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物学与文献学的国宝
http://www.socang.com   2011-08-15 16:58   来源:东方网-文汇报
  陈福康

  徐森玉先生被尊为“国宝”,是当之无愧的。徐先生是我国杰出的文物学家和文献学家,他与鲁迅先生同龄,曾经是鲁迅在教育部工作时的同事。他见多识广,满腹经纶,有些还是“绝学”。但他一生谦虚低调,不喜撰述,很多学问未能通过著作留存下来。因此,知道徐先生名字和学术贡献的人并不多。8月17日是徐先生诞生130周年纪念日,今年也是他逝世40周年纪念,我们应该怀念他,彰扬他的精神。

  带伤赴上海抢救古籍文献

  在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总理曾亲切地握住徐森玉先生的手,称他为“国宝”。最早向周总理介绍和推荐“国宝”徐森玉的,应该是郑振铎先生;而最早尊称徐先生是“国宝”的,也正是郑先生。二十多年前,我受唐弢先生的委托,整理郑振铎致唐弢的四十多封信(后发布于《新文学史料》上),在1951年6月11日的信里看到郑先生这样说:

  森老为今之“国宝”,应万分的爱护他。别的老人们徒有虚名耳,他乃是真真实实的一位了不起的鉴别专家,非争取他、爱护他不可。他是一个“全才”,他的一言,便是九鼎,便是最后的决定。应该争取做他的徒弟,多和他接触,多请教他。如果他离开了上海,文管会准定办不成,且一件东西也买不成。

  当时是建国之初,百废待兴。郑先生时任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局长,负责新中国的文物考古、图书馆、博物馆工作。唐弢时任华东文化部文物处副处长,而徐先生则为华东文化部文物处处长(后来又任上海博物馆馆长)。郑先生此言,充分体现了对森老极大的尊重。我最初读到这些话时,还有点怀疑郑先生对森老的评价是否夸张。随着我研究的深入,越来越体会到,郑先生对徐先生敬重有加,不仅因其学问,更因其爱国精神。

  郑先生与徐先生至迟当在1930年代初就相识了,但他们互相深知对方,结成忘年(徐与郑父同龄)之交,则是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抗战初,徐先生在内地负责故宫文物和北图珍本的转运和庋藏,郑先生则在上海参与领导文化界救亡运动。川黔山路崎岖,为保护国宝,徐先生连腿也跌断了。而在“孤岛”上海,郑先生除了公开的抗日活动外,还与张寿镛(光华大学校长)、何炳松(暨南大学校长)、张元济(商务印书馆董事长)等人秘密发起组织了一个抢救保卫民族文化的“文献保存同志会”。他们争取到在重庆的政府管理的中英文教基金董事会(即原“中英庚款董事会”)的拨款,用于为国家抢救珍本图书。郑振铎等人将三十多年前沾满了中国人民血泪的“庚子赔款”的一部分,用来秘密抢救再次惨遭帝国主义抢掠的中国古籍文献。

  “同志会”紧张工作了近一年,徐先生由重庆方面特派,不顾腿伤,冒险来到上海,参与这项秘密工作。1940年12月18日,郑振铎致张咏霓信(以下凡所引郑致张信,今均存北京国家图书馆)中写道:

  “昨日下午,渝有专人来,已至敝处接洽过。此君为熟友,即徐森玉君,名鸿宝(乞秘之),现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长;他们再三的托他来此一行。有许多话要谈。”从此,郑先生便与徐先生几乎日夕相处。

  12月21日中午,徐森玉、何炳松、张咏霓三人应约至郑家聚餐,决定将当时收购的图书装箱后,均由郑、徐二先生共同签字贴封为凭。23日,由郑振铎化名“犀谛”(从其笔名“西谛”来)、张咏霓化名“子裳”(从“霓”字来)、何炳松化名“如茂”(从“松”字来),联署发电报给重庆的中央图书馆负责人(时尚未正式任馆长)蒋复璁,并转中英文教基金董事会董事长朱家骅、教育部部长陈立夫,第一句话就是:“森公已到,谈甚畅。”(以下凡所引致重庆电、信,今均存台北“国家图书馆”)年已六旬的徐先生还与郑先生一起去嘉业堂等处鉴定和挑选图书。

  1941年2月20日,何炳松致蒋复璁信说:“此间事实际奔走最力者,当推西谛兄。……自森公驾临后,日夕与西谛兄商讨新本,检点旧藏,逐书经眼盖章,劳苦功高,同人极为心折。”当时,徐先生和何先生都给重庆当局去信,认为郑先生最辛苦,应该给他一点补贴。此事被郑先生知道了,2月26日,他也给蒋先生写了一封长信,说:“森公在此,每事请益,获裨良多,至感愉快!几于无日不聚,聚无不长谈。奇书共赏,疑难共析,书林掌故,所获尤多,诚胜读十年书矣。惟近有一事,殊使弟深感不安,为弟之立场计,不能不慎重声明素志。盖顷从某友许获悉森公曾去函尊处,述何先生意,欲按月付弟以若干报酬。此事殊骇听闻!弟事先毫不知情……”郑先生坚决谢绝了徐先生等人的好意,徐先生深受感动。

  至6月,一部分珍本已分批邮寄到香港,由郑先生老友许地山等人收下暂存,然后再设法运往重庆。郑先生打算亲自赴港办理转运等事,徐先生也想转道香港回内地。12日,郑振铎致张咏霓信中说:“我大约本月底即将动身。森公归心如箭,亦将同行。”今在台湾还保存着24日郑先生起草的发给蒋复璁的密电:“公是货(按,宋人刘敞有《公是集》,‘公是货’暗指所购刘晦之善本书)已运港,急待点交,拟推谛于便中南行,专办此事……森公亦决意内行者,与尊处专员面洽尤佳。馀事俟谛返后续运。”

  后来,徐先生于7月24日乘船离沪赴港,郑先生则因工作实在走不开。他后来在《求书日录》中回忆说:“国际形势,一天天的紧张起来。上海的局面更一天天的变坏下去。我们实在不敢担保我们所收得的图书能够安全的庋藏。不能不作迁地为良之计。首先把可列入‘国宝’之林的最珍贵古书八十多种,托徐森玉先生带到香港,再由香港用飞机运载到重庆去。这事,费尽了森玉先生的心与力,好容易才能安全的到了目的地。”

  徐先生这次在上海,与郑先生并肩奋战了七个多月,离开时还毅然承担了保护和携带两大箱“可列入‘国宝’之林的最珍贵古书”的艰巨任务。7月25日,郑先生执笔的郑、张、何三人化名联署致蒋复璁的信中特地提到:

  森公最为谦抑,且富苦干精神,处处愿意自己吃亏,而不肯妄耗一文公费,诚今之圣人也!得聚首多时,实为平生幸事。

  郑先生等人称徐先生为“今之圣人”,这是何等崇高的评价。9月11日,郑先生执笔的郑、张、何三人化名致蒋信又提到:“最精品八大包,森公已由港航运尊处……现寄递各书,均系由森公独力负责。写中英文书目及付航邮各事,均是森公亲自料理。投寄时,森公竟立候数小时之久!可佩,可感!馀书装箱起运,亦系森公独自主持。犀(按,即郑振铎)本约定与森公同时南行,因此间琐事极多……竟不能与行,未得稍分其劳,心中至为惭愧不安。装箱事,闻已工作二十余日,尚未完毕,可想见其麻烦琐细,非森公之耐苦耐劳者,决难从事也。”

  “一切看在书之面上”

  徐先生刚走,郑先生立即又面临抢救收购南浔张芹伯的大批极其珍贵的适园(又称菦园)藏书之重大战役。今见8月26日郑先生致徐先生信说:“此事如成,我辈之工作便无多大重要者矣……为民族文化计,我辈决不辞劳瘁,不畏艰苦。亦书生报国之一道也……回想先生在此,事事得以请益。甘苦与共,回味犹在。今复何可得乎?先生能再来一行乎?深盼能有此一日!”这批书价钱昂贵,必须说服政府拨给巨款,而重庆官方“识货”的人不多,徐先生回到内地正好发挥了重要作用。10月7日,郑振铎致张咏霓信中说:“昨得森公自渝来一‘江’(按,即3日)电,云:‘芹货决购,款即全汇’。”此事实非同小可!今在台湾看到当时教育部有“为奉主席代电令,仰该馆(按,即央图)迅即鉴定收购南浔张氏适园藏书具报”之文件,可知收购适园书之事还一直通到了蒋介石那里。

  经费问题虽然终于解决,但郑振铎在前方与张氏的议价谈判却反反复复,一波三折,极其艰难。直到10月22日,郑振铎致张咏霓信中还说:“闻芹书有某方向之接洽说,时刻有变化发生……如芹货竟为某方所夺,关系非浅!”“某方”当然是指敌伪。而翌日,郑与张、何三人化名联署致蒋复璁的信中,终于报告大事成功,并附《希古堂与张芹伯订立购买菦园全部藏书合同》。今在台湾见到这份郑振铎手写的信和合同,“希古堂”无疑是“同志会”的一个化名。信中说:“此合同可于今日下午或至迟明日下午签订。签订后,乃可放下一件心事矣!数月辛勤,告一结束,殊可自慰也……俟合同签妥后,当即进行潘货(按,指宝礼堂宋元版藏书)……又闻瞿氏兄弟有分爨说,藏书(按,指铁琴铜剑楼藏书)亦将剖分为三。剖分后,恐必不能保。此必须设法罗致之者!祈尊处留意及之为荷!”可见,当时他们的这种没有硝烟的战斗又有多么紧张。

  适园藏书一役结束后,11月13日深夜,郑先生以非常漂亮的彩印笺纸,用毛笔给徐先生写了一封充满深情的长信:“……芹货业已成交……此实二十年来一大事也……然非先生之力不及此。敬当代今后百世之黄炎胄裔向先生致最恳挚之谢意也!检点、搬动,一手任之。若饮醇酒,陶然自醉。于时人声寂寂,家人皆倦眠。窗外月色至佳,莹晶一片,益增静谧之感。然同赏者何在乎?得意会心,相视而笑者复有何人乎?先生西行,斐云(按,指不久前曾来沪的北图赵万里)北去,孤独之叹,与日俱增,而此时尤甚!人皆知黄校黄跋之可贵,然知其可贵之处究竟何在者,有几人乎?曾约数公阅书,但均似不甚热心。深感败兴也……然书款殊为拮据,支付尤为麻烦。独力应付,挖肉补疮,先生当能想见其困难之情形也!呜呼!一书之获,岂易事乎?何莫非以血以汗争得之者!愤懑之极,每思放手。然一念及先生‘一切看在书之面上’一言,则又勉强支持下去矣。且摩挲陈编,益念责任重大,则又不得不独肩其难也……”在这封信中,郑先生把徐先生视为抢救文献的知音。他受尽委屈,但只要一想到徐先生说的极其朴实的“一切看在书之面上”一语,就又坚持下去。他满怀激情地说,今后百世之黄炎胄裔,都应该向徐先生致以最恳挚之谢意!

  再次秘赴上海保护珍贵图书

  郑先生写信后不到一个月,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当天,上海彻底沦陷,“同志会”的抢救工作被迫停止。从1940年春至此,他们在两年不到的时间内为国收书,郑振铎《求书日录》中记载:“创立了整个的国家图书馆。虽然不能说‘应有尽有’,但在‘量’与‘质’两方面却是同样的惊人,连自己也不能相信竟会有这末好的成绩!”在郑先生的战友、鲁迅夫人许广平被日军逮捕后,17日,郑先生在一位前辈那里商量了改名易姓等事,从此他离家秘密隐居,直到抗战胜利。就在同一天,在重庆的徐先生给蒋复璁写信说:“现平方全馆(按,指北图)业被伪组织接受,势将及沪存之书,欲避此难,惟有照西谛兄分藏办法,将此三百数十箱分移多处民房中密藏……弟拟变易姓名,穿过各沦陷区,秘赴沪一行,专办此事,延此将绝之慧命。年逾六十,崦嵫之岁月,已不足惜。韩冬郎诗云:‘偷生亦似符天意,未死深疑负国恩。’弟尝讽诵此句,深自引愧。设此役完成,则此疑亦决矣!”徐先生从民国初年始,就在北京图书馆工作。当时,北图也有不少书秘密运存在上海。徐先生为此忧心如焚,不怕牺牲,要求潜回上海去保护这些图书,充分表现了他的崇高的爱国精神。

  此时化名转入地下的郑先生十分想念徐先生,曾多次冒险化名给徐、蒋写信。今见1942年1月26日他化名“犀”给蒋复璁的隐语信:“前上一函,谅已收到。此间一切安宁,家中大小,自菦翁(按,暗指张元济,借藏书家张菦圃名而来)以下均极健吉,堪释远念。家中用度,因生活高涨,甚为浩大,但尚可勉强维持现状耳。现所念念不释者,惟港地亲友之情况耳。公是一家(按,暗指运港之善本书),是否平安无恙,尤为牵肠……一家离散至此,存亡莫卜,终夜彷徨,卧不安枕……致圣翁(按,指徐森玉)一函,乞代转致。”令我惊喜的是,郑先生托蒋先生转致“圣翁”的那封隐语信,我在台湾也看到了!信中说:“前上二函,已收到否?闻有东来意,殊为焦急。盖以关山修阻,又值严冬天气,高龄跋涉,殊不相宜也。此间亲友安吉如恒,尊寓大小,亦极为平安。敝处自菦翁以下亦均托庇健安,堪以告慰。守君一家(按,守君指北图负责人袁守和,这里指该馆存沪图书)亦尚好,惟以守不在家,妇孺辈未免乏人照料耳。闻北寓已由启君(按,指又名启明的周作人)代为料理,其长公子则已远行,情形亦尚好(按,暗指善本书已运美国)。先生与守为四十年老友(按,暗指徐森玉与北图有三十年深厚关系),自不免罣念,古道热肠,令人感泣!今世但有锦上添花,不闻雪中送炭,先生之情谊,守君家中人闻之,五中感激!惟究竟途程多阻,尚恳保重身体,勿急急来此为要!春暖不远,四五月间来,当不若冬日之风雪载塗也。”

  原来,郑先生在上海也听说了徐先生想冒险来沪的打算,钦佩之余急忙去信劝阻。后来,徐先生在1942年3月上旬秘密潜赴上海。徐、郑两先生又一起在日寇的眼皮底下,互相激励,坚守崇高的民族气节。

  1970年,台湾的牟润孙先生撰写了《徐森玉先生九十寿序》,提到徐先生:“战时以维运古物,至于覆车折腿,复间关奔走,鸠集志士,搜采书籍于东南,厥功尤伟……世有良史,将载诸国乘以彰其功绩也必矣。”我们今天的文史工作者,也应该将徐森玉、郑振铎这样的先辈“载诸国乘以彰其功绩”。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中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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