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 自在观音(局部) 西藏 H62cm 估价: 78-98万元

　  翰海，自95年首次拍卖的两尊佛造像，到今日的专场，已有十五年。

　　在今之速朽时代，佛教艺术品应“有如恒河沙数”法门的当机教化，完成商品化的转换。然而，以世俗心，金钱等量，看待佛教艺术品的流转，自古以来为佛教徒的大多数人所诟病。

　　佛法于未被之地，素以“托形象以存真”。孕育中国佛教文明的敦煌莫高窟，其雕塑壁画，皆是源自经卷的内容，假以艺术的形式，直观演示，作为精进观想，次第修持的依据。由此广布“见相非相”，“性空幻有”的真言妙谛，是为教化之根本，而非执着於“小我”的物去而悲，物复而喜。

　　儒、释、道的古今圣贤，皆纳百川之水，从善如流，以破除表相，求得“清静本体的永恒”。

　　《吕氏春秋·鲁国之法》记载“子贡赎人”“子路受牛”的典故，可以厘清“小我”之善与“大我”之善间的区别。

　　“鲁国之法：鲁人为臣妻於诸侯，有能赎之者，取金於府。子贡赎鲁人於诸侯而让其金。孔子曰：赐，失之矣!夫圣人之举事，可以移风易俗，而教导可施於百姓，非独适己之行。今鲁国富者寡而贪者多，取其金则无损於行，不取其金，则不复赎人矣。”子贡保持自己的道德情操，有如爱护羽毛，救赎了在国外沦为奴隶的鲁国人，而不接受官府法定的补偿金，却受到了孔子的批评“子贡(端木赐)你有所失误啊!”往後，鲁国人就不会为国外沦为奴隶的同胞赎身了。你若是收取国家补偿金，对你行为所产生的价值并无损害，而你不肯取你所应得的，那别人却怎肯再去救赎人。

　　子贡，保持“小我”的独善其身，却忽略了连年混战，社风日下的鲁国，先需施以小利诱之，体察“众生隰隰，皆为利来。众生攘攘，皆为利往”的根性，才能潜移默化地将不凡的品行深入个人本性。

　　子贡高格调的道德展示，使本有能力救赎之人暗自思量：不具备像子贡那样好的操守，舍弃领取补偿的机会。倘若变成抱有机会性的善举，则在社会道义的舆论下，矮了已成为榜样的子贡，作践了自己。

　　然而，被子路拯救的落水之人，为表示感谢，回赠子路一头水牛，子路欣然接受。得到孔子的赞扬，说：“今後鲁国人一定会拯救溺水之人了”。

    同样是与人为善的结果却不相同。其中包涵的表象与实质，互为依附的同一内容，产生着如同老子所说“有生於无，无中生有”。鉴往察来宋人苏东坡，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了悟，直逼南宋《嘉泰普灯录》“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的透彻，二者皆以一种脱俗的悠然而无为地接近庄子所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

　　1906年，章太炎在东京中国留学生会上发表《开拓中国之新机运》的著名演说：“有两件事是最重要的：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励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翰海十五年来，不但秉承章氏之夙愿，同时，也以梁启超所说：“与时俱进，为人生、为社会”为己任。在这末法时代，躁动人生，“为大众说甘露净法”。播种德福於心於田。恰似乾隆帝御笔为阐福寺所题匾额“福田花雨”所喻意：“凡敬侍佛、僧、父母、悲苦者，行善修德，皆可得福报，功德。如播种田亩，有秋收之利。福报功德，自天而降，散花如雨。”佛家以此赞叹诸天为佛说法。乾隆帝修建阐福寺，所书“上为慈圣祝厘，下为海宇苍生祈佑”，典出《大方便佛报恩经》，是佛以最大福田，最胜福田，保佑天下众生，故名“福田花雨”。

　　每一尊佛，无论方寸与等身，都是福田的因和果，在其表象与本质的虚实之间，“无中生有”地引导着道德救赎和物去物复的悲喜。

　　根本的是，花雨唯为福田而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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