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合村?上哪儿找去，全拆了!”一位村民诧异地反问记者。

　　今年，作为北京市50个挂账整治督办重点村之一，北京通州区宋庄镇六合村，这个曾居住着几十位画家的村落，在前些天彻底消失。不久的将来，六合村的村民将全部搬迁上楼，而租住在此的画家们，也会纷纷转至其他村庄。

　　过去一年，通州的拆迁和建设力度，创出了史上唯有的“通州速度”，但按照通州新城规划，很多地块将在明年上市交易，留给土地一级开发的时间已然不多。

　　宋庄镇镇长潘月东，近段时间的工作重心始终在拆迁上。宋庄六合村地块，正是未来通州新城运河核心区一角。为此，通州区政府每周都召开例会，专题研究拆迁进度，一批商业地产项目，已经聚焦这里。

　　副中心的压力

　　8月份，北京市政府正式成立“通州新城建设领导小组”，这意味着，政府报告中提及的“下更大决心聚焦通州”，进入了操作阶段。9月6日，北京市政府18个职能部门负责人组团到通州现场办公。

　　通州区的一位官员称。“所有涉及通州新城建设的，实行一条龙解决，尤其是发改委、规划、国土等部门，集中办理项目审批手续，这个力度前所未有。”

　　这一天，新华医院等20个项目进入了北京市级绿色审批通道，这意味着，15个政府部门会同时办理项目审批手续，审批时间由原来的220个工作日压缩到40至80个工作日。

　　“北京市虽然没有硬性的工作指标，但要求很明确，我们感受到的压力很大。” 通州市投资促进局副局长吴涛说，北京市各部门集中解决通州新城的建设问题，可能会成为一种工作机制。这是从没有过的，北京用行动表现出了对通州的重视。

　　事实上，通州新城规划，在几年时间里数易其稿，规格不断提升，北京市对通州新城赋予了世界级城市的定位。北京市发改委牵头制定的《加快通州现代化国际新城建设行动计划》，给予了通州全面、系统的支持。这让其他区县，难望其项背。

　　通州区区长岳鹏曾表示：通州新城被视作独立城市，比上海浦东新区的建设标准更高。事实亦如此，通州新城的规划采用了低碳、环保标准，而国际上将此做为强制标准的，尚无先例。

　　不过，分析人士认为，与上海浦东新区和天津滨海新区相比，通州新城没有上升到国家战略，其经济发展的自主性要逊色很多。通州新城在北京市的战略地位，已仅次于中关村。北京市级层面的领导小组，是在不改变现有行政体制的前提下，整合动员北京市的政策资源。

　　“这只是一种探索，究竟能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有待检验。”北京社科院副院长、经济研究所所长赵弘认为，作为北京的副中心，通州新城要承载北京市的职能，行政办公、商务办公、还有相应的公共服务功能。

　　“既然是北京的副中心，就要跳出通州，以更高的层面来推动通州新城建设。”赵弘认为，现有的支持政策，突破并不大。市级领导小组的协调机制，是一种有益的探索，作为区一级政府来说，审批权很有限。

　　现实情况是，通州区的教育、医疗、城市环境、社会管理全面滞后。因为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还不成熟，在吸引500强的企业入驻时，倍感尴尬和无奈。中国艺术品产业博览会本来将于今年举办，但因为基础设施建设还没有到位，只好推迟。而北京儿童医院新址也落户于两广路上，因为两广路建设的迟滞而延后。

　　产业转移大考

　　在诸多业内人士看来，通州的经济规模，始终处于起步阶段，通州建设现代国际新城，似乎“就是建房子”。过去几年，通州倾力于房地产开发，在产业规划和产业培育上，已落后于大兴、房山、昌平等新城区域。很多产业的关联性不强，不成规模，不成体量，基础设施脱节，交通潮汐现象严重。

　　“通州引入产业的进程决定新城的未来。”中原地产华北区域董事总经理李文杰认为，一段时间以来，通州依旧是房地产业一枝独大，产业转移进程缓慢。通州的房地产，大多属于低端的住宅房地产，短期内集聚了大量的人口。

　　“一条腿长，一条腿短，通州一直在跛脚走路，城市功能很不均衡。”北京社科院副院长赵弘说。

　　在通州的运河核心区，规划了大量的商业地产项目。目前已有和记黄埔、上海实地、香港南丰、华润置地等一批商业地产开发商，对运河核心区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已经洽谈的差不多了，接近签约。”吴涛说。对这些地产大鳄来说，通州新城未来的发展潜力，代表着运河核心区的土地升值空间巨大，通州将招商重点锁定为国内外的企业总部、世界500强企业总部。

　　“在吸引企业总部入驻方面，通州与朝阳、西城相比，显然并不具有优势。”一位金融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通州的优势是未来的发展潜力。20年前，朝阳区的大北窑也不过是个荒芜的地方，但现在已经成了寸土寸金的CBD。这些大的企业和开发商，对运河核心区的重视，正是以这样的眼光来看待的。

　　“大量商业地产资本进入，是把双刃剑，通州应该做好顶层设计。”令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经济研究所所长赵弘担心的是，商业地产的涌入，可能会短时间内抬高地价，反而提高了中小企业进入的门槛，失去了通州所具有的地价和房价优势。

　　人口转移与产业转移显然遵循着不同的规律，在通州，这样的差别非常明显。赵弘分析，依靠住宅开发，通州短时间内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而产业进入却很缓慢。没有城市功能的完善，没有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产业转移受到了极大制约。对于企业来说，转移是事关企业经营的大事，不是靠着一两条产业政策就能改变，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当不转移的运营成本高于转移的运营成本时，转移才会真正实现。

　　此外，通州的诸多产业规划，还将面临着其他区县的激烈竞争。

　　今年，通州的全球招商之旅已行程过半，先后到访了法国、意大利、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家。年内，通州新城还要去美国、欧洲等地进行推介。在法国巴黎，通州重点推介了宋庄文化创意产业项目，希望将国际知名的艺术品拍卖公司引入通州。

　　而现在，石景山区正在打造文化旅游区和文化创意产业园，动漫产业已成规模。而朝阳区也在不久前发布了“十二五”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规划，未来5年，朝阳区将投资500多亿元打造文化传媒、广告会展、艺术品交易、文艺演出等产业。

　　“通州与其他区县之间的定位交叉在所难免，这就要做好规划，错位招商。”吴涛说。无论从规划定位，还是从招商层面，通州区政府机构与朝阳区也多有沟通协商。

　　行政体制待破题

　　根据通州“十二五”规划，通州区将也力争使潞城、永顺、梨园、宋庄、西集、张家湾、漷县等乡镇的税收，均实现过十亿的规模。为此，通州每个镇都制定了自身的发展规划。例如，在“十二五”期间，作为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的宋庄镇，将加速城市化、集聚高端产业，力争到2015年税收达到30亿元以上。以运河核心区为中心、宋庄、西集、漷县、永乐店、马驹桥五镇，将形成对运河核心区相拱卫的发展格局。

　　而这几个经济规模日益雄厚的镇，将成为通州城市化的又一考验。这些乡镇，无疑已进入快速城市化的发展轨道，高楼大厦成片相连，但在管理上，仍维持乡镇的行政体制，各自为政。

　　“通州新城的城市化管理体制，亟待探索创新。可以说，理顺体制，甚至比基础设施建设更急迫。” 赵弘说。这需要北京市层面的顶层设计，把管理的体制和机制设计好，进行稳步地开发。

　　在现有的行政管理框架下，村委会也拥有很大的权限。有一次，赵弘去慕名考察一个大力招商的总部基地大楼，去了才发现，这是一个村委会集资兴建的总部基地大楼。项目从外观、内部设计到装备，都达不到要求，自然很难招商，但在主导这片土地的发展上，村委会拥有很大的自主权。

　　事实上，街道办事处是政府派出机构，主要承担公共服务功能。乡镇却是一级政府，负有经济建设重任。通州区政府的一名职能部门的官员称：“乡镇的权力很大，能够决定一块土地是否出让，有时，我们上级职能部门也很难协调。”

　　在乡镇之间的利益纠葛下，城市空间规划会碎片化，形不成统一的管理体制。用乡镇的管理办法，推进城市化，而且是快速的城市化，会出现问题。

　　“要打破这种行政管理体制，就是撤乡并村。”赵弘说。通州区的某些村，形态上早已成了高楼大厦、农民也都上了楼，但村委会的建制却还在。只要村委会机构还在，就有谋求利益的冲动。如果一个企业要入驻，还要和村长谈判，满足所在村庄的利益。

　　赵弘说，通州要建设世界级城市，最紧要的，是破解行政体制束缚，让农民通过土地产权获得资本收益，迅速的实现城市化。

　　事实上，很多房地产开发集团，也进行过尝试，几年前，来自福建顺华集团在开发杨庄时，便采取了所谓三三四的模式：土地获取通过土地资产化的形式来实现。也就是杨庄村将合作用地及地上附着物进行评估后，30%用于解决农村人口养老医疗等保险费用、30%作为村集体预留管理、40%作价入股与顺华集团组建股份公司。

　　此举虽然实现了资产化，但拥有极大权力的村委会仍然保留，并收获了巨大的土地收益，却难以提供城市化的公共服务。

　　此后，在整个通州区，土地资产化并没有形成主流，村委会却始终存留。在高档住宅小区旁，村委会大楼常相伴左右。宋庄六合村，房屋没有了，变成一大片空地，村委会却作为利益相关方，实实在在地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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