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鲁画像

　　本刊  阎 正

　　(接上期)石鲁来了

　　一九四八年四月，在全国各个战场我军取得节节胜利的捷报中，延安从胡宗南军队手中光复了。

　　许多机关、学校纷纷迁回离别经年的圣地—延安。

　　《群众日报》社回到延安后，增加出版了《群众画刊》和《群众周报》，组织决定把石鲁调来搞美术工作。今非昔比，石鲁已经是在边区以及苏联都颇有名气的画家了。不过报社的同志大都是只闻其名，未见其面，还不认识他。

　　不久，石鲁来了。这是一个满头黑长发、见人就笑着搭话的青年人，那时他刚刚二十九岁，风华正茂，却没有一点点画家的架子。

　　领导把他分到了张光等人的办公窑，因为一时腾不出宿舍，几个人将就着在办公室后面给他搭了一个床，床腿用半截砖头垒起来，床板是用七长八短的几十块木板拼凑成的。好在他的行李极其简单，简单到有些说不过去—一床旧被、一个布做的深口袋背包，就这些。如此一来，已经非常简易的床，仍然显得空空荡荡。张光试探地问：“这就是给你的宿舍，满意吗？”

　　石鲁学着陕北腔答道：“还要个甚？这就对！”

　　从那表情神态来看，他简直满意得很。没在延安生活过的人，是无法体会到经过极艰苦的战争奔波，能有这样一个安静的可以睡觉的地方，的确是最大的享受了。

　　石鲁的工作任务是给报刊画画，画插图，制作刊头，写美术标题字。张光那时编《群众周报》，是个只有十八岁的毛小子，但“军中无大小”，他经常给石鲁下“命令”，要他必须在什么时候画好一张什么画或什么刊头，石鲁则是有令必行，每次他都按时间、按要求完成任务，从未耽误过报纸刊用。时间一长，张光着实过意不去，感到有些太委屈他这个画家了，歉意地说：“整天光叫你画这些小零碎。”他却满不在乎地答道：“这比拉洋片更有意义，宣传面广。假如你们不要我画了，我就再去拉洋片！”

　　石鲁的诚恳诙谐，把大家都逗笑了。

　　这期间，他也趁一切业余时间忙着搞创作，有个星期天他勾一幅画，草图勾得比较得意，忍不住又唱起了他自己的那种南腔北调。其他加班的同志听着那忽而陕北忽而四川、不伦不类的发音，憋不住都笑了。有个小青年逗趣地拍着石鲁的肩膀说：“老石，你以后唱歌先打个招呼，叫乡亲们把毛驴拴好！”

　　“嗯！”石鲁一时没听懂。

　　“不拴好呀，你一唱就把毛驴吓跑了！”小青年话没说完就笑翻了。

　　石鲁故意不笑：“没有欣赏水平，你不懂！”

　　旁边一位大姐却替石鲁打抱不平：“你别看他唱得不怎么样，可我听着可唱得挺有感情！”

　　石鲁高兴了：“怎么样，我不信就碰不着一个知音！”

　　那位大姐没领情：“拉倒吧你，就别摇头晃尾巴了。”

　　这一回才真的全屋哄堂大笑起来。

　　石鲁来了，带来了艺术，带来了欢乐，也带来了刻苦的精神，带来了革命的友谊……

　　画模特儿

　　正值豆蔻年华的石鲁，为了寻找艺术的真谛，为了自己的创作能得到人民的真正喜爱，每日贴身总带着一个本子，随时随地停住脚步写生，画所能见到的人物、风情，不过那时也只能画这些，想画人体素描什么的，就绝对找不到模特儿了。

　　盛夏的一天中午，休息时间，张光撺掇着去延河游泳，石鲁和诗人李季、闻捷等人结伙去了。大家走到河边，脱巴脱巴都跳到了水里。不一会，张光嫌凉，先爬上河岸晒太阳，泡在水中的石鲁心头一动，也跟着爬上了岸，他要张光给他摆个姿势作模特儿，张光不屑一顾地撇着嘴：“哼，叫我给你当模特儿？异想天开。”石鲁不甘心地死缠活缠，一口一个小弟弟、老弟弟地苦苦哀求，张光任他喊出大天来，就是不干。石鲁没辙了，又恳求走上岸来的李季、闻捷替他帮腔。李季看了张光一眼说：“臭小子，又不是大姑娘，有什么不好意思。”闻捷故意拉起陕北腔唱到：“娃娃勤，爱死人。娃娃懒，狼叼没人管。”张光执拗不过，只好摆开姿势让石鲁画了。这一来可麻烦了，从此每逢游泳过后，石鲁总缠着要画上一张人体，张光既有先例，也无法再拒绝。常常在烈日底下，一画就是个把小时，石鲁晒得顺头流油，张光心想：你脑袋晒崩也活该，谁叫你没事找罪受？只是自己也晒得头昏脑胀，就太倒霉了。万般无奈下，他游泳时总是躲着石鲁走，但又如何能躲得了，只要被石鲁发现，总要像抓壮丁一样把他抓回来，然后规规矩矩给人家摆上姿势。有时为了稳住张光，石鲁就会挤眉弄眼逗乐子，让他开心。他三下五除二勾一幅捎带之作，把李季、闻捷画成半人半兽的漫画，叫人看了笑得前仰后合，直不起腰来。

　　一个画家想画一个模特儿竟这样不易，然而石鲁和闻捷、李季这些后来雄踞画坛、文坛的大师们纯朴得近乎天真的友谊又是那样令人感叹不已。他们除了工作还是工作，连休息时也不肯放松，相互之间是那样地相亲相爱，情同手足，在艰苦的环境当中，这些生活的小插曲在今天看来就显得太珍贵了。

　　我可以给他当一个副手

　　大西北解放了。

　　党把团结陕西和西北美术界，发展西北社会主义美术的重任交给石鲁。他没有辜负党的委托，在团结党内外艺术家方面，用行动证实自己是一个心地光明的共产党员。

　　在西北文代会筹备期间，石鲁被选为西北美术工作者协会主任，这也正是原来组织上的安排意见，但石鲁却不同意，他极力主张由著名老国画家赵望云担任西北美协主任这个职务，他的意见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提出的。他热情诚恳地对党组织谈了胸怀磊落颇有远见的想法：“赵望云先生很早就在西北一带卓有声望，而且又是无党派民主人士。由他出面组织西北五省美协，不但可以使赵先生心情舒畅，而且还可以用赵先生的影响去团结更多的党内外画家，至于我个人，可以给他当个副手。”

　　组织上接纳了石鲁的意见。不久西北美术工作者协会领导名单公布了，赵望云为主任，石鲁为副主任。知道内情的人，无不为石鲁的谦让精神所感动。

　　个人名誉地位和党的伟大事业来比，永远是微不足道的。嗣后成立的中国美术家协会西安分会，石鲁仍然把赵望云先生推到主席位置，他仍屈尊为副。赵望云生前三十年里，他们有过意见分歧，甚至是激烈地争论，但那都是为了美术事业。而在美协里，石鲁始终坐着第二把交椅，全心全意地拥护赵望云的工作。

　　如果把美协比作一支军队，赵望云是军长，那么作为党组书记的副军长石鲁则是他的政委。权且把他们比作一文一武的话，他们三十年的协同作战，配合得是那样和谐有力，战果辉煌。

　　赵望云的作品在艺术上炉火纯青，但其在语言表达方面却多有不足，每逢会议上这种时候，石鲁总是站出来打圆场。他独到的见解，精辟的立论，通过他夺人的口才阐述出来，常常博得全场以及赵望云先生的喝彩。

　　投桃报李，诚挚必然换来友谊。赵望云也同样在原则问题上支持石鲁。

　　建国初期的一段时间里，美术界民族虚无主义思潮盛行，不少人认为中国画是封建士大夫阶级的产物，不能为无产阶级服务。赵望云先生和石鲁一起，对这种虚无主义思潮，进行了坚决的抵制，他们在北京成立“国画院”之后，也积极在西安成立了“中国画研究会”，招纳了一批社会上的老国画家，并以身作则地通过学习革命文艺理论，鼓励大家把传统的技法，运用于反映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当中，因而出现了不少优秀的新国画作品和年青的国画爱好者，为中国画的继承发展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十年浩劫中，赵望云先生被迫害致死，石鲁悲愤万分。虽然他自己也身陷囹圄，朝不保夕，但却一无顾忌地奋笔书写了“艺高人生，尊美重德”的挽联，推崇赵望云先生为“一代大师”，并把它献在赵先生灵前。

　　直到赵望云先生故去之后，中国美术家协会西安分会重建改为陕西分会的时候，石鲁才责无旁贷地走上了主席的位置。

　　未几，石鲁也跟着赵望云先生走向了那个每个人都会去而且永远也不能回来的地方。上苍有灵，想是要将他们的诚挚友谊延续到茫茫天国吧。

　　赵望云先生的夫人杨素芳女士率他的四个儿子，也把素洁的花圈献到了石鲁遗像前，挽词上写：

　　生前协力，死后更是忘年友，

　　相继有人，兰芷蓬勃砺丹青。

　　他采用了一种车轮战术

　　建国初期，石鲁还肩负了创建《西北画报》社的任务。

　　平地起高楼，工作的繁重自不待言。找房子，调人员，安排食宿，乃至设计封面，组织稿件，联系印刷厂……身为社长的石鲁，无管巨细，事必躬亲。白天他不停地奔波，晚上便坐下来和编辑们商讨每一幅照片、文字、画稿，研究版面的组合。他常常是揉着惺忪且布满血丝的眼睛和同志们熬一个通宵，早晨抓起毛巾擦把脸，返身又跑他白天该跑的事情了，他哪里是在工作，分明是采用了一种车轮战术在拼命！

　　环境变了，地位变了，他依然是延安时代的老样子，不修边幅，没有架子，对上对下一视同仁。在编辑室的日日夜夜，他经常和编辑们共桌而眠，多好的桌子呀！又清凉又方便，困的时候倒头往上一躺，睁眼一醒不用叠床就能工作。要什么松软的褥子、被子，顶多横身搭一件外衣就足以挡寒，真冻醒了也是好事，马上又可以接着再干，也省得睡过了头没有人喊。多少年后，和他当时一块睡过桌子的张建文先生还感慨不已，百般留恋那苦中带甜的生活。

　　他提携后进，像兄长一样关怀着每一个青年的成长。他手把手教过农村来的杨志印画画，使这个农民儿子竟能在半年时间就创作出了平生第一幅年画，石鲁积极给予肯定，并及时批给画报发表。

　　但他对稍有些绘画基础的青年要求就又是另一种标准了。在审阅一套连环画《人民代表庞大娘》的时候，他指着其中的一张对作者何伯正问道：“这张画的说明词是庞大娘带领居民清除街巷粪便和垃圾，你怎么没有画出粪便和垃圾的脏臭气味？”

　　何伯正茫然了。他有些莫名其妙：“画面上可以画出线条，可以画出色彩，难道摸不着看不见的气味也能画吗？”

　　石鲁做了个姿势补充说：“在这劳动的人群里，画一两个人捂着鼻子干活，不就有脏臭气味了吗？”

　　“这浅显的道理我怎么就没想到。”何伯正经石鲁提示，心里顿时豁然开朗，他不仅改好了那张画，而且从中悟出了正确的创作方法：捂着鼻子干活是脏臭这个具体环境在人精神上的反应，而在画人时，抓住人的精神去塑造人物形象，不就反映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了吗？

　　石鲁在以后谈创作时，还谈到过这一问题。他说：“求形易，求神难，形神兼备更难，这是美术界平时肯议论的问题。我认为神是魂，形是貌，以神造型才能得到形神兼备的效果。唐代名画家韩为赵公画像，只空得赵公状貌，而周却兼得性格。这就是不同方法得到不同艺术效果的最好例证。”

　　石鲁向来不做空头理论家—嘴皮上高谈阔论，现实中一无所有，他不是这样。他所以为人师表，正由于他的行动多于他的语言。

　　《西北画报》创刊号问世以后，画报社的工作逐步走向正轨，石鲁也渐渐腾出手来，迅速投入了自己的创作，不长的时间，他画出了《幸福婚姻》《群英会》《巧女绣花山》……

　　作为美术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以及领导工作者，综合在他身上概括为一个实干家。各种各样的担子压在他肩上，他以非凡的驾驭工作的能力，显示了它卓越的才华。

　　“我们都立刻去自杀吗？”

　　一九四九年冬季，西北美协增添了新鲜血液，一位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报到来了。他憨厚质朴，落落寡言，当时没有人会注意到他，但没有多久，他就像掸去尘土的珠玉露出了光芒，后来竟成了“长安画派”的主要画家之一，这个年轻人便是方济众。

　　方济众属内向性格的人，石鲁对他的印象是：稳健、勤奋、肯动脑筋。说他肯动脑筋并不局限于他的美术创作上，而是无论哪一方面，方济众总有他自己的认识，不管对也好，错也好，他想到的问题总能直言不讳地讲出来，即使争议也不轻易让步，逢到这种场合，他就不再寡言，常常言辞变得锋利而尖锐。

　　有一天闲聊之中，说不清从哪里开的头，扯到了对“世界末日”的看法，方济众谈了他的认识，石鲁不同意，初生牛犊不怕虎，他针锋相对和他的领导争论起来。

　　那是他刚刚参加工作的第一个春天，三十二年来他所以记忆犹新，正是由于石鲁严格认真地从思想政治上关心同志的健康成长，给他留下了勒石刻字般的深刻印象。

　　他回忆起这一段争论的大致情景：当时他说：“既然任何事物都不可避免消亡，地球也总有一天会毁灭，那么人类所从事的一切努力，还有什么意义哩？”

　　石鲁轻轻一笑，没有嘲笑他是一个颓废派，一个基督徒，甚至是一个不可救药的蠢人，仍耐心地对他说：“人类社会是变化发展的，人类正在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去能动地改造世界。”

　　方济众仍然不能接受，总是固执地坚持一点：“世界终究是要毁灭的，人类的一切努力都将是无益的。”

　　争论显得有些僵持了，石鲁发现一时说服不了对方，只好风趣地将他的军：“那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哩？我们都立刻去自杀吗？都不要吃饭，都不要做事吗……一切都要从现实出发，不能从空想到空想，科学是一步一步来解释人生之讳的，要从整个人类的努力来看整个世界。”

　　他无言以对，只好勉强接受了石鲁的观点。

　　时隔若干年后，卫星上了天，加加林从太空返回了地球，方济众早已淡忘了那场争论，而石鲁却忽然旧话重提了：“我们这一代人还没把路走完，别人就从天上回到了地上。事实会证明，人类是有希望的，关键是科学技术掌握在谁的手里，你应该好好地、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真正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科学的思想方法。”

　　石鲁的重新提醒，使方济众永不再忘记那场争论。(未完待续)

• 推荐关键字：“画家”
• 收藏此页 | 大 中 小 | 打印 | 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