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丑仲秋，有山东邹城行，承邹城市文物旅游局局长邵泽水先生好意，惠赠“四面人脸”汉画像石刻拓片一幅（上图）。泽水先生告知，2009年2月春节长假刚过,就接文物普查人员报告:发现一块被弃的人脸画像石刻。凭着丰富的专业经验和职业的敏感，泽水先生即赶赴现场，将该石收置于孟府作永久收藏。 

    泽水先生介绍：此石出土于距地表下约1米处，出土处地表散布大量汉代陶片，是一处典型的汉代遗址。该石高0.45米、长0.40米、宽0.27米，为方柱形，四面均刻画像。两面较宽两面较窄，每面形象均为人脸。 

    回沪后，细审拓片，该石的雕刻技法以浮雕为主，采用四面独立呈现画面的形式，填满构图法，具有典型的汉代艺术风格。人物形象清晰简略，头戴三角风帽、长耳、高鼻、深目、拱手盘坐，当是胡人形象。人物头部两侧有两猴作攀附状。这种构图，汉画像中常见，但猴多攀附于石阙、厅堂双檐处，以寓祥瑞。胡人形象虽然在汉画中屡有出现，但多与胡、汉战争有关，其形象或作战斗状、或为俘虏状。而该石的人物形象却不同，与连云港孔望山东汉摩崖石刻中的胡人造像基本一致。 

    东汉晚期，佛教开始传入中国，于是出现了“佛道并祀”的现象。信立祥先生在《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一书中论述孔望山摩崖画像时认为：“一些结跏趺坐的佛像，深目高鼻、头戴有翅三角风帽，为魏晋以后所不见。很显然，这是北方或西北苦寒之地胡人的形象，而不应是古印度即天竺人的特征。这一点，说明当时的人们只知道佛教来源于‘夷狄’，对天竺的气候和风土人情尚一无所知，主观地把释迦摩尼理解为苦寒之地的胡人。这一点，说明了汉画群雕造于佛教刚刚传入中土的东汉时期。”信氏之说可谓允当。 

    邹城市出土的这块石刻，无论从雕刻技法、人物形象来看，其风格、造型与孔望山摩崖石刻基本一致，应是一幅礼佛造像图。是祠堂或寺庙一类的祭祀性建筑构件，为魏晋南北朝佛教造像石刻滥觞，这块刻石的发现对研究佛教文化的传入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是一块难得一见的刻石，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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