孔径的粗细可能与原始磨损有关，却也有非原始性磨损。如检察印上的那对小孔，其背面的包浆上就留有一道痕迹，显系后人用绳索穿起来提着或挂着的结果，于是便有磨损，致使这对小孔变粗变形。一般较粗的小孔都失去了包浆，铅质裸露，这是出土后人为因素造成的，若只就原始性磨损而言，到底是印刷时固定性磨损，还是雕刻时固定性磨损，恕我辈愚钝，望乞不吝赐教。

    东至钞版被学术界公认为“南宋之物”，一、两年前它的含义还是南宋铅质雕版。近期有人通过显微镜观察，发现该版有瘤状物、砂眼、气泡等铸造缺陷，推断它是南宋官方印钞的铅质铸版。然而，该版的包浆氧化铅、碳酸铅等，本来就是灰白色颗粒状聚集物，这种颗粒的特殊聚集处，在显微镜下呈现“瘤状”不足为奇；再说由于该版的原料底板为纯铅铸成，本身就有砂眼、气泡等特征，因而在显微镜下，发现其边缘局部有砂眼、气泡也很正常。但不可以底板上的铅铸特征，就将该版定为铅质铸版。从史料记载和存世文物上看，宋代官方正式钞版与官印都是铜铸的；所谓铅铸官方钞版及无钮官印，实在是子虚乌有，闻所未闻。笔者卑微浅薄，但深信吴筹中、姚朔民、顾文炳，吴兴汉、邹志谅、柯昌建、吕长礼等先生的经验和眼力，决不至于连刀痕累累的阳文雕版都分辨不出。所谓有刀痕而无直接刀锋的说法见《安徽钱币》２００３年１期，看似玄妙，却难免有出尔反尔、举棋不定之嫌。

    无论认为该版是南宋官方正式印版含雕版、铸版，还是民间伪版和试样雕版，要进一步确定该版的性质，还必须搞清印版拼合、印章及其组合，—小孔之迷这三个综合性问题之后，方能做出正确的判断。

    由于人们受着直接拼版、直接印钞思路的束缚，四块印版所能拼出的正、背面版型，在内容和形式上均有悖于古代纸币的惯例；并且宋代正式官印都是带钮的铜印，四块印章的组合又取决于印版的拼合；再说，版上的小孔也不是印刷固定的证据，而是雕版及制模过程中的产物。

    上述三个问题，只有沿着吴筹中先生试样雕版的思路，通过陶质模版这个中间环节，才能找到圆满的答案。因此该版的性质，既非南宋官方的正式钞版，也非当时的民间伪版，当是呈送帝王审批的试样雕版。

    笔者不避浅陋，勉力续貂，旨在抛砖引玉，但愿能以一得之见，对悬而未决的该版定性问题有所裨益，并就正于诸位学者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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