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夫子》剧照  

声片已经严重损坏。

  损坏严重的硝酸片。

  导演费穆

　　今年5月底的一天，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小放映厅里座无虚席，甚至连楼梯和走廊的地板上都坐满了人。观众们等待观看的不是时下流行的大片，而是一部摄制于70年前的老电影——《孔夫子》。  这是电影诗人费穆的心血之作，摄于日寇围困时的上海孤岛，失之于战乱，又得之于闹市……种种传奇经历，为这部影片着上了一袭神秘的外衣。

　　70年风云流转。对于孔子，中国人有一种难言的情结。如何看待孔子，如何看待我们的文化？无论是费穆的年代，还是今天，也许都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发现《孔夫子》

　　2001年11月的一天，正在上班的香港电影资料馆电影搜集组工作人员陈彩玉，收到一份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发来的传真。一位捐赠者想把自己去世亲人的遗物捐赠给博物馆，于是就开列了个名单送到主管博物馆的康文署。这批捐赠物量很大，所涉门类也很杂。于是，康文署把名单分别传给所辖的几个博物馆，请他们各取所需。其中就包括刚刚成立的香港电影资料馆。

　　此前，陈彩玉一直觉得把电影资料馆划归到博物馆体系有些怪怪的，但用她的话说“错有错着”，正因为名列博物馆序列，香港电影资料馆才收到了这批珍贵的捐赠品。

　　当陈彩玉在长长的目录中，看到“孔夫子”三个字时，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们不敢相信那就是费穆失传已久的电影《孔夫子》，也许是另外一部，或者是贴错了标签。”陈彩玉对记者说。

　　对于电影研究者而言，费穆的《孔夫子》可谓如雷贯耳。它摄制于1940年的上海“孤岛”时期，曾短暂上映后便踪影皆无，不知所终了。陈彩玉记得，有“活字典”之称的香港电影研究者余慕云曾不止一次对她说：“彩玉，你们一定要找到费穆的《孔夫子》，那是大师的作品。”

　　捐赠名单中的《孔夫子》是否就是传说中的《孔夫子》呢？陈彩玉和同事们不敢抱太大希望。“按照常理，只有发行和放映过这部影片的人，才会保存胶片。可表面上看，这位捐赠者与《孔夫子》毫无关系。”陈彩玉说。由于签署了保密协议，她对捐赠者的身份三缄其口。

　　虽然心中疑窦重重，但电影资料馆的工作人员还是第二天就联系到了捐赠人。现任香港电影资料馆藏品注册主任的黄敏聪至今还清楚地记得，那是2001年11月24日，一个星期六。搜集组和修复组一行五人随捐赠者来到位于尖沙咀的一间破败的办公室。

　　当天一同前往的香港电影资料馆修复组前主任谢建辉回忆，当时房间已被腾空，胶片放在生锈的金属片罐中，一共9卷，一卷长片，8卷片段。片罐的标签上依稀写着“孔夫子”三个字。

　　打开片罐，谢建辉闻到一股浓烈的“杏仁味”。味道虽然刺鼻，但对电影工作者而言却不啻为佳音。谢建辉告诉记者，早期的电影都是硝酸片。当硝酸片变坏时，片基中的硝酸纤维素分解，释放出硝酸盐类化合物，闻起来就有一股杏仁的味道。此前香港电影资料馆中仅有的几部硝酸片都由谢建辉保管，他对这股“杏仁味”最熟悉不过。

　　香港电影资料馆馆长林觉声告诉记者：“硝酸片很易燃，温度达到40至50摄氏度就有可能自燃，而且一旦燃烧就无法停止。存放胶片的环境非常简陋，也没有空调，在香港这么热的地方很容易就达到四五十摄氏度了。”在林觉声看来，《孔夫子》的胶片能保留下来，完全是个奇迹。

　　电影胶片包括电影摄影用的负片、印拷贝用的正片和录音用的声带片等。这次发现的胶片中，长片是负片，只有一些零散片段是正片。

　　经过修复组的努力，香港电影资料馆节目策划何思颖不久后看到了冲印出来的几格画面。虽然仅仅是几幅画面，也使他大为赞叹：“风格非常简约，一看就是大师的作品。”

　　费穆其人

　　如今提起费穆，人们就会想到他的代表作《小城之春》。1995年，在纪念世界电影百年和中国电影90周年时，《小城之春》被推选为中国电影90年历史上十部经典作品之一，香港电影评论界更推选其为世界百年电影史上的十部经典作品之一。费穆也被公认是最具中国传统人文气质的电影大师。但上世纪80年代之前，费穆的名字几乎被电影界遗忘。

　　1951年初，到达香港不久的费穆，因心脏病突发而辞世。在香港，他没留下太多痕迹。而在内地，费穆的低回婉转、沉郁细腻并非主流风格。一直以来，对费穆的评价总离不开“颓废”、“消极”、“灰色”这些字眼儿。在那个年代，费穆显然是个异类。

　　直到1983年，香港艺术中心和香港电影文化中心合办的“20年代至40年代中国电影回顾展”上，人们才又一次惊艳地发现了《小城之春》，发现了费穆。香港电影研究者黄爱玲用“惊为天人”来形容第一次看到《小城之春》时的感受。她没有想到，几十年前的中国竟能拍出这样影片。“无论到什么时候，《小城之春》在世界电影史上，都是一部杰作。”黄爱玲说。

　　此后，黄爱玲一直想为费穆出一本书，但当她开始着手研究时，却发现资料太少。

　　有着同样感受的还有费穆的长女、香港著名女高音歌唱家费明仪。

　　费明仪还记得小时候父亲倚在钢琴边听她弹琴，跟她约定：“以后我拍电影，你给我配乐。”可是自己学艺未成，父亲已溘然辞世，当年的约定永远不复完成。

　　后来，费明仪留学海外，成为著名的歌唱家，而父亲的名字却早已淡出人们的视线。

　　“这样不行呀！老不提大家就忘了。”文革刚刚结束，费明仪便急急忙忙赶回内地，寻访父亲的知交故旧。可惜知交半零落，父亲的老朋友、老同事大半都已辞世。她请仍在世的老影人写了一些关于费穆的回忆文章，但费穆对于更多的人来说仍是一个谜。

　　今天看来，以费穆的性格和经历是不太可能涉足影坛的。18岁从法文高等学堂毕业后，他进临城矿务局做了会计主任。由于外文精湛，业余时间费穆帮电影院翻译字幕、撰写影片说明。为了写说明，他一遍遍地看电影，对电影的爱也到了近乎痴迷的程度。他写影评、办电影刊物，把业余时间都用在了电影上。后来主演《小城之春》的老演员李纬曾回忆：“到我在北京上初小的时候，常盼着费家大阿哥来家里放小电影。当时费先生在煤矿局工作，他常带着手摇放映机到家里来，放一些外国的无声小影片。这成了他的业余爱好。其实，他已在钻研电影艺术了。”

　　在费明仪的印象中，父亲非常安静，说起话来调子很慢。不说话的费穆，看了很多书和电影，以至于他的一只眼睛几近失明。学养深厚，使他初入影坛就有着别于他人的独特视角。

　　费穆不是一个高产的导演，从26岁初涉影坛，到45岁辞世，他的作品不过10部，而且大半都已散佚。这些作品中，除了他的代表作《小城之春》外，最特别的一部大概就是《孔夫子》了。

　　遇见金信民

　　1937年下半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当费穆在河南拍完宣传抗战的纪录片《北战场精忠录》时，河南到上海的交通已完全断绝。无奈间，他只得转道香港暂避战火。在那里，他遇到了后来投资《孔夫子》的金信民。

　　清末，参茸、银耳的业务渐渐从中药店分离出来，形成一个独立的行业。其中阜昌参号、德昌参号、葆大参号、元昌参号，成为上海响当当的四大参店。金信民就是葆大参号的少东家。金家的生意做得很大，甚至握有上海滩人参的定价权。金信民15岁就开始学做生意，但他对艺术却有着痴迷的爱。

　　1998年黄爱玲访问已耄耋之年的金信民时，他说：“我是一个大影迷，特别喜欢联华出品，可以说是每片必看……联华三大导演费穆、孙瑜、蔡楚生的电影我必定捧场。”

　　金信民不喜欢鸳鸯蝴蝶派，却对现实题材影片情有独钟。1934年蔡楚生执导的《渔光曲》在上海上映，金信民一连看了20多场。

　　《渔光曲》上映50多天后，后劲不足，片商想把它撤下来。此前，明星公司拍的影片《姊妹花》演了60多天，创了纪录。《渔光曲》这么好的电影斗不过鸳鸯蝴蝶派？金信民很不服气。于是，他跑到报社花1000大洋买了报纸头版一整版的广告。广告很简单，中间是《渔光曲》三个木刻的大字，两边是“联华出品、金城放映”。

　　广告登出后，联华公司很意外，找到报社问：“我们都已经要下片了，是谁登了这广告？”报社的人也一头雾水。再问金城影院，他们也不明就里。

　　金信民回忆，本来没人知道是谁登的广告，但他在葆大参号的一个姓杨的同事有个亲戚在金城影院做事，所以得知登广告的是位影迷。联华公司大受激励，决定把片子继续顶下去。放映61天时，联华自己也在报纸上登了个大广告。就这么着，《渔光曲》最终放映了84天，创了纪录。

　　金信民的女儿、著名翻译家金圣华后来问父亲，当年为什么那么傻，为了替《渔光曲》争一口气，居然会隐姓埋名地去一掷千金。金信民振振有辞地说：“《渔光曲》拍得实在出色，这样优良的出品，在鸳鸯蝴蝶派低级趣味充斥的市场中，脱颖而出，带来良好正面的新风气，所以应该予以鼓励，并向大众好好推广。”

　　金圣华对记者说：“父亲是个浪漫派，他对公益事业的热心，终生都没有改变。”上世纪90年代，金圣华为成立“傅雷翻译基金”四处募款，80多岁的人不但亲自上阵贴海报，还找来同乡会的老关系来捧场。

　　1937年，金信民也带着全家逃到了香港。

　　抗战初期，众多精英汇聚香港，使这个当时还略显荒凉的小岛，一下子多了许多文化气息。费穆的二弟费彝民(后任香港《大公报》社长)，好友演员张翼，导演蔡楚生、司徒惠敏，还有与他关系非同一般的京剧大师梅兰芳，此时都来到了香港。虽然不乏朋友的陪伴，但若想继续在香港发展事业，却有些困难。

　　上世纪30年代的香港是粤语片的天下。虽然1937年内地政府在“统一国语”的口号下，禁止华南电影界拍摄粤语片，情况有所改观。可不到一年，时局纷乱，这条禁令也形同虚设了。大批上海影人来到香港后，明显感到水土不服。

　　闲来无事，张翼和女友黎灼灼常到香港南华体育会游泳。一来二去，认识了同在此处学游泳的金信民。张翼得知金信民就是那个自己掏腰包做广告力挺《渔光曲》的影迷，亲近之情油然而起。很快，张翼便把他介绍给了费穆。

　　几个爱电影的年轻人常在一起聚会，并决定成立个电影公司，拍自己喜欢的电影。金信民后来回忆说，那时候的电影公司都叫“什么华、什么华”的，像新华、联华、国华……有一次，他和费彝民、做南货生意的童振民、费穆一起聊天，说正巧三人名字里都有“民”，干脆就叫“民华”吧。

　　电影公司的名字有了，第一部片子该拍什么呢？金信民记得，费穆说：“要么不拍，要拍就要拍一个人家不拍的题材，不要那么只讲娱乐性、商业性的。就拍古代了不起的教育家孔夫子吧。”

　　金信民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是“九一八”。

　　时代琴音

　　2010年，一部名为《孔子》的影片上映。上映刚刚一周，就引发了口水战。有的观众觉得，影片中那个在朝堂上雄辩滔滔的老者不像孔子，倒有几分像诸葛亮。有的观众觉得，把颜回贫病而死改成为救书溺水而亡，有违人物“箪食瓢饮”的精神。而厄于陈蔡时，孔子和弟子们分食一碗马肉汤的情景悲悲戚戚，则完全不符合儒家“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美学追求。

　　一时间，一向以才华著称的导演胡玫身陷舆论漩涡。面对媒体的采访，她无奈地说：我拍《孔子》，为历史学家和批评家们提供了靶子。

　　也许胡玫此言有理，尽管独尊儒术的时代早已过去，但孔子在中国人心中仍有着特殊的地位。无论是否承认，他已经内化于中国人的思想体系中。稍有差池，就会引发论争。在中国电影百年史上，除了胡玫，此前碰过这个题材的只有费穆。

　　1939年正值五四运动20周年，孔子的形象显得有些不合时宜。而另一方面，守旧势力还有着相当的话语权。香港电影资料馆节目策划何思颖认为，费穆当时拍孔子，风险尤甚于今日。

　　“救天下，要先正人心；行仁政，要‘好人政府’。孔子明知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能收效，至少三十年，多则百年。所以他就周游列国，奔走呼吁。他并未预料到在两千多年后的今日，世界还是这样一团糟。”拍完《孔夫子》后，费穆在《孔夫子及其时代》一文中写下了上面的话。

　　从中不难看出，对费穆而言，《孔夫子》不仅仅是一部电影，其中还寄托着他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思考。同样是战火连绵、民不聊生；同样是礼崩乐坏、道德沦丧。从小受儒家文化熏陶的费穆感到，自己身处的时代与两千年前的春秋时期，何其相似。

　　1939年，抗日战争陷入胶着状态，坏消息一个接着一个传来。当年5月5日，汪精卫从越南抵达上海，致电蒋介石，公开投降日本；9月1日德国闪击波兰，战火很快在欧洲大陆蔓延开。法西斯在全世界嚣张一时。

　　为了避战，上海“孤岛”汇集了许多内地的有钱人。他们虽得到了暂时的安全，但谁都担心这只是末日前的残喘。

　　起初，孤岛电影人还拍出了像《木兰从军》这样具有明显反抗意味的影片。但随着国事日非，日本人的触角已经不可避免地深入到上海租界区。租界当局打着“严守中立”的旗号，禁止了一切抗日活动。

　　孤岛中的男女惶惶不可终日，精神重压下的及时行乐心态蔓延开来。孤岛时期的电影业呈现出畸形的繁荣景象，古装片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有人统计，1940年一年上海孤岛共上映国产片67部，取材于稗官野史、民间传说和章回小说的就占54部。这些电影大多粗制滥造，品位极低。春明公司的《孟丽君》上集，创造了7天拍完、2天赶出拷贝的纪录。这样速度拍出的电影质量可想而知。

　　在这样的境况下，1940年初不过而立之年的金信民和费穆，带着他们刚刚成立的民华公司，杀回了上海滩。

　　孤岛造梦

　　对于《孔夫子》的拍摄经过，英年早逝的费穆没有留下太多文字。今天，我们只能从人们的回忆中窥见一鳞半爪。

　　当年不过10岁的费明仪记得，那段时间父亲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写剧本。各种资料堆满了书桌，甚至连地上、床上全都摆满了他的摘录笔记。在《文汇报》工作的二叔费彝民每天从报馆回来，都要与费穆讨论剧本。由于怕费明仪把资料搞乱，父亲的书房曾是她的禁地。

　　金信民后来在回忆中说道：“费穆先生的家庭是一门数杰，他的三弟费康是搞建筑及设计的，《孔夫子》就是由他负责考古方面的事。”

　　费明仪对记者说，三叔费康对春秋时期的建筑、服饰、文字都做了深入的研究。影片中，春秋时期的战车兵马、青铜器上的鸟兽纹样还有云纹图案，都是三叔绘制出来的。费康根据剧情设计出许多场景画面的草图，又请著名画家董天野绘制成版画。如今把这套“孔夫子画意廿四幅”与影片中的画面对照，会惊异地发现，许多场景别无二致。

　　曾在影片《天伦》中与费穆有过良好合作的作曲家秦鹏章，1940年初接到了费穆的来信。费穆希望他和作曲家黄贻钧一起，担纲《孔夫子》的配乐工作。几十年后已成为著名指挥家的秦鹏章回忆，为了能使主题歌《孔圣颂赞》更加完美，他和黄贻钧又请来两位熟悉电影配乐的作曲家。

　　《孔圣颂赞》是按照宋代文人米芾的词谱的曲，词写道：

　　“孔子孔子，大哉孔子，孔子之前，既无孔子，孔子之后，更无孔子，孔子孔子，大哉孔子。”

　　米芾的词很短，只有四字八句，所以每个人多写了几首供导演挑选。他们把写好的曲子编了号，并不注明是谁作的，依次试唱给费穆听。15首曲子听完后，虽然没记笔记，费穆却一一道出了每首曲子的优缺点，并且准确地说出编号。费穆对音乐的领悟力，令秦鹏章非常佩服。费明仪对记者说：“父亲虽然没学过一天音乐，但他对音乐的理解很深。他总是对我说，艺术是相通的。”

　　对于画面，费穆更加精益求精。金信民记得，拍陈蔡绝粮孔子抚琴悲歌那一段时，一个孔子抚琴的镜头，费穆就拍了一个通宵，而他也跟着陪了一个通宵。

　　在拍“杏坛讲学”一场时，为了达到理想的光影效果，费穆执意要等天上的一片云飘到最佳位置，才肯开机。云彩的行踪无人能够左右，摄制组只有在旷野上望云兴叹，默默等待。

　　拍摄雪景时，为了追求画面的真实感，费穆则非要等到真雪才肯拍。上海不是一个经常下雪的城市，为此耽搁的时间，花费的成本，可想而知。

　　影片中少正卯的扮演者葛鑫曾经回忆：“拍片时没有剧本，费穆事先跟演员分析人物，不是讲戏，而是让你掌握人物基调，分析人物的位置，而不是情节。”

　　葛鑫说，没有分镜头剧本，台词、结构演员事先都不得而知，到拍摄现场费穆才把台词抄给演员。费穆不主张多排戏，而是要最大限度地发挥演员的作用。

　　如此精雕细琢，自然花费不菲。1940年初《孔夫子》开拍时原本预算3万元、计划同年3月拍竣，但到了8月份耗费了8万元还没有杀青。金信民回忆说：“人家八千块拍一部电影，我们拍了十六万元。”

　　别人七八天就拍出来一部电影，费穆却搞了一年。由于时间拖得过长，影片上映后，费穆在一篇题为 “《孔夫子》影片之制作——关于演员之部”的文章中，对参演的演员们表示了谢意。他写道：“不计报酬，这不过是艺人的本色，但他们甚至不争角色，不论名次，不问剧情，不问戏之多少，完全地信任了我。他们都是忙人，但今天通知，明天准到，这样的工作态度，真是罕见。这样的热情，叫我怎样来回答？”

　　可见，当时的电影人已不仅仅把《孔夫子》当做一部普通的电影。

　　命运多舛

　　1940年12月19日晚上9时15分，摄制了一年的《孔夫子》终于在上海金城大戏院上映了。记者查询到当天的《申报》，民华公司为首映做了四分之一版面的广告。广告词写道：“孔夫子。至圣先师，万世师表。”与其他影片豆腐块一般的广告相比，气魄不可谓不大。

　　上映第二天，民华公司与《申报》联合举办了观影征文活动。活动缘起中这样写道：“民华钜片《孔夫子》是一部意义深长，具有伟大教育价值的作品，兹已公映，爰特举行征文，除备有奖学金外，并将欢迎热心赞助各界人士，附赠奖品，襄兹盛举，俾于此乱世时艰的时代，得以大圣大贤的伟绩，振人心而立末俗，是所厚幸！”

　　这当然是一种宣传手段，但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主创人员绝不希望观众把《孔夫子》仅仅当作一部影片来看。

　　在《孔夫子影片说明书》中，费穆写道：“本片所有的叙述，不过是历史剧式的叙述。请观众不要当正史看——因为离开正确的史实还远——但也不能完全当作一出戏看。”

　　这段话，乍一看有点前后矛盾，不知费穆到底希不希望观众把它看作一出历史剧。孔子的生平事迹仅见于《论语》、《左传》和《史记·孔子世家》等几部典籍。著名的桥段不外乎夹谷之会、子见南子、厄于陈蔡等。在分镜头剧本中，费穆小心地注明各场的出处，不像是在写剧本，倒像是在做一篇论文。

　　影片是从齐师伐鲁，孔子出仕，辅佐鲁公开场。夹谷之会上孔子不但收复了失地，还还击了齐君的不敬。孔子官至鲁相，但施仁政、兴礼乐的理想，却不为鲁公所采纳。无奈的孔子率弟子踏上周游列国之路，希望能找到明君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但彼时，道德沦丧、礼崩乐坏，孔子渐渐感到自己的无力。他回到鲁国，闭门著写《春秋》。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钟爱的弟子颜回、子路死了，他的儿子死了，身边只有孙子子思，一生追求的大道似乎越来越远。

　　“生于忧患，长于忧患，一生凄凄惶惶，而忧患无已。孔子常自认为是一个失败者，但从不肯放弃他的工作。他是入世的，绝不像当时一般所谓‘避世’的贤者，只是独善其身。”这就是费穆心中真实的孔夫子。

　　正是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感动了费穆和金信民，也感动了所有国难当头中的炎黄儿女们。

　　影片中阳货被拘时问：“阳货何罪？”一个画外音严厉地斥责道：“卖国之罪！”秦鹏章曾担心地问费穆，汪伪当局会剪掉这段对白吗？费穆说：“知己知彼，他们不敢剪！”因为一剪，就等于承认了他们的卖国本质。果然，影片公映时这两句台词并没有被剪掉。更令人兴奋的是，每场放到此处，观众必定大声鼓掌、叫好。

　　虽然没有大牌明星，也没有离奇的剧情，但《孔夫子》还是得到了观众的认可。观众们写来的征文和观后感也很快见诸报端。一个小朋友用稚嫩的笔触写道：“我要学子路。”

　　1940年12月30日，就在影片广获好评时，《申报》却登出一则广告：“片约关系，忍痛告别。最后上演两场两时、五时半。”

　　影片放得好好的，为什么突然下片？金信民后来回忆，影片被拿掉并不是他们曾经担心的政治原因，而是出于商业利益。几十年后，金信民向来访的黄爱玲说起此事时，仍忿忿不平。“圣诞节前上片子，元旦就撤下来，说起来我现在还有点气柳中亮、柳中浩兄弟。他们是金城的老板，《孔夫子》的生意这么好，他们却要把片子抽下来，上映周剑云的《红粉金戈》。因为那剧是金星公司出品，他们是股东，当然偏帮自己的片子。”

　　柳中浩劝金信民不要着急，他们的金都戏院很快就要开张了，开幕第一部电影就放《孔夫子》。金信民事后回忆说，当年自己年轻不懂生意，费穆又是个老实人，不知道一部电影要一鼓作气才会卖座，同意了柳中浩的建议。

　　1941年1月11日《孔夫子》移师金都影院重映。《申报》的广告上写着：“来函如雪，要求重映，全市轰动，热情可感。”可是，经过半个月的冷却，《孔夫子》的热乎劲已过，只上映了短短7天就无奈下线了。

　　绝响重现

　　战火连年，物是人非，《孔夫子》的胶片也随着跌宕的人世，风流云散。有人说它曾经被南洋各国引进，有人说曾在缅甸看过这部片子，有人曾千里迢迢寻找过，却无功而返。它惊鸿一瞥，只在人世留下短短一瞬，便踪影皆无。谁也不会想到，人们苦苦寻找的经典，会在70年后香港的一间陋室中，横空出世。

　　为了防止胶片自燃，入藏香港电影资料馆后，它便一直被保存在冰柜里。经过初步查看，谢建辉认为，胶片总体状况还不错，最大的问题是声带粘在一起，无法分开。不过，相信通过修复，电影还是可以重现世间的。

　　但单凭香港电影资料馆自己的能力，很难完成修复。林觉声告诉记者，此前他们也做过一些老电影的修复，不过都很简单，修复硝酸片的经验几乎为零。

　　何时才能得见真颜？爱电影的人很着急。“当时电影资料馆刚刚成立，事情千头万绪。这个馆向哪个方向发展，怎样运作，都还没有确定。因此修复《孔夫子》的工作也就拖下来了。”何思颖解释说。就这样，《孔夫子》的胶片在香港电影资料馆的冰柜里一放就是7年。

　　何思颖说：“说起来，修复《孔夫子》的工作再一次被启动，还与电影导演田壮壮有点渊源。”众所周知，田壮壮是一个“费穆迷”。2001年，他重拍了费穆的经典之作《小城之春》。虽然评论界认为新版《小城之春》与费穆的原版有很大差距，但田壮壮并不挂怀。能让更多的观众借此机会认识费穆、发现《小城之春》，他就心满意足了。

　　2007年，美国著名电影导演马丁·西科塞斯成立世界电影基金会，致力于修复老电影。当西科塞斯问田壮壮，哪部中国电影最值得修复时，田壮壮毫不犹豫地推荐了《孔夫子》。不久，西科塞斯的基金会联系到了香港电影资料馆。得知马丁·西科塞斯有兴趣修复《孔夫子》，香港电影资料馆非常高兴。但当他们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捐赠者时，捐赠者却顾虑重重。“这样一个国际合作，修复后还要出DVD，还要大规模宣传，捐赠人觉得曝光率太高了。”何思颖说。

　　“当时，我问自己，我们不能做吗？我的答案是，可以！”当时刚刚接掌香港电影资料馆的林觉声，决定自己干。

　　影片修复的第一步是确定要进行光学修复还是数码修复。香港电影资料馆修复组的劳啟明告诉记者，数码修复出来影片很清楚，感觉很新，但同时也缺少了历史感和光影的质感。为了能最大限度的恢复影片当年的模样，香港电影资料馆决定采用光学修复。

　　“光学修复需要很大型的冲印设备，全香港都没有。”劳啟明说。世界上具备这种技术的公司只有四家。2008年，香港电影资料馆选择了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影片修复工作室。虽然由于资金问题，香港电影资料馆工作人员并没有亲自到意大利参加电影修复，但他们给意大利方面做了一份详尽的计划书。“哪里有划痕，哪里有破损，哪里有褪色，我们都一一标明了。”劳啟明说。

　　劳啟明介绍说，《孔夫子》的声音是数码修复的。声片发现时已经粘合在一起，修复人员需要先用有机溶剂把它们分开，再用电脑技术恢复声音。由于年代久远，第一卷声片已无法打开，所以如今影片的开头部分是无声的。

　　2009年4月香港电影节期间，修复后的《孔夫子》第一次在香港文化中心与观众见面。没有太多戏剧冲突，对白半文半白，人物纷繁，表演过于舞台化……看惯了大制作的香港观众能接受一部70年前的作品吗？不会放到中途人都走光了吧？放映之前，何思颖很担心。可观众的反应让他大吃一惊，“看电影的时候大家都好安静，没有一个人走，看完以后大家都使劲鼓掌。”

　　被剪掉的九分钟

　　2009年《孔夫子》的放映赢得了很大成功，不过此时修复只完成了第一阶段。与长片一同发现的8个片段，还没有放回原片中。如何把它们插回原片，成为一个问题。

　　此时，电影资料馆的研究者偶然间在1948年的《星岛日报》上发现了一则《孔夫子》重映的广告，这时他们才知道战后《孔夫子》曾短暂重映过。“那个版本叫‘海外版’，可能是为了发行到海外而重新剪辑的。”黄爱玲说。

　　黄爱玲说，费穆当年并没有参加剪辑。不知为什么，影片剪掉了许多很好的情节。看过影片后，费穆很生气，专门登报声明该片与自己无关。黄爱玲突然意识到，他们修复的会不会是1948年的版本呢？那些零散的片断，是否就是当时被剪掉的部分呢？

　　最能体现“仁”的颜回从头至尾被剪掉了，孔子厄于陈蔡抚琴高歌的点睛之笔也没了。至于为什么要剪掉这些片断，黄爱玲也摸不着头脑。“特别是孔子抚琴那一段剪掉后，好像影片的魂就没有了。”黄爱玲说。

　　与长片一起被发现的8个片断一共有9分钟，长的有一分多钟，短的只有两三秒，如何把它们插入到正确的位置呢？

　　香港电影资料馆的一大法宝是费明仪捐赠的《孔夫子影片特刊》。特刊是当年影片上映时，民华公司特意印制的，上面刊登着《孔夫子》的分镜头剧本。它能保存至今，说来也是机缘巧合。

　　1949年，费穆决定带领全家离开上海。费明仪看着父亲无力带走的著作和手稿，心有不忍。于是，她包了一个牛皮纸的小包，把它藏到了三楼自己房间的烟道里，其中就包括这本《孔夫子影片特刊》。

　　30年后，当费明仪再一次回到自家的老房子时，它早已数度易手，住过无数房客。费明仪悄悄跑上三楼，推开烟道的门，往台阶下犄角处一瞥，当年的牛皮纸包仍安然躺在原处。费明仪无法形容当时的激动心情，她掸落尘土，把这批珍贵的资料紧紧贴在胸前。

　　又是30年过去了，《孔夫子》的影片横空出世，要恢复它的本来面目，剧本成为最可靠的依据。

　　不过即便有剧本在，争议还是在所难免。劳啟明说，他们最大的挑战就是要分清，哪些片断是导演本身放弃的，而哪些是制作“海外版”时剪掉的。

　　他记得，有一段南子和卫灵公站在一起的画面，只有短短两三秒。影片中也有这个画面，却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拍的。“很显然，导演选择了一个比较好的角度。这个片断是他弃之不用的。”劳啟明说。

　　影片结尾处的一个情节，则令研究者们很纠结。黄爱玲说：“结尾处子贡说完：‘夫子的教训，千秋万代，常在人间。’孔子含笑去世。音乐一起，本来是很好的结尾。可剪掉的碎片中有一段，千军万马奔腾，死去的子路、颜回又回来了。看起来有点多余。”

　　但他们并不能证明这是费穆不要的情节。“也许为了激励国人的爱国心，也许为证明孔子的教化自有后来人。其实这部影片中，费穆有很多矛盾的处理。”黄爱玲说。也许是为了激励国人的抗日热情，费穆在整体沉郁的风格中，留下了很多激昂的调子。为了让观众们看到原汁原味的《孔夫子》，最终他们还是把这个片断加上去了。

　　在何思颖看来，《孔夫子》的修复还远未尽善尽美。秦鹏章曾在回忆文章中提到，电影中有一段乐舞取材于明代朱载堉《乐律全书》中的乐谱和舞谱。舞蹈队形按照“天下太平”四字图形编排。可画面上只搭成“天”、“下”、“太”三个字，“平”字始终凌乱不成其字。这个画面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其用意也不言而喻，但此次发现的胶片中却没有这个镜头。

　　“也许，这段胶片正埋没在哪个角落中。”何思颖希望《孔夫子》能像世界著名影片《大都会》那样不断有新发现，不断完善。

　　今年，《孔夫子》分别在北京大学、北京电影学院和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上映。让何思颖感到兴奋的是，每一场演完观众们都会抱以真诚的掌声。

　　费穆生前曾说：“有人批评说我拍的电影不容易被人接受，叫好不叫座。怎么才能算是真正的成功？物质上的成功，评价的标准未必正确，我不在乎，我绝不会为了人家的喝彩而拍电影……这一切都算不了什么，只是，有时候我会觉得很寂寞，问题是我的感受，究竟有多少人能了解？”

　　跨越七十年，费穆重回大陆，找到了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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