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秉绶（1754～1815） 隶书 临衡方碑

纸本 立轴 137.5×51cm

出版：《玉莲斋藏画集》P297，荣宝斋出版社。

说明：徐平羽旧藏并题签。

曾国藩（1811～1872） 

行书 八言联

洒金纸本  对联

164×33cm×2  

汪梅鼎（？～1815） 香雪海丙舍读书图

水墨纸本 手卷 1814年作 引首：32×137.5cm 画心：32×133cm 跋文：32×955cm 32×595cm 16.5×21.5cm×2

王文治（1730～1802） 

行书 十一言联

洒金纸本  对联

269×44cm×2   

钱维城（1720～1772）

行书 八言联

手绘云龙纹绢本 对联

176×33cm×2

董 潮（1729～1764） 秋雨停樽图

设色绢本 手卷 1761年作

说明： 上款“吾山”为乾隆朝著名诗人、法学家阮葵生。此卷是阮氏为悼念亡妻而作。“炊臼之戚”为丧妻婉称。乾隆二十六年（1761）阮葵生年三十五，会试高中，入职军机，官场正当春风得意。不料就在这时，其妻丘氏因痢疾病故，阮氏痛定之余，遂延名手董潮绘图，并邀当时名流题咏迨遍，以寄托哀思。卷后钱载、蒋士铨、程晋芳、曹文埴、王文治、吴省兰、陆锡熊、法式善等乾隆朝翰林进士计四十余人诗题，一时之选，蔚为大观。董潮英年早逝，传世作品甚少。此卷清雅绝伦，名家荟萃，传承有序，品相上佳，是不可多得的精品。

画：33×45.5cm  跋文：33×900cm 

林则徐（1785～1850） 行书 七言联

洒金纸本 对联 127×29cm×2

出版：1. 《清代书画雅集》P70，国立国父纪念馆，中华民国文化资产维护学会。

2. 《林则徐翰墨》P11，福建美术出版社。

何绍基（1799～1873） 行书 汉书补注手稿

纸本 一册 30×19cm

说明： 是册为何绍基过录《汉书》并补作之作。蓝格稿纸，版心下镌“龙宝书堂”。卷端题“十一月初六日起”，正文过录颜师古朱本《汉书本纪》，并作双行夹注，故文前或文下有“基按”或“基注”等字，注文颇具新意，有极高的学术价值。通篇“汉”字缺笔，为避其父何凌汉讳也。是册为戴隆厚先生旧藏，朱龙湛为之署签并题跋考证。

著录：1.《忆山堂诗录》卷七。 

2.《三松堂续集》卷四。 

3.《香苏山馆诗集》卷九。

说明： 陈希祖、宋翔凤、顾复初、石韫玉、韩崶、吴廷琛、吴嵩梁、潘奕隽、林世焘、邵章、寿鉨、顾莼、张吉安、毕华珍、沈寿榕、陈官俊、濮文暹、江瀚、高树、汪廷楷、石同福、陶章沩、沈钦裴、张京度、史谦、仇继恒、刘永滇题跋。

赵之谦（1829～1884） 行书 七言联 洒金纸本 对联 124.5×30cm×2

出版： 1. 《赵之谦书画集》上集P264，人民美术出版社。

2.《悲盦剩墨》第八集，西泠印社珂罗版，1925年。

3.《赵之谦书画编年图目》下卷P59，上海古籍出版社。

4. 《赵之谦著作与研究》P136，西泠印社出版社。

5.《日本藏赵之谦金石书画选》P140，西泠印社出版社。

　　在清代艺术史上有一件极有意思的事，所谓正统的清六家虽有娄东派与虞山派之分，却都是清一色的江苏人。然而正是在四王绘画占据中国大半个精英阶层的时候，同样在江苏的扬州，又诞生了风格极为迥异的新兴画派——扬州画派虽然不予所有的知识分子接受，可它的影响愈加愈大，在近现代中国书画的种种革新中，他的主导甚至压过历史上任何一个集中的画派。在乾隆年间商业发达的江南地区，金农的画作在当时好似张小泉之剪刀、王老娘之牙刷，几乎成为杭州城中的土宜之一，郑板桥所画的“胸中之竹”更是成为妇孺皆知的巷头传说，这虽然说明他们绘画中通俗易懂、有自然谐趣的特质，也在某种程度上暗示其作品的赝鼎充市。确实，在今天市场中充斥着大量的扬州作品，然而流传有序的可靠之作却并不多见。西泠拍卖从2008年起已连续推出数届扬州画派的专题，前年成交的金农《花卉蔬果册》创造了当时扬州画派的最高记录，同样，此次春拍又将推出诸多流传有序、来源可靠的扬州画派佳作。郑板桥作于1757年的《苍松图》自民国起便在著名的学术刊物《艺林月刊》中发表，以下百年又被多次引用著录。板桥虽向以写竹出名，其他题材则极为罕见，此是以飘逸通透的墨竹笔法写就一株岭岭苍松，对于题材上来说更富吉祥的寓意。另外，郑板桥与同在扬州鬻画的李鳝是情同手足的好友，两人与此年以前来往颇多，而从所存的画迹来看，李鳝正是于此年左右去世，数年以后，郑在题画中感叹到，“今年七十，兰竹益进，惜复堂不再，不复有商量画事人也。”两人之关系可见一斑。因此，郑的此件作品可能正是受到李鳝画松的影响，或者，是为了对过去老友的纪念也并非不可能。李鳝自己的作品《花卉册》出版于日本人所辑《游方所显—中国书画》，是其属款六十三岁的作品。此册凡十二开，梅、兰、竹、菊、水仙、药勺、萝卜、杨梅、丁香、柳枝、新燕、夏蝉样样俱全，除墨竹一开，其余均淡雅施色，并题诗数句，是可以代表李鳝面貌的佳作。金农的《临华山庙碑》最早即在1914年日本《支那墨迹大成》中出版引用，属于金冬心书作中较少见的忠实摹古作品，也是金农书法受华山庙碑影响的直接证据。此作据黄惇在《文物》1995年第三期中的专著所考，大约是其北游中的作品，两方钤印便是此一时期的常用章，而结合署款“农”字来看，当在雍正三年初更名以后不久，即其三十八岁左右的作品，此时金石学的开展尚未如干嘉时一样如火如荼，而篆隶文字正是这场运动的中坚力量。在成熟的西方市场中，形成运动中的重要作品往往受到特别的重视，相信金农此作对于关心扬州画派与关心金石学的藏家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

　　中国传统的金石学自宋代发祥以来，一直与杭州这个滋养文人又具南宋遗风的城市有着脱不尽的关系。干嘉至清末金石学的兴盛，可以称作是中国古代书画史中最后的一座高峰，而杭州既是“西泠八家”的活动之地，又作为京杭大运河的起点，正是沿着这条运河，杭州人黄易北上探碑访碑，在山东的济宁重新整理发掘了被荒废数百年的汉代武氏祠，堪称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现代考古活动。黄易的《蓬窗雅集图》描绘的正是诸多文人在杭州运河的舟中唱和雅集的情景。画中运河两岸的芦荻堤处丛生，行舟在平静的运河中被岸上的纤夫缓缓拉动，舟中几人举酒酬唱，几人舱外观景，只有远处的鸟飞迹还，极具幽隽淡雅的文人格调。画风似在恽寿平与杨文、程嘉燧等明末文人之间，以淡墨简笔写取神韵，经营趋势奇巧，卷中的任何一段都好像已是完整的、极富诗意的场景。此图绘后，上款人又请当时另外两位极为重要的金石学家孙星衍与翁方纲分别作题，而翁方纲正是黄易在访碑活动中最常往来的密友。至晚清民国，再有金德鉴、金嘉梁、王道、张熊等海派金石书画家跋尾，最后归于杭州收藏家褚德彝所有，褚氏亦好金石考据，嗜古博物，遂重新装裱题签，宝为“金石家笔墨之仅存者”。颇有因缘的是，黄易旧官于济宁，翁方纲亦是济上所题，此作既绘作杭州运河之景，且归藏于杭州藏家数年，在新中国又被山东济南文物商店所得，期间曾选入《中国古代书画图目》、《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宋元明清书画家传世作品年表》等权威著作之中，今日回归杭州献拍，真可谓是有神力相助。

　　金石家的图绘题咏固然稀有，但是那些干嘉文人专心致志的习古书作，反而更能体现清代碑学的承启兴衰。其中书写对联这一形式，又是清代书家涉猎最广，在历史上最为独有的一道风景。此次古代书画专场将上拍清代对联书作近百幅，涵盖自乾隆朝起各类书家、学者、文人、亲王的各种书体，且集中得自于几家家族旧藏，甄选严格，是在质量与数量上都可以称道的类别。另外，古代学人的书札也是公司历史上最为强盛的一届，数十件标的中不乏有文鼎、巴慰祖、达受这样难得一见的书札墨迹。丁辅之旧藏的一本八十三开的信札文稿册，侧重搜集清中晚期时江浙一代名人的笔墨互谊，其中数丁丙的一通上百字的书札最为罕见。丁丙是杭州八千卷楼的主人，八千卷楼与瞿氏铁琴铜剑楼、陆氏皕宋楼、杨氏海源阁并称为清末四大藏书楼，在明清私家藏书史上有极高的地位，此札又是丁丙后人丁辅之钤印收藏，意义更显不同。此册中又有袁枚书札一通，是用随园特质的梅花笺纸写就；钱大昕与翁方纲的细笔小字也不多见；赵之谦的名片是书赠好友傅节子的；潘祖荫致王懿荣的信札则是讨论金石之谊……总之，面对极为专业的古画藏家们，我这样点到为止的形容恐怕至多是一番赘语。诸藏家若是能亲到现场，一睹这些古代名迹的芳容，倒可以算作实实在在的痛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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