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损的古画在修复中
送到上海博物馆接受“手术”的书画残片
本报8月22日刊登《妙手修古画精心觅国宝》一文,邱锦仙在大英博物馆修复古画的传奇经历引起很多读者的兴趣。有读者来函关心,中国古字画在国内的修复境况如何呢?记者昨日走访了上海博物馆文物修复研究室古字画修复部,邱锦仙的师兄妹们在这块领域耕耘,凭着巧夺天工的技艺和辛劳的汗水,铸起了在中国古字画修复领域的金字招牌。中国古字画的修复事业,个中价值也越来越受到专业学府的认同和重视,装裱人才的培养正在起步。
“求诊”文物排长队
上海博物馆文物修复研究室,艳红的桌子上铺着修复中的半成品。小桌8尺长,大桌一丈开外,如果遇到“大块头”的字画,就将这些“手术台”三三两两地拼接起来。据了解,由于修补任务过于繁重,不少受损的字画多年前就开始排队“求诊”,厦门博物馆送来的古字画是2005年登记的,终于在今年上了“手术台”。每一幅字画的修复都不得鲁莽冒进。上海博物馆文物修复研究室副研究员诸品芳透露,大约一年时间只能修复近50件馆内字画,中间还要接受“外单”,为国内的兄弟博物馆、外国博物馆办展而赶工。
画面上的破洞都需要装裱师一一填塞。选配的补绢,质地、颜色都要和原作画芯极端接近,有时候没有合适的“补丁”,便要自己动手染托纸色。揭开旧背纸、做洞口、揭水油纸、除浆等等,依次的工序一共有20多道。选择纸料和绢料考验修复师的眼光,补色则考验修复师的技术——在缺损处画上与原作意境相同、珠联璧合的补笔,让画作的完整感欺瞒住大众的眼光,甚至天衣无缝得蒙住内行。“除非整体缺字或缺了印章,我们才会留白,否则文物再破再烂,我们也有修复的把握。”
记者看到的《明代无款梅竹双鹤图》是几年前为南京大学装裱的,修旧如旧,焕然一新,没有突兀感。如果不是实地探访,光看新老照片,只以为这样的技术肯定是电脑PS的。
相关专业在升温
邱锦仙至今已在大英博物馆工作23年了,她本计划在明年退休,但现任馆长麦格雷格对她说:“你还能工作20年。”虽为戏言,但反映出该领域人才在全球范围内的紧缺。
邱锦仙告诉记者,当年为了培养接班人,上海博物馆1972年从南汇的农场招收了30名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她是其中之一。这一年10月,一共6人被分配进入装裱部,从即将退休的师傅手中继承修复字画这门手艺。这6位学徒撑起了国内中国古字画修复的大半片天空,现在上海博物馆留守3人,像邱锦仙这样目前在国外博物馆工作的有3人。
有人做过计算,如果按照目前的文物修复速度,几十万件破损的珍宝在百年内难见天日。记者从复旦大学视觉艺术学院获悉,文物修复专业已经和上海博物馆联手,培养文物艺术品修复的专业人才。一届招收30多人,后年将有第一届毕业生。相关负责人透露,学校相当重视这个新开的专业,全国范围内留存的待修补装裱的文物不计其数,而人才缺口极大,且随着拍卖收藏的升温,他们的就业形势看好,越来越多的旁系学生欲图转入该系。复旦大学文博系教授胡志祥则告诉记者,该校文博系学生的实践课以陶瓷修复为主,字画比较少,原因是材料和老师较缺。
诸品芳透露,上海博物馆文物修复研究室编制人员有6名,办公空间也有局限。目前培养继承人的办法主要有:与大学合作,小规模地招收有绘画功底的学生;与各国各地的博物馆加强交流,培养前来“取经”的学徒。
倾囊相授为子孙
从诸品芳、沈维祝、邱锦仙等学徒进入上海博物馆工作起,他们的师傅就说过,馆藏的文物世世代代也修不完,光一、二级文物就有13万件之多,加上外单,靠一代两代的装裱师是不可能完成的。目前,选择修复哪一件,是书画鉴定会决定的,参考的标准主要是:这幅作品是不是马上要办展览、是不是危品、是不是价值较高。
在文物修复室内,跟着学习的装裱师另有4位,有的已经有20年左右的工龄了。诸品芳说,自己的技术需要后继有人,所以他们不保守,肯教授。“老法师”教学生的第一堂课,是责任心。替字画“动刀”,要耐住寂寞,要胆大心细,如果家里闹情绪或者身体不适,一般都不宜上桌操作。“我们一直向学生灌输,不能失败只能成功,否则就是对后代犯罪了。”
修复面向全世界
“修复装裱字画,上海博物馆是强项,可以说是首屈一指。”诸品芳告诉记者,“我们的修复是面向世界的,我提倡,抢救中国书画应该是不分地域和国界。修好了,保存了,书画里淌着的是中华文明的血液。”
从上海博物馆走出的裱画师都有这份共识,对中外保存的中国古字画一视同仁。所以,邱锦仙等身居海外的裱画师都把上海博物馆称为自己的“娘家”。邱锦仙总是感激地说,一个电话打回“娘家”,就能得到娘家人最及时、最贴心的帮忙。
德国东方艺术博物馆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和上海博物馆建立联系,还向多家欧洲博物馆推荐了上海博物馆修复东方字画的精湛技术。去年,上博文物修复研究室为德国科隆博物馆作了字画珍品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