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1711~1799)
御笔分题行书册
纸本 册页(十开)
1772年作 31×23cm×10
著录: 《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合编》《石渠宝笈续编》卷四P3402~3403。
乾隆本朝的画家受到皇帝的看重,画作享有宫廷的待遇,遂被编入《石渠宝笈》之中,恐怕对此时的画家来说是莫大的荣幸。而一代帝王乾隆本人,对于钟爱的书画艺术,不仅下令编纂《石渠宝笈》一书,历数宫中所珍,却也常常作画题书,又自选为精妙者编入《石渠宝笈》之中,记录下这位政治上重要帝王的另一面。《御笔分题行书册》便是《石渠宝笈》著录中的一件御笔之作。乾隆帝在绘画上或许只能算作颇有趣味的票友,可是在书法上却有自己独特的面貌。在所擅各种书体中又属行书最长,书风多自赵孟俯出,圆润秀美,但比赵书更为均匀流畅。此册十开作于1772年,乾隆帝61岁,正值其书画造诣的盛年时期,因而个中御笔行书的优美特质显露无疑。大凡乾隆帝的真品御笔均选用宫中上等的材料,此册更是极为特殊,剪用宋代的藏经纸本拼贴而成。唐纸宋纸在明代时尚且稀有,自乾隆朝时恐怕已不能整张使用,然而这种从佛经中剪下拼贴而成的纸张却另有妙处:这种方法自明代吴门中多用来抄写佛经,不仅加添了书作的古意,又体现出书家的虔诚之感;同时,藏经纸由于上光较多,写起来滑润细腻;而千年流传的纸张本身便具有极其美观的效果。此件书册的内容虽然并非佛经,却是题咏王鉴山水的十首诗作——出身满族的乾隆皇帝面对自己心爱的古代名迹,倒像是成为汉文化的虔心使者了。此作在书毕之后,又钤有二十方各异的自用闲章,两两搭配,印色考究。待乾隆晚年尊为太上皇帝时,又加盖一方“太上皇帝之宝”,珍爱之意溢于言表。
据传乾隆帝天天临池作书,因此强健了筋骨;又每日读诗吟诗,所作诗文的数量超过历史上的种种诗人。即便如此,受乾隆自己满意的,编入《石渠宝笈》的作品份额也并不能与之并论,何况大多数御笔都留存故宫,流通在市场中的佳作其实极为稀有。想想当年再普通不过的御笔都是用来赐予大臣,笼络民心的,平常之人并不能见,只是在今日,我们才有幸能够拥有如此精美的帝王笔墨。
张 崟(1761~1829) 水村图
设色绢本 立轴 150.5×47.5cm
说明:章保世题签。
蔡 嘉(1686~1779) 钟馗图
水墨纸本 立轴 111×46.5cm
李 鳝(1686~1762) 花卉册
设色纸本 册页(十二开) 1748年作
25.5×32.5cm×9 26×32.5cm 25.5×32cm×2
出版:《游方所显—中国书画》P116、117,日本能力股份有限公司编。
李 鳝(1686~1762) 桃柳春燕图
设色纸本 立轴 1755年作 138×74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