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文思在中国拍摄了许多纪录片，从抗战到“文革”，某种意义上说，他对中国的重要性比安东尼奥尼更大。

　　“文革”十年在影像资料上留下了诸多空白，安东尼奥尼在1972年拍摄的《中国》则成为了东西方都重视的珍贵史料。安东尼奥尼在中国待了22天，留下了这部3小时40分钟的纪录片。但很少有人知道，另一位纪录片导演伊文思（Joris Ivens）从1972年开始，花了三年在中国拍摄长达12个小时的系列纪录片《愚公移山》。
　　伊文思1938年就到中国拍摄记录抗战的电影《四万万人民》，和周恩来关系深厚。《愚公移山》拍摄于“文革”间，但其中有很多不符合人们历史想象的片段，包括有中国人生活稳定、进步的展现，伊文思本人也有“相信‘文革’”的名声在外。外国人对他有批评，中国学者对他也有怀疑的声音，东西方看他，都有不能理解之处。
　　相比安东尼奥尼《中国》的巨大影响，伊文思则是被人遗忘了。在北京举办的新人电影节上，《愚公移山》的部分章节再度放映，伊文思夫人玛索琳娜·罗丽丹·伊文思作为嘉宾出席，回忆了《愚公移山》的往事。
　　周恩来说，不要拍红色的中国
　　1938年，伊文思在当代历史电影公司（伊文思和海明威等美国知识分子组成今日历史电影公司，后改名当代历史电影公司）和华侨的资助下，经香港到达汉口，拍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纪录片《四万万人民》。有关宋美龄、周恩来的镜头都收录其中，还有收复台儿庄的画面，史料价值不言而喻。伊文思也在那时和周恩来结下私交。1958年，伊文思在中国拍摄了两部纪录片：表现新中国初期中国人生活的《早春》，反映北京市民抗议英国帝国主义武装侵略黎巴嫩示威游行的《六亿人民的怒吼》。
　　玛索琳娜回忆，“文革”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夫妇是“被禁止到中国来”的，人们认为他们属于“民主派”。1967年伊文思夫妇到中国拍摄关于越战的电影，却不敢与自己熟悉的中国朋友相见，即便行走在老朋友住的街道上，也不去敲朋友的门，怕给朋友惹麻烦。
　　1971年末，伊文思夫妇又来到中国。周恩来见到故交便问：“为什么不带着摄像机一起来？”伊文思答：“不知道带摄像机来是否合适。”当时整个西方都有反对中国的声音，周恩来邀请他们到中国来拍摄纪录片，并说：“如果你们愿意，你们可以回来拍电影，但是不要拍一个红色的中国，不要把中国拍成一朵玫瑰花。我们知道欧洲人认为，在中国一切都很糟糕，但这并不是把中国拍得很美好的理由。”玛索琳娜说，周恩来一直强调不要把中国拍得完美无缺，这帮助了伊文思夫妇争取到高质量的现实。
　　和安东尼奥尼不同，伊文思夫妇没有带自己的团队。他们用中国的团队、中国的摄影师，计划长期工作。
　　伊文思希望拍摄中国人的真实生活。伊文思夫妇曾经的翻译陆颂和回忆，伊文思曾到清华拍摄教育改革，学生接受采访时都说自己是工农兵，他觉得不真实，最后没有用这一段。在新疆拍摄，当地居民把冬天穿的皮袄子都挂在外面，看见外宾来了就掸掸皮袄上的灰，伊文思立刻阻止，说皮袄在外面放了一个冬天，有灰才是自然的。
　　在拍摄《上海第三药店》（《愚公移山》的一部）时，伊文思夫妇花了很长时间让药店的员工熟悉自己。药店的员工的确对伊文思非常坦诚，其中有一位过去是药店的主人，药店收归国有之后成了普通员工。他对镜头老实说了一些在当时有些敏感的话：自己拿的工资比一般员工高，但是现在已经不参与药店的经营讨论：“我过去是资本家，经营药店总是有资本家的想法，比如有些需要的药想多进一些，他们觉得这样不对。”
　　江青暗示想拍《红都女皇》
　　周恩来请伊文思夫妇来中国之后，江青三次接见他们，让他们陪自己看了四次样板戏。看戏的时候，江青一直在跟伊文思讲自己的成长故事和历史，暗示伊文思拍一部《红都女皇》来歌颂自己。夫妇俩商量之后决定不予理睬：“我们的镜头从来不对准领袖，我们感兴趣的是人民的生活。”伊文思对中国共产党有感情，觉得江青所为有损共产党形象，也没有跟别人说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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