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如南宋会子版设计了料号,印出来的会子想必也加盖了骑缝合同印。然而,往往大量伪币的发现;并非肇始于骑缝印的勘合。《宋史·食货下三》载:“且以十五、十六界会子言之,其所入之数,宜减于所出之数。今收换之际,元额既溢,来者未已,若非伪造,其何能至多如是﹖”看来加盖此印的确于事无补。因此,大明通行宝钞干脆就不设骑缝合同印,废掉了这个聋子的耳朵。
再说,此见钱关子未设字号、料号,即使骑缝加盖了合同印,待大量关子回笼后,也无法对此印进行勘合核对。事已至此,那么挪动一下位置又有何妨﹖
第二,当中加盖此印,是出于关子印章钤盖时整齐划一的需要。
第三,是服从于当时的政治需要,即在融通领域暗暗贴上贾氏的标签,为权奸贾似道独揽朝政而摇旗呐喊。
据史料记载,关子印章三红三黑,共有六颗。而这里只有四颗,尚缺两颗“小长黑印”。安徽考古专家吴兴汉先生据《朱子大全》推断,此印类似会子六颗.印章中的“专共官”之押印﹖押印即画押印、肇始于唐代,宋、金时逐步推广,元代极为鼎盛。《周叔弢先生捐献玺印选》中,选刊了两钮画押印,一曰“押”,一曰“周押”。后者是竖长印,规格为24×14毫米。南宋交引库曾设“画押钞引丞两员”,“掌给印出纳交引钱钞之事”见《宋史·职官五》。由于纸币发行量大,若用墨笔一张一张地去画押,两个官员将不堪重负,不如画押印盖起来利索。因签押用墨笔,字迹为黑色;画押印为签押之延伸,印迹亦当黑色。
综上所述,关子印章在纸币上的组合顺序是:合同印居上,并与下面的聚宝盆一起构成一个“西”字;其下国用印、检察印、库印联缀竖盖,形成了一个朱红“目”字,“目下”加盖两颗黑押印,便是一个“贾”字。这样,假如换一个角度看问题,此六颗印章在纸币上形成的图案,恰好与“壹贯文省”两边的竖线边栏连成一片,上下贯通,使票面构图显得更加紧凑得体。
若真如伪版论者所云,那么历史文献中三颗官印所形成的朱红“目”字,伪造者将它合刻成一块铅版即可,而不必亦步亦趋地分刻成三块印章,并且套红印制伪钞时,三块使用起来也没有一块方便。
三、小孔之谜问题
东至钞版上的小孔,除准敕版凿八个外,其余均凿四个;位置或在上下两头,或在左右两侧;多成对分布,印版上的成对小孔均刻沟槽连接。起先给人的印象,似乎觉得这些小孔与印刷固定有关,但仔细推敲,便觉不妥。因为印刷固定的力度,当与钞版的面积大小成正比。即印版越大,固定的力度就越大,小孔的数量就该越多。但八块印版、印章无论大小,小孔的数量大多相同,仅准敕版翻了一番,而它的面积又远不及面值版。可见印刷固定推理不能成立。
既然此路不通,那么小孔之谜底就只剩下雕版固定与制模工艺了。
东至钞版为铅质雕版,据钱币工艺专家周卫荣先生取样化验,结果是平均铅含量97.58%,可视为纯铅质雕版。铅、锡、铜的布氏硬度依次为4HB、5HB、35HB,合金青铜的硬度更高。加上东至钞版又薄,厚度在4~4.8毫米之间。雕刻时除用特制的木范或夹板予以固定外,御用工匠还在不损坏文字图案的前提下,于周边空隙处凿若干小孔,再铺以绳子或钉子固定之,以确保雕刻时毫不走形。由于该版为阳文雕版,文图密集处雕刻时要把握分寸,操刀准确,力度较小;文字图案稀疏或留白处,则操刀不必过于拘谨,力度可以适当加大。操刀力度之大小,与固定之强度成正比,与图文之密疏成反比。因此便出现小孔分布的不平衡现象。面值版、花瓶版文字图案较密集,面积较大,小孔相对较少;准敕版、颁行版文字图案较稀疏,面积较小,小孔相对较多。
此外,试样雕版上的小孔在制作陶模时,仍可继续发挥作用。该版字口较深,多在1.5毫米左右。制作陶模之前,须在陶坯或雕版上涂抹适量的润滑剂,使制模加压时二者不致相粘。由于字口较深,加压后字里行间的空气和润滑剂,可以从小孔中缓缓溢出,不致因其意外地改变方向而使图文走形;制模工匠也可根据溢出的润滑剂之多寡,来调节压力的均匀,把握压制的分寸。制模完毕后,及时去掉陶模上因小孔而导致的阳文痕迹,也并非难事。
总之,该版上的小孔不是空穴来风,它与版上的其他特征一样,必有内在联系,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
再者,小孔粗细及其磨损程度问题,同样值得人们关注和深思。印版、印章上的小孔有粗有细,其中花瓶版上的小孔最细,直径平均不足1.2毫米;检察印上的一对小孔最粗,其中一孔为3.58毫米。孔径的粗细可能与原始磨损有关,却也有非原始性磨损。如检察印上的那对小孔,其背面的包浆上就留有一道痕迹,显系后人用绳索穿起来提着或挂着的结果,于是便有磨损,致使这对小孔变粗变形。一般较粗的小孔都失去了包浆,铅质裸露,这是出土后人为因素造成的,若只就原始性磨损而言,到底是印刷时固定性磨损,还是雕刻时固定性磨损,恕我辈愚钝,望乞不吝赐教。
东至钞版被学术界公认为“南宋之物”,一、两年前它的含义还是南宋铅质雕版。近期有人通过显微镜观察,发现该版有瘤状物、砂眼、气泡等铸造缺陷,推断它是南宋官方印钞的铅质铸版。然而,该版的包浆氧化铅、碳酸铅等,本来就是灰白色颗粒状聚集物,这种颗粒的特殊聚集处,在显微镜下呈现“瘤状”不足为奇;再说由于该版的原料底板为纯铅铸成,本身就有砂眼、气泡等特征,因而在显微镜下,发现其边缘局部有砂眼、气泡也很正常。但不可以底板上的铅铸特征,就将该版定为铅质铸版。从史料记载和存世文物上看,宋代官方正式钞版与官印都是铜铸的;所谓铅铸官方钞版及无钮官印,实在是子虚乌有,闻所未闻。笔者卑微浅薄,但深信吴筹中、姚朔民、顾文炳,吴兴汉、邹志谅、柯昌建、吕长礼等先生的经验和眼力,决不至于连刀痕累累的阳文雕版都分辨不出。所谓有刀痕而无直接刀锋的说法见《安徽钱币》2003年1期,看似玄妙,却难免有出尔反尔、举棋不定之嫌。
无论认为该版是南宋官方正式印版含雕版、铸版,还是民间伪版和试样雕版,要进一步确定该版的性质,还必须搞清印版拼合、印章及其组合,—小孔之迷这三个综合性问题之后,方能做出正确的判断。
由于人们受着直接拼版、直接印钞思路的束缚,四块印版所能拼出的正、背面版型,在内容和形式上均有悖于古代纸币的惯例;并且宋代正式官印都是带钮的铜印,四块印章的组合又取决于印版的拼合;再说,版上的小孔也不是印刷固定的证据,而是雕版及制模过程中的产物。
上述三个问题,只有沿着吴筹中先生试样雕版的思路,通过陶质模版这个中间环节,才能找到圆满的答案。因此该版的性质,既非南宋官方的正式钞版,也非当时的民间伪版,当是呈送帝王审批的试样雕版。
笔者不避浅陋,勉力续貂,旨在抛砖引玉,但愿能以一得之见,对悬而未决的该版定性问题有所裨益,并就正于诸位学者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