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嘉庆、道光三朝从公元1736年到1850年，共经114年时间,占整个清代历史的近二分之一,是清王朝由鼎盛走向困境的重要历史时期。百年历史激荡，为今人留下了卷帙浩繁的文物藏品、书影旧照。朱家溍《明清帝后宝玺》弁言写道：“宝玺者何？天子所佩曰玺，臣下所佩曰印。无玺书则王言无以达四海，无印章则有司之文移不能行之于所属，此秦汉以来之事也。”此次北京保利秋拍鼎力推出的乾嘉道祖孙三代皇帝宝玺艺术专场，则画龙点睛般的聚焦其中身处权力顶端帝王之宝玺，以玺证史，凝结出高屋建瓴的历史画卷。

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

白玉御题诗“太上皇帝”圆玺

D4.6cm H5cm 估价待询

　　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白玉御题诗“太上皇帝”圆玺，整体呈圆柱状，顶部利用土红沁色浅浮雕双龙捧乾卦图案，印面朱文篆书“太上皇帝”四字。玺四周以拨划法阴刻乾隆帝《自题太上皇宝》御制诗。此玺玉质温润细腻，顶部钮雕及四周的御制诗文字刻工流畅精细，形态自然，是典型的乾隆时期的风格。这方宝玺在现藏于北京故宫的《乾隆宝薮》（乾隆御玺印谱）中有明确着录，经与实物比堪，无论是材质、体量大小，还是印文篆法布局都与该书中的记载完全相合。《清高宗实录》记载，乾隆曾在即位之初焚香默默祈祷上苍，若能像自己最崇拜的人——祖父康熙皇帝一样，享位达到六十年，纪元周甲，他就要传位于嗣子。实际上，直到乾隆三十七年（西元1772年）十一月他才公开提出此事。开始，他只不过是以祈求长寿，但几年以后，当归政和建储发生了联系，他才真正意识的自己当初的许诺意味着什么。但天子有信，出言必行。且禅让皇位，体现了乾隆对孝道的服膺和宣扬。作为一国之君，乾隆在“孝亲”上理应作出表率，许诺在位期限不超过祖父康熙皇帝，是他对皇祖的别样避讳与敬重。祖先所拥有的东西，作为子孙的应当全力避讳，康熙以在位六十一年而有“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之身份，乾隆自然不会超越祖父所保持的纪录。另甲为天干之首，子为地支之始，在中国传统干支纪年中一个循环的第一年亦称“甲子年”。甲子乃万年之始，恰合乾隆皇帝心意，其曾于乾隆八年（1743年）也就是甲子年的前一年，命唐英榷陶创烧万年甲子转心笔筒， 以达“循环如意，福寿连绵”的美意。于是乾隆六十年（西元1795年）九月初三日，八十五岁的乾隆皇帝召集皇子皇孙，王公大臣，宣布立皇十五子嘉亲王顒琰为皇太子，以明年为嗣皇帝嘉庆元年，届期归政。九月二十八日他又传下谕旨：“朕归政后，应用喜字第一号玉宝，刻太上皇帝之宝，即将御制《十全老人之宝说》镌刻作为太上皇帝册，用彰熙朝盛瑞。”此后，在乾隆皇帝授意下，内府工匠用不同的质地制作了不同尺寸大小的太上皇帝御宝二十余方，这些御宝目前绝大部分仍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通观这二十几方太上皇帝御宝，可以看出此方“太上皇帝”圆玺的特别之处。其一，特别的形制。乾隆绝大部分的太上皇帝玺都是常见的方形或长方形，象征大地，以代表对“王土”的统治，圆形的印面只此一方。古人以为天圆地方，以圆象天，始自上古礼天之玉璧、玉琮。乾隆帝有意识地刻制这种四字呈“十”字布局的圆形小玺，始自于他的“信天主人”玺，此后每遇重大事件，往往仿此而作一、二方，如“古希天子”、“五福五代”、“八征耄念”、“天恩八旬”等，从而形成了一个系列，此方“太上皇帝”圆玺便是此一系列中的最后一方，其玺顶为“乾”卦，“乾”卦为《周易》64卦之首，下乾上乾，又称“乾为天”，正是清廷以“敬天法祖”为训，皆籍来与天对话。法国吉美博物馆藏清乾隆时期宫廷画家钱维城所绘《乾隆皇帝像》中，此方宝玺被钤盖于乾隆头顶正中，其意义之重要不言自明。又此玺是少有的可供皇帝摩挲把玩的玺印之一，尺寸恰合，盈盈一握，天地尽在掌握。虽历经海外百年飘零，仍包浆凝厚，仿佛乾隆手泽犹在。其二，特别的材质。此方“太上皇帝”玺使用温润纯净的白玉刻制，整体呈圆柱状，上部做出土红色沁，显得古朴凝重，成为乾隆通常认为的“汉白玉”。经过如此的人工处理，使得此玺的材质与制作此类印玺惯用的“汉玉”材质相协调一致。乾隆的另一方与此极为相似的“古希天子”圆玺，是利用一件古玉轴头的上半部分刻制的。此玺在选择具体式样的时候似乎有意识地参照了这一用轴头刻玺的做法，有意配成一对。现“古希天子”圆玺已佚失经年，故此“太上皇帝”圆玺弥发珍贵。其三，特别的意义。此玺的纹饰和文字对乾隆帝而言是具有特殊含义的。其顶部所刻的双龙捧乾卦图案，乾隆时期不但将其刻成宝玺钤用，而且在同时期其它各类宫廷器物上也多有施用，成为乾隆帝的重要标志图案。而玺四周所刻乾隆帝的《自题太上皇宝》御制诗，是乾隆帝专门为刚刚制作好的“太上皇帝之宝”玺而作的，更是乾隆帝当时心态的真实反映。该诗作于嘉庆元年（西元1796年）新正完成授受大典，乾隆帝成为太上皇帝刚刚一个月以后的二月初八日。诗云“由古来云太上皇，徽称懿号谓非当。即斯六袠庆犹幸，加以双文愧莫遑。自问生平奚立德，永言绳继祝丕昌。窗明几净西铭读，恰合随时爱景光。” 尤其是诗的最后两句，表露出彼时乾隆帝的所思所想：在窗明几净的书房内，展卷研读宋代大儒张载著名的哲学著作《西铭》，发万物一体之微，体乾坤大道之义，默会前贤，追求人生的宁静与通达，享受晚年，这恐怕也是乾隆帝理想中太上皇生活的重要方面。而在此诗的自注中，乾隆特别提到他成为太上皇后，摒弃了例行的加上尊号等繁文缛节，只是“命镌太上皇帝之宝”作为自己这一重要人生转折的纪念。

清乾隆 钱维城《乾隆皇帝像》 法国吉美博物馆藏

　　作为乾隆帝太上皇时期的重要宝玺之一，此方圆玺经常钤用于内府收藏的书画之上，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唐代韩滉《五牛图》卷、晋代王献之《中秋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明代唐寅《品茶图》轴等均有钤此玺。另外，在一些宫藏古器物之上也刻有此玺。如台北故宫所藏年代为新石器时代末期至夏代的玉圭上就是如此。而且此玺往往与“古稀天子”圆玺共同出现，位置相互对应，似乎也可以证实前面所提到的这两方圆玺之间关系的可能性。

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

白玉龙钮“八徵耄念之宝”“嚮用五福”宝玺（一组）

2.7×2.2×5 cm 2.7×1.6×5cm

RMB 25,000,000-35,000,000

　　联袂登场秋拍的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白玉龙钮“八徵耄念之宝”“嚮用五福”宝玺（一组），这两方宝玺则是乾隆五十四年为庆祝自己即将到来的八十万寿而特别制作的。二玺在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乾隆宝薮》中有明确记录。将宝物与《宝薮》对比，无论是印材的质地、大小，还是印文的篆法、布局都与该书中的著录相吻合，显然这是当时专门为乾隆八旬万寿特别准备八套组宝中的一套。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在乾隆帝看来，纪年五十五年又恰逢八十整寿，实与天地之数自然会和，是昊苍眷佑的结果，值得大庆特庆。因此早在乾隆五十四年的中秋，乾隆帝就开始了对庆典活动的筹划，而制作相应的宝玺则是活动筹划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事项。乾隆认为箕子所陈洪范九畴是“万世帝王制治之源……无一不关于为君者之一身一心”。而九畴中第八“念用庶徵”与乾隆当时的想法正相一致，于是据此拟定“八徵耄念之宝”的宝文。乾隆五十五年新正在重华宫举行的大型茶宴上，乾隆帝与廷臣及内廷翰林之间的联句就是以“八徵耄念之宝”为题的。乾隆帝自己也屡次提及八徵耄念之宝的制作情况。需要说明的是，“八徵耄念之宝”只是一方主宝。除主宝之外，乾隆帝还同时选取另外两种宝文，刻制成副宝和引首，与主宝相配，成为一组。其中副宝为“自强不息”，引首为“嚮用五福”。乾隆帝在《八徵耄念之宝联句》序言中特别谈到了这三方宝玺的关系：“得寿偕宣鼓之成，计字协义爻之画。引之嚮用，副以健行。佩押纽以交龙，座侑觴而称兕。”表明他在归政之前不敢稍存懈怠，以天下百姓为念，孜孜求治，勤于政事的意旨。

　　乾隆帝于乾隆五十四年拟定了这三方宝文之后，即开始了大规模的制作。仅乾隆五十四年一次就制作了八徵耄念之宝组宝八套之多，而且工期只有短短的两个月时间，可以想见乾隆帝当时急迫的情状。这两方宝玺是由当时制作御用宝玺实力最雄厚的苏州工匠完成的，尽管工期很短，催之甚急，但雕刻却一丝不苟，精准到位，显示出制作者娴熟的技术和高超的水准。

　　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初一，做了六十年皇帝的乾隆皇帝宣布归政，禅位于皇太子颙琰，嘉庆朝由此开始。嘉庆继位后并不能独断朝纲，当了太上皇帝的乾隆仍掌握着最高决策权。这种特殊经历，使得嘉庆很难摆脱乾隆时期形成的定式。乾隆时期的一切似乎都以其惯性在嘉庆朝向前滚动，这种惯性在嘉庆一朝的艺术品中有着不折不扣的表现。

清嘉庆 青花矾红描金云龙纹“懋勤殿”玺印盒

“大清嘉庆年制”款    D23cm

RMB 6,000,000 -8,000,000 

　　清嘉庆青花矾红描金云龙纹懋勤殿款玺印盒，扁圆形，子母口，圈足。盖面及器壁淡描青花祥云纹为地，其上各绘两条金彩三爪行龙飞腾于云海之间。底足内施白釉，书“大清嘉庆年制”青花三行六字篆书款。盒盖面正中金彩方框内署“懋勤殿”金彩三字，乃用金粉制成的液态金在瓷器釉面上描绘花纹、镶边或铺金地，经高温烘制后小心打磨而成。此印盒描金艳丽深沉，为御用的特殊金色“佛赤”，乃纯金粉拼入紫铜，呈色故而更为典雅沉稳。整器制作工艺精湛，应为嘉庆四年前太上皇训政时期的作品，釉色秀丽，描金精绝，是清代金彩瓷器中所见最为灿烂的实物，富丽的华美尽显乾隆御窑遗风，当为嘉庆御窑早期上乘之作，格调不凡。此件印盒当为嘉庆时懋勤殿内所陈设的御用文具，百年颠沛流离后经1968年在英国东方陶瓷学会展及1976年纽约苏富比拍卖，再次为世人所知。现北京故宫博物院亦藏有同样清嘉庆懋勤殿款龙纹印盒一只，虽残损严重，却可与此印盒互为印证。因为实用器，存世量极罕，本盒能以全美流传至今，殊为难得。故宫所藏印盒盒内还残存有当时用过的朱砂印泥，可想见当时御用情状，且是盒盒体直径逾20厘米，常见玺印盒直径多为5.5~12.5厘米厘米，其宽大扁圆使内盛印泥平浅，尤其利于大型玺印的钤用。

　　清宫宫殿在存放帝后宝玺方面可谓各有侧重。交泰殿专门保存国宝，寿皇殿专门贮存前朝不用宝玺，而懋勤殿则存放当朝正在使用的宝玺。懋勤殿建成于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秋，为乾清宫西庑小殿，藏以书史。清代沿明朝旧制，“取懋文勤武之义，故以贮典籍文房”，并为懋勤翰林待值处。除书籍之外，还贮藏有书画、文房四事以及赏赐记录等。“凡图文翰墨之具皆贮焉”(《日下旧闻考》)，其中当然也包括皇帝钤用之玺印。据沈初《西清笔记》卷四记载：“御用铜、玉、冻石印章，皆贮懋勤殿，有《宝薮》一册，每遇御笔书画发下，用宝诸臣择印章字句合用者，位置左右，以令工人”。又据《国朝宫史续编》：“嘉庆间《宝薮》一册，所载宝玺多至九百余方，贮懋勤殿”。在清代，每当内府书画鉴定之后，都要将其交到懋勤殿用宝。自乾隆九年起，乾嘉两代命翰林在懋勤殿中编修《石渠宝笈》、《天禄琳琅》、《秘殿珠林》、《西清古鉴》等书，“出秘藏古书画于懋勤殿，命翰林等评定甄别”。凡被编录整理的清官所藏书画，都要由负责此项任务的词臣，在懋勤殿内根据皇帝或自己与皇帝的鉴定、探讨的结论，奉命在其原件上钤盖皇帝宝玺。尤其是乾隆皇帝，好大喜功，喜欢炫耀的性格使其几乎无书不盖，无画不钤，成为在书画作品上留下印记最多的皇帝。乾隆皇帝有诗云：“懋勤笔砚例恒随”，正是对懋勤殿在盛世文化整理盛举中作用的记述。尤其是《石渠宝笈》三编的编纂工作始于乾隆五十八年，成于嘉庆二十一年，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清明上河图》，即始载于此。可以推想，成书于嘉庆年间的《石渠宝笈》三编上的玺印或许很多就是使用本印盒承以印泥钤盖的。

清道光十一年（1831年）

白玉御制文“慎德堂宝” 交龙钮宝玺

11.5×11.5×10cm 估价待询

　　清道光十一年（1831）白玉御制文“慎德堂宝” 交龙钮宝玺，印钮圆雕双龙，一龙身雕两龙首，两首向背而吼状，龙须上卷，四龙角向后呈相连式，伏在其印背上，四爪粗大有力，紧抓印台顶面，雕工精细，立体感强。。印台采用加诗文的高级制式，，四周浅刻填金道光御制《慎德堂记》，落款为“道光十一年岁次辛卯季春月御制”， 可知此玺制作正为慎德堂建成是年。钤“道”“光”连珠印，此道光连珠玺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可为印证。印文为阳文玉箸篆“慎德堂宝”四字。因宝玺印用新疆和阗玉，其质地致密坚硬，不易雕琢，因而采用乾隆时期大盛的 “平刀直下”的特殊篆刻技法，用短程碎刀连续切成文字，一步一个脚印，犹如书法中的涩笔，表现出遒劲凝炼、厚实稳健的气象。钮系黄色丝绶，绶穗头部的纹饰及固定打结的方法也与清代大型皇帝宝玺的做法一致。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道光帝行乐图》和《喜溢秋庭图》，描绘了道光皇帝在慎德堂内微澜不惊的闲逸生活场景，均钤此“慎德堂宝”印，由此更可见此宝玺与道光皇帝之息息相关和地位之重要。

清道光《喜溢秋庭图》 故宫博物院藏

　　观此白玉御制文“慎德堂宝” 交龙钮宝玺，玉质与乾隆时期白玉玉玺的料质极为相类，应采用乾隆朝储备的和阗玉料制成。然其体量超过雍正、乾隆皇帝的多枚玉玺闲章体积，无论在当时还是古代与现代都是弥足珍贵的宝物，折射出无比雍容华贵的皇家气派。但是在道光帝“崇俭去奢”的施政治家思想下，为何会如此不惜人力物力为此一玺？除了慎德堂在道光帝心目中地位重要之外，通过此玺，我们可以更深层次的理解道光皇帝的内心世界。道光美学最受人称道之处，即是一反前朝追求艳丽之风尚，以力戒奢华开拓出雍正以后少见的幽静恬淡美学新境界。如道光皇帝的陵寝慕陵，虽其亲自对此龙泉峪万年吉地工程作了具体的规划，下谕旨缩减建制，然而整个陵寝工程完工后，共耗白银二百四十多万两，比乾隆皇帝裕陵还多花了三十七万两，比之后的慈禧太后东陵，亦多花了十三万两。考究可知，慕陵隆恩殿和东西配殿的木架构件均为名贵的金丝楠木，且殿内天花板全由楠木采取高浮雕与透雕雕刻成龙戏珠纹，以雕刻每条龙需上等精巧刻工雕半月来算，约需三万多个雕刻工时，耗白银三万两左右。这令人惊异的讲究与精致，淡雅的色调，清新的铺陈，皆成就出道光一朝美学的不凡品格——复杂的制作工艺绝对经得起推敲，材质必定稀有考究——从某个角度看，这也正是东方皇室贵族御用品的精髓所在：品质大于外表。

• 推荐关键字：宝玺艺术专场
• 收藏此页 | 大 中 小 | 打印 | 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