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周报：很多人都会拿《愚公移山》和《中国》对比，《中国》现在被议论得好像更多。
　　玛索琳娜：安东尼奥尼来中国拍摄的时候并不真正了解中国，他有一些成见、缺少理解和了解，带着一支骄傲的西方团队。他和我们的态度不一样。我们没带着成见来，相反有很多友善和友谊。我们拍摄纪录片是为了架起桥梁，让欧洲人了解真正的中国是什么，阻止反对中国的声音。
　　时代周报：你和伊文思的中国情结来自何处？
　　玛索琳娜：这个故事很长。伊文思长期对中国有深厚的感情，1938年抗日战争的时候，他就支持中国抗战，来到中国拍摄纪录片。我则是跟他来到中国。我们在中国做了很多工作，渐渐地对这个国家产生了感情，越来越了解中国。我们对中国很友好。
　　时代周报：你来了中国很多次，觉得这些年中国有什么变化？
　　玛索琳娜：一部分人比原来生活得更好，但可能不是所有的人都生活得这么好。有五千年历史的过去的中国还在。如果要说中国这些年以来的变化，可能在70年代大家都想着对人民服务，现在有点“为人民币服务”的意思。
　　我很高兴中国有这样的发展，中国人现在生活得更好了，但是钱不能解决所有问题。钱不是革命的思想，革命也是为了思想的解放，为了人民能有更多平等。我不敢肯定现在的思想是否比原来更胜一筹。
　　我并不是要反对中国人改善生活，因为现在的中国社会在向我们的社会靠拢。我们的社会里，自由已经有很多，民主还不够。这些都不是钱能解决的。
　　时代周报：很多年轻人看了《四万万人民》觉得外国人反而记录了中国的历史。
　　玛索琳娜：真正的历史是中国人讲述的，不是我们这些外国人能呈现的。要有勇气，要有冒险精神。我和我的丈夫就一直在冒险。生活不是一条平静的河。现在中国的情况好转了，人们之间有更多的沟通，不再害怕在公众面前讲话。你们都有自己的家庭，要让自己的父母讲过去的事情，如果我们想控制未来，必须要知道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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