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浙江省文物网上，设有浙江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网络平台，我们经常在上面“潜水”，紧盯有关金华的文化信息。婺城区文博副研究馆员、原主任刘金发的普查日记，一经被我们发现，不禁心中窃喜。从2008年起，刘金发开始写普查日记，2009年3月至5月，短短三个月，连续发表一百多篇普查日记，直到今年上半年，野外普查工作告一段落，普查日记才停了下来。在浙江省文物系统里，刘金发的普查日记几乎成了“安妮日记”，人们争相阅读，这种既像游记，又穿插专业知识的小散文，让人们眼前一亮，原来普查日记还可以这么写。对金华人来说，更是一个惊喜，咱婺城居然还有这么多“宝贝”。刘金发说：“文物是有生命力的，通过它们，可以解读历史，甚至可以复印历史。但文物又是不可再生的资源，更好地保护文物是我们的责任。”

　　山下周9000年遗址的发现者 最早提出陶渊明隐居九峰

文物达人刘金发

　　通往文物保护之路

　　在白沙溪的源头，有一个美丽的小山村，它叫半溪。那里古木参天，200多年树龄的古树，比比皆是。1954年的秋天，刘金发降生在这座村庄上。由于当地没有开设学校，最近的学校远在25里外的周村，以致他到了11岁才上小学。1969年，刘金发小学毕业，全国掀起“乡乡建广播站、村村通广播”的热潮，他在红色金华人民广播站(金华电台前身)从事技术工作，架设线路，安装广播设备，月工资45元，按照现在的物价比，相当于现在的一万多元。第二年，金华基本上实现了村村通广播。1974年，中国又兴起“村村办学校”的号召，在这种形势下，十几户人家的自然村，哪怕只有六七个学生，也要配一名老师。师资力量急剧短缺，必须有一部分非师范专业但又热爱教育的人，充实教师队伍，因此，热爱教育的刘金发，顺利地当上了人民教师。

　　他说，身处那个时代，教育孩子是一种无上的光荣。“那个时候，所有的年级都安排在一个班里上，就是所谓的复式班。我一个人身兼语数音体美。像现在的全科医生一样，我成了全科老师。”让刘金发略感意外的是，人民教师的工资仅有27.5元，但他当老师已经当出兴头来。1975年夏，溪口乡受台风影响，山洪暴发，洪水咆哮而来，沿溪的村庄受灾严重。这时，“学习雷峰好榜样”的歌曲已经传遍大江南北，各界人士为灾区人民慷慨解囊，刘金发当老师不满一年，也不甘落后，一口气捐了120元，这等于把他近半年的工资都捐了出去。

　　1977年恢复高考，他因偏科严重，未参加大学招考。没想到当年大学连续扩招，很多偏科严重的老三届，都如愿以偿地进了大学。刘金发收拾心情，一如继往地埋首执教，他在教学上兢兢业业，深受学生好评。九年多的教师生涯，最为他自豪的是，当年溪口乡60多名教师里，仅有两个人被评上一类教师，他便是其中的一个。因为教育成果突出，他也曾被评为金华地区的新长征突击手。

　　世事变幻，改革开放的春风很快吹进了小山村，也吹进了刘金发的心坎。1983年3月，他走出校门，准备下海，搞点经济，放手在商海一搏，想体验一下另一种生活。但走出校门还不到一个月，他就接到溪口乡文化站招聘文化干部的通知，在极短的时间内，他做好准备，参加考试，由于他在写作和音乐上出色的表现，在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被录用为溪口乡文化干部。刘金发笑称，“在山村里，那时还没有电视，平时的文化活动非常贫乏，枯燥无味，夜里没什么文娱节目，我正好会些乐器，又挺爱唱歌。弄条四尺凳，竖起来挂好铜锣，脚下夹根鼓棰击鼓，手上拎一把二胡，自拉自唱。”在乡文化站，他一个人就是一台戏，一个坐唱班。备受乡亲们的欢迎。

　　1986年2月，他被公布为溪口乡党委委员。一年后，根据文化干部专职专用的有关规定，金华县文化干部一律不得兼任党委委员一职。1989年7月，刘金发被调到金华文化局筹备文化市场办公室和文物管理办公室，从此，跟文物打上交道，走上了文物保护之路。

　　他制造了一次“考古地震”

　　从小对国学深感兴趣的刘金发，对古建筑文脉尤为热衷。他说，文物保护工作是形，对婺城充满一种归依的情怀是神。他视古建筑为生命体，经常和古建筑说话，看似一人独白，却是钟情历史，与古往今来的能人巧匠作一历史对话。做文物管理这一行，他有两句名言：一是必须要有大海般的情怀，广大博通;二是要想有所作为，有所发现，必须在业务上精益求精。刘金发说：“在考古界，干了一辈子都没遇上什么重大发现的人太多了，有一两个重大发现已经是幸运之至了。”而他，作为一个基层文物工作者，在二十多年的考古生涯中，能够在山下周遗址的发现中起主导作用，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这一发现，甚至在中国考古界制造了一次“强烈地震”。

　　在整理明朝平倭剿匪功臣陶成的资料时，刘金发有个惊人的发现，被汤溪镇陶寺村村民尊奉为祖先的陶成，竟然是陶渊明的后裔。据他多方考证，从情理上可以推断陶渊明曾隐居九峰。《浔阳陶氏宗谱》中有“自新安而睦而金而九峰”，与《淳安县志》中的相关记载进行比对，铺成一条线索。陶渊明姑夫归隐淳安县，淳安古属太末县，太末县旧址即位于九峰山麓。陶渊明曾因撰写其姑夫的墓志铭来过淳安，极有可能去九峰一游。再结合陶渊明此后所写的诗中隐隐透露的信息，大致上可以佐证陶渊明隐居金华九峰这一说法。刘金发说，“这可以在陶渊明的《拟古九首》中找到注脚。‘东方有一士，被服带不完。三旬九遇食，十年著一冠。辛勤无此比，常有好客颜。我欲观其人，晨去越河关，青松夹路生，白云宿檐端。知我故来意，取琴为我弹。上弦惊别鹤，下弦操孤鸾。愿留就君住，从今至岁寒。’古今陶学专家认为‘东方有一士’，是指‘古代贫寒守节的贤者’。而陶渊明的九峰之行是来看(我欲观其人)‘东方一士’的，‘东方一士’即为曾隐居并寿终九峰的龙丘苌。”当时，刘金发此论一出，引起的轰动可想而知。

　　随后，他又从史料中发现达摩善终九峰山，与前者陶渊明隐居九峰山的考据成果，堪称金华文史考据的双璧。“搞文物最是默默无闻，文物工作者更要耐住寂寞。”他说，一个文物工作者，不仅要有渊博的知识，吸纳各类知识，以备不时之需。而且还必须有一双专家般的慧眼，如果没有，则一定要借双慧眼，为自己导航。“论杰不外才学识，博物能通天地人”，这两句话可以算作刘金发的人生写照了。

　　2001年，刘金发任婺城区文物办主任。在他任职期间，公布了一批文物保护单位和文物保护点以及历史文化名村，在财政极度困难的情况下，通过各种途径筹措资金300多万元，修复了上境刘氏宗祠等21处古建筑，约6348平方米。他构建了多层次文物保护管理体系，签订了三级责任书：区政府和乡、镇政府签，教育文体局和乡镇文化站签，文物办和文保单位签。寺平村更是作为古建筑保护与新农村建设的示范村，成为古建筑保护与合理利用探索的成功范例。2007年下半年，他开始着手婺城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直到今年上半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第二阶段结束，普查成果正在进一步整理当中。

　　在普查山下周、青阳山两处新石器遗址时，刘金发登上了他文物考古生涯的又一高峰。他将婺城区的历史往前推进到9000年，之前相关的考古发现，包括有史料记载的姑篾古国、太末县、东阳郡，在9000年的时间轴上一一复位，刘金发说，正是在整理、发掘、探索这些遗址的时候发现了山下周，这等于连续谱写了婺城9000年的年谱。关注本土文物保护的金华人，文物保护志愿者，文物系统工作者，省内外文物爱好者……甚至是爱好旅行的驴友们，在他们之间，刘金发的普查日记流传甚广，这让他们找到了可以踩点的地方。追寻婺城的历史，就是追寻他们理想可以扎根的地方。

　　文化遗产也当有尊严

　　近日来，云南大理为修公路拆毁唐代古城墙，镇江千年粮仓成为高楼大厦的地基，文化遗产成了文物“流产”，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痛陈城市文化的危机与问题，他说，有尊严的文化遗产才具有强盛的生命力。作为婺城区“文物达人”的刘金发，自然清楚单局长的微言大义，他直言，文物系统是个弱势群体。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日益加快，文物破坏的高发期接踵而来。文物保护和城市建设自古都是一对矛盾。文革期间，就曾出现一次文物破坏的高峰。在破四旧的声浪之下，文物几无余存，但古建筑、古城墙虽有损毁，毕竟还在。现在，城市开发，一日千里，不仅是古建筑被连根拔除，而且古城墙、古地基也被破坏殆尽，甚至连原始地貌也遭到严重破坏。刘金发说，“这样的破坏，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要严重。”有人说，有得必有失，然而如此重大的损失，对于我们如此微薄的所得，真不成比例。

　　在个别人眼中，文化遗产因为没有直接经济产出，他们认为保护文化遗产，还得费钱费力费时间，等于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增加投资却不见回报，这让有些地方政府不愿公布文保单位，认为这样做，反而束缚了城市发展的空间。文化遗产保护得不好，将使文物遭受严重破坏。刘金发说，“现在有困难，无力维修，可以在以后慢慢来做。否则，哪怕经济再发达，以后也没有文物可以维修了。”但文化遗产保护得好，完全可以达到经济发展与文物保护双赢的局面。幸亏金华市、婺城区两级政府历来重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以及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申报工作，经过十年的努力，金华被评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文物保护工作也有条不紊地继续开展。

　　二十多年来，对于婺城区已经出土的文物，刘金发已经如数家珍，这些家底就是他奉献一生去解读、去保护的宝贝。他说：“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三个条件里只要有一项符合，就能进入我的文物保护视野。”

　　文物不仅应该进入专家的保护视野，也应该进入民众的保护视野。保护文物不仅需要文物达人的慧眼，也需要广大民众雪亮的眼睛。因为，文化遗产只有与民众发生感情才最安全，才能重获它们应有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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