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文物局不久前公布了200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据透露，在这份名单中，江苏张家港东山村遗址、内蒙古赤峰二道井子夏家店下层文化聚落遗址、山东高青陈庄西周城址等，都是在配合国家城建开发或道路建设时获得的重大意外发现。这样的意外接踵而至，古遗址连连破土而出，文物学家自然惊喜万分，但对规划设计学者来说却面临意料之外的“难题”——原有的规划是否放弃？遗址发掘后怎样保留才是最佳方案？对此，常常各执一词，鱼和熊掌似乎难以兼得。正是这样的两难，让日前在上海图书馆举办的“雅典考古文化展”变得特别让人关注，展览提供了一些成功案例，同时也向我们呈现了保护现代城市文化遗址的多重思路。

　　博物馆原来可以这样悬卧在考古遗址上

　　雅典，被称为“西方文明的摇篮”。在雅典，大型建筑物、道路建设时，也常常会开启一段段尘封的历史。新卫城博物馆修建时就遇到过这种情况。它选址在卫城南侧，距卫城上面的世界文化遗产帕提农神庙的直线距离仅280米。当工程队清理地面准备打地基时意外发现了一大片遗址。经考古学家探明，这是一片古代居民区，时间跨度从公元前五世纪到公元十二世纪。考古发掘出了居民区的街道、灌溉和排污系统，各时期的民宅、浴室、作坊和墓葬等，同时出土的还有包括古代炊具、男人酒会上使用的餐具、儿童玩具等在内的大量日常生活用品，这些物品反映了千百年前居住在此的居民的日常生活习惯。为此，当地文物专家强烈建议：遗址应尽可能原地保护。

　　在各种不同声音面前，雅典政府最终决定让这块遗址保留在原来的地方，而新卫城博物馆也按原计划在这里建造。他们的方案是：将考古遗址与博物馆融为一体——博物馆底部由100多根混凝土柱子支撑，整个馆体好像悬于考古遗址之上，馆体保护着遗址，而遗址也成了展览的主要组成部分。设计上，入口处以及馆内地板大量采用钢化玻璃，这样观众只要低头便可看到遗址的全貌。

　　国内现有法规对考古发掘尚无制约作用

　　据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黄建秋介绍，配合工程建设的考古发掘被称为抢救性发掘。目前国内的考古发掘，抢救性发掘占绝大多数。以上海的志丹苑元代水闸遗址为例，它是迄今我国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地下水利工程遗址。2001年5月，一支建筑施工队在位于上海市区的志丹路、延长西路路口进行地下施工时发现了该遗址。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考古队立即进入现场，经过考古现场的试挖，很快明确了这是元代的地下水利建筑。在多方努力下，原本用于开发房地产的遗址得以保存。2006年，志丹苑元代水闸遗址入选“2006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如今，针对水闸遗址保护性利用的志丹苑博物馆正在遗址上崛起，这也是沪上第一个遗址博物馆。

　　黄建秋告诉记者，《文物保护法》规定，国家重点文物的改动要上报国家，省级重点文物另作他用也需要备案。但是新发现的遗址，无论多重要，因为还没评定，就连县级文物都算不上，法律法规对此没有制约作用。许多专家在采访中坦言，在国内，遗址保护更多靠自觉，像志丹苑元代水闸遗址最终保存下来的案例毕竟是少数。

　　从现实条件而言，国内古遗址保护最大的难点是缺乏法律法规的制约。《文物保护法》第二十九条这样规定：“进行大型基本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事先报请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组织从事考古发掘的单位在工程范围内有可能埋藏文物的地方进行考古调查、勘探。”在这一点上，国内多数建设单位已经做到了。但这仅仅是让进行考古，考古发掘结束后多数遗址还是要为工程项目让路，该修路的修路，该造房的造房。

　　借鉴国际经验正视可能存在的难题

　　在采访中，黄建秋提出的另一个观点也很现实。他认为，将考古遗址纳入工程项目中，使遗址保护与城市建设两不耽误，希腊提供的这种非常理想的模式对我们国内而言却很难做到。原因是它需要更改建设规划方案，追加投资，延长工期。有时迫于压力会提出一个折中方案，也只是保留遗址中的一小部分。据悉，2004年雅典为筹办奥运会兴建城市地铁过程中，为了就地保护、安置挖掘出的历史遗迹，整个地铁工程的预算翻了一番——“这在我们是难以想象的”。

　　有业内专家透露，在技术上，遗址能否完好地保存下来也是一大难题。考古遗址容易受到地下水的影响，潮湿环境不利于土质、石质等文物的保存，湿度大会使遗迹表面生霉然后变成黑斑，有碍观瞻。而为了解决排水、改善潮湿环境需要投入大量经费，很多地区的主管部门难以持续承担维持费用。

　　此外，各类遗迹表面和地面可能被风化，一旦处理不当遗迹会出现龟裂、甚至剥落。目前应对风化，国内比较常用的做法是用树脂类材料对考古现场进行喷涂或点滴灌注进行加固。但按照文物保护原则，尽量不要对遗迹做多余的干预。因为时间一长，后面强加上去的材料老化后，可能会对遗迹本体产生更大的损害。专家指出，在这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更多地学习、借鉴国际先进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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