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古玩市场异常火爆，瓷器、字画、青铜器等传统艺术品的价位打着滚的往上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珍贵文物从海外回流的现象。佳士得在香港举行的今年春季拍卖会上，私人买家以4090多万元投得明永乐年“清花内外底龙珠纹棱口洗”，比底价1000万元高出4倍多;在北京，傅抱石的一件八开八张册页山水，去年在拍卖会上以2400万元人民币成交。近年来一些有钱人到拍卖会竞投艺术珍品，蔚然成风，花百八十万买件艺术品把玩，业已不是什么新闻。

　　当我们看到这些珍贵的艺术品如此受到人们珍爱的时候，不能不提到一位年事已高的老先生为保护这些珍贵艺术品所做的努力，他就是全国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著名文物鉴定家孙学海先生。他在那场“文化大革命”中，为抢救被当作“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毁坏的瓷器、图书、字画、青铜器等珍贵文物，付出了大量心血。

　　■破“四旧”人人自危，深更半夜偷偷自焚珍贵的古旧图书字画

　　在1966年夏初开始的那场“文化大革命”中，一时间，破资产阶级“四旧”的风暴席卷整个京城。北京是世界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有着3000多年的建城史、800多年的帝都史，文化遗产极其丰厚。“文化大革命”给京城文物造成的巨大损失，难以用数字计算。那时，“砸烂旧世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响彻全国!可谓人人自危，一些家里藏有珍贵图书、字画、瓷器等老古董的居民，终日诚惶诚恐，时刻怕红卫兵抄家游斗带来灭顶之灾，许多人在深更半夜偷偷自焚古旧图书、字画等珍贵传统艺术品。自1966年8月23日红卫兵从国子监孔庙焚烧戏装开始，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京城就有11万多户居民被抄家，粗略统计，仅抄走古旧图书达235万多册，瓷器、字画、古典家具三项近400万件。仅西城区一个福绥境街道，就有1061户居民被抄家，抄走的图书字画被焚烧了整整八天八夜。在那场彻底“砸烂旧市委”的“战斗”中，北京市委、市政府不得不把收藏的许多名家字画，明清瓷器，也扫进“四旧”的垃圾堆。孙学海，这位珍惜文物如同生命的老文物工作者，当他看到被抄家的大量珍贵文物如此被糟蹋时，真是痛心疾首，可又无可奈何。

　　一天，孙先生在抢救那些被当作废品的文物中，吃惊地发现傅抱石先生用两张丈二匹宣纸创作的山水画精品，孙先生十分了解这幅画的艺术价值，他回忆说:“傅抱石先生是国内外著名的大画家，人们所熟悉的人大会堂那幅《江山如此多娇》，就是他和关山月先生合作创作的。像这么巨幅的绘画精品，在傅抱石先生的作品中实属罕见。当我一眼看到这件绘画时，好像是发现了国宝，兴奋极了。”当时，孙先生情不自禁地连声叫绝。可是，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他唯一能做到的就是想办法将它妥善收好，以免损坏。
　　在解放前那一段时间，孙先生通过耳濡目染，偷偷地观察，悄悄记录，对文物古董知识只学到了一些皮毛。公私合营前，有一段时间他同耿宝昌先生(我国当代著名陶瓷鉴定家)一起到山西省收购古陶瓷等东西一年。这一年东奔西跑的收购活动，令他大开眼界，学到了不少鉴别古董的真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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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董这玩意儿，件件都有它深厚的文化内涵，都有它自身的许多故事，光听、光看是不成的，必须得亲自买和卖。只有通过买卖，才能深刻地感受到它的历史意义、文化艺术和商品价值。收购和出售这些老古董，是掌握鉴别真假知识的最好课堂。孙先生同耿先生两人去山西收购古董一年，开始的时候，看东西眼睛还不够瓷实，经过收购假货或者真货以后，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后来再看东西时，眼睛也就瓷实了。这段时间受益匪浅。

　　1956年公私合营后，孙学海被分配在当时的前门区特艺公司上班。1960年，北京成立了文物经销兼收购的北京市文物商店，他又被调到文物商店业务科上班，主要任务是收购文物和审查文物价格。当时全店有30多业务尖子，经常到外埠收购文物。他这段时间进一步熟悉了文物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经济价值。收购古董需要多方面的专家，所以，参加到本市和外埠收购古董的，除了孙先生，还有陶瓷专家耿朝珍，书画鉴赏家靳伯声，青铜器专家乔有声、王鲁，碑帖专家张彦生等。收回来的好东西，通常是先给故宫和历史博物馆挑选，然后再给北京市，价钱嘛，在原收购价的基础上再加30%的手续费。

　　■到废品收购站、炼铜厂抢救国宝

　　1967年，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发[六七]158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中央提出七条意见，第五条写道:“各地革命委员会或军管会应该结合对查抄物资的清理，尽快组织力量成立文物图书清理小组，对破四旧过程中查抄的文物(如铜器、陶瓷、玉器、书画、碑帖、工艺品等)和书籍、文献、资料进行清理，流失、分散的要收集起来，集中保存，要改善保管条件，勿使损坏。一时处理不完的，可先行封存，逐步进行处理。”第六条写道:“各炼铜厂、造纸厂、供销社废品收购站对于收到的文物图书一律不要销毁，应当经过当地文化部门派人鉴定、拣选后，再行处理。”为落实中共中央《意见》精神，北京市又从文物商店和中国书店抽调了120多人充实到文物图书清理小组。

　　查抄的铜佛、青铜器、字画、古旧书籍等大量文物，有相当一部分放进了仓库，另有一部分已经到了废品收购站。铜器一类的金属制品，有相当一部分已经送去炼铜厂，像古旧图书、字画属于纸类的部分，大都送到了造纸厂。

　　抢救这些珍贵文物，时间紧迫，必须抓紧时间分秒必争，把属于珍贵文物的东西尽可能地抢救出来。

　　这一重要任务落在了孙学海等人的身上。孙学海感到责任极其重大。他同一批文物工作者，首先要摸清的，是全市究竟有多少被查抄的文物。但是当时是“天下大乱”，一时很难查清楚，不仅一部分被抄的文物分散在各街道派出所，更糟糕的是，一部分文物已经到了废品收购站、造纸厂、炼铜厂，还有一部分散落在郊区各县乡镇。全市究竟有多少造纸厂、炼铜厂容易查清楚，可是究竟有多少废品收购站，就难查清楚了。孙先生具体负责分配人力，4个城区有仓库40个，如西直门教堂、法源寺、白云观、钟鼓楼、缸瓦市库房、观音寺、八面槽教堂等处，都放有红卫兵抄家的图书、字画、铜佛、硬木家具等等。工作量大，人手少，时间紧，为了争取时间，又申请招收了100名临时工，也归孙先生具体负责。他首先紧紧抓住抢救图书字画这一环节。老天有眼，老天帮忙，通县造纸厂正要把大量线装图书、字画等制作成纸浆，就在这个时候，机器突然坏了。好!天助我也，人不停机天停机，不停也得停，只好停产半个月。机器坏的是时候，孙学海先生高兴极了，趁这个大好时机，分配大家加班加点，拼命工作，从堆成山的废品中挑选出320多吨珍贵的线装书，花一毛二分钱一公斤买回。当时已经被化成纸浆的线装书究竟有多少，就难以说清楚了。把这320多吨线装书运到国子监孔庙入库，然后，抽出20多名(其中有从北京市戏曲学校调来的10多人)有些文物知识的文化人，又花了二年多的时间，从这320多吨线装书里进行精选，从中挑选出更为珍贵的图书、字画。比如，珍贵的宋版书《十三经》原来不全，又从线装书中找到了缺本，把难得的《十三经》给凑齐了。值得庆幸的是，还从中发现了赵孟兆页书法手卷一件、徐悲鸿的奔马一轴等一批珍贵的艺术精品。

　　■到废品收购站、炼铜厂抢救国宝

　　1967年，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发[六七]158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中央提出七条意见，第五条写道:“各地革命委员会或军管会应该结合对查抄物资的清理，尽快组织力量成立文物图书清理小组，对破四旧过程中查抄的文物(如铜器、陶瓷、玉器、书画、碑帖、工艺品等)和书籍、文献、资料进行清理，流失、分散的要收集起来，集中保存，要改善保管条件，勿使损坏。一时处理不完的，可先行封存，逐步进行处理。”第六条写道:“各炼铜厂、造纸厂、供销社废品收购站对于收到的文物图书一律不要销毁，应当经过当地文化部门派人鉴定、拣选后，再行处理。”为落实中共中央《意见》精神，北京市又从文物商店和中国书店抽调了120多人充实到文物图书清理小组。

　　查抄的铜佛、青铜器、字画、古旧书籍等大量文物，有相当一部分放进了仓库，另有一部分已经到了废品收购站。铜器一类的金属制品，有相当一部分已经送去炼铜厂，像古旧图书、字画属于纸类的部分，大都送到了造纸厂。

　　抢救这些珍贵文物，时间紧迫，必须抓紧时间分秒必争，把属于珍贵文物的东西尽可能地抢救出来。

　　这一重要任务落在了孙学海等人的身上。孙学海感到责任极其重大。他同一批文物工作者，首先要摸清的，是全市究竟有多少被查抄的文物。但是当时是“天下大乱”，一时很难查清楚，不仅一部分被抄的文物分散在各街道派出所，更糟糕的是，一部分文物已经到了废品收购站、造纸厂、炼铜厂，还有一部分散落在郊区各县乡镇。全市究竟有多少造纸厂、炼铜厂容易查清楚，可是究竟有多少废品收购站，就难查清楚了。孙先生具体负责分配人力，4个城区有仓库40个，如西直门教堂、法源寺、白云观、钟鼓楼、缸瓦市库房、观音寺、八面槽教堂等处，都放有红卫兵抄家的图书、字画、铜佛、硬木家具等等。工作量大，人手少，时间紧，为了争取时间，又申请招收了100名临时工，也归孙先生具体负责。他首先紧紧抓住抢救图书字画这一环节。老天有眼，老天帮忙，通县造纸厂正要把大量线装图书、字画等制作成纸浆，就在这个时候，机器突然坏了。好!天助我也，人不停机天停机，不停也得停，只好停产半个月。机器坏的是时候，孙学海先生高兴极了，趁这个大好时机，分配大家加班加点，拼命工作，从堆成山的废品中挑选出320多吨珍贵的线装书，花一毛二分钱一公斤买回。当时已经被化成纸浆的线装书究竟有多少，就难以说清楚了。把这320多吨线装书运到国子监孔庙入库，然后，抽出20多名(其中有从北京市戏曲学校调来的10多人)有些文物知识的文化人，又花了二年多的时间，从这320多吨线装书里进行精选，从中挑选出更为珍贵的图书、字画。比如，珍贵的宋版书《十三经》原来不全，又从线装书中找到了缺本，把难得的《十三经》给凑齐了。值得庆幸的是，还从中发现了赵孟兆页书法手卷一件、徐悲鸿的奔马一轴等一批珍贵的艺术精品。

　　属于铜制品一类的文物，如青铜器、铜佛、鎏金佛等等，大都送到了通县铜厂、宋庄炼铜厂、鸭子嘴金属提炼厂、广安门外铸造厂等地方。孙学海同清查组一起，从这些地方抢救出110多吨珍贵的青铜器。光鎏金佛就一万多尊，另外还有铜炉等。仅从通县铸造厂一处，就捡回鎏金佛26吨。在一个废品堆里，捡回了释迦牟尼8岁时等身上半身(下半身在西藏小昭寺)铜佛及造像。该造像是唐西藏松赞干布娶尺尊公主时从尼泊尔带入西藏的。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副委员长得知后，不仅把该造像迎进西藏，而且还拉回40多吨藏佛文物造像。从四川、甘肃等地的藏族同胞地区的寺院里破“四旧”拉回北京的佛像等各种藏佛文物，粗略统计大约有114吨。为了制止住这种破坏藏传文物的行为，孙学海于1969年，还特地到四川眉山等地进行过交涉，不要将当地的铜佛再运到北京、天津、太原等地。另外，还从广安门外铸造厂捡回了房山云居寺的三吨重的大佛、大钟寺里的10多只大钟。但是，已经被熔化成铜水的文物有多少，难以统计。孙先生看到这些已经被化成铜水的珍贵文物，只好摇头叹息。

　　孙先生为了把散失在远郊区县的一部分文物收回来，他用一年的时间，骑车跑遍14个区县，组织30多人，分成8个小组，以大队为单位进行挑选，然后集中送到孔庙文物大库房。

　　孙老先生至今记忆犹新:通过破“四旧”清理小组，从中捡回部分珍贵文物，属于书籍一类的，一角二分钱，属于铜器一类的，按三元八角一公斤收回。

　　■悄悄给“宝贝”登记造册

　　一些珍贵文物从废物堆里、造纸厂、铜厂里被孙学海等人抢救保护起来了，可是，这些中华几千年文明的结晶，却又被“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权贵们看上了。所以，在这里不能不提一提，一部分珍贵文物是如何被他们企图占有的，而孙老先生又如何动脑子想办法保住这些文物的。

　　众所周知，“文革”初期无政府主义盛行，社会很乱，众多的珍贵文物被孙先生等抢救回来后，其中一些极其稀有珍贵的字画、砚台、金石、善本图书等，被林彪、江青等大人物知道了，打着“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需要，很快便派人来看这些珍贵的东西，并且从中挑选出一部分精品中的精品，并交代说:“无产阶级司令部需要这些东西。”还说:“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是不会白白拿走的，给钱。”不是说给钱嘛，那好，孙老先生不光开出价钱，还进行了登记造册。来取东西的人一看价钱，就不高兴了，说什么:“你们对待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什么态度?!把价钱定得这么高，他们哪有这么多的钱呢!”没这么多的钱，还要拿走这么多的珍贵文物，又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不给又是态度问题。怎么办呢?他们又不想落个白拿的名声，还要尽可能的少付钱，那就只能是象征性的付点钱了。就这样，付给一点无所谓的钱，把一批珍贵的文物拿走了。来拿文物的人，可能考虑到将来会有朝一日再追回去，于是就企图不作登记，到时候即使查，也只能是说不清、查不清地一笔糊涂账，也就算了。来人不让登记，他们是打着“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旗号来的，谁还敢登记一个字呢!何况当时管事的领导军代表已经同意不作登记。可是，孙学海深知这批珍贵文物是国家的宝贝，对于国家的重要性，是绝不能被某些个人占为己有的。于是，孙先生自己已经悄悄作了登记。

　　粉碎“四人帮”后，这批珍贵文物大部分被收回。

　　■“文革”时文物清查小组在废品站拣选出的商代青铜盘，属一级文物

　　■文物清理小组的工作人员在废品站抢救铜器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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