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上半叶对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描述《利玛窦中国札记》。奥格斯堡：C.1615。当代羊皮纸，修复版。

    忘了那年是忙个什么闲事，就把去首届香港国际古书展的事错过了。但还记得老友胡河北从香港观展归来，回答我“没买两本？”的是“那我得把房子卖了！”

    2007年首届古书展的记录网上还能查到：一页正反两面印刷的古腾堡《圣经》，标价45万港币。哇——以前只知宋刻本是按页论价的，每页与金箔价格差不多，甚至还高。对西文善本，还真是知之不多。

    上一届没赶上，这次提早关注、届时赴会——香港展览中心展览馆——但不明白主办方为何把开幕式选在下午5点，几乎是在黑夜里让我开眼——拜见了传说中的西文善本。

    利玛窦，西学东来的引路人

    进入展厅直奔那部4开的英文《圣经》。

    它的来历可不简单，当年亨利八世为与老婆离婚迎娶第三者为妻，毅然与罗马教廷翻脸。再后来，独立的英国颁布政令，用自己的语言诵读《圣经》——而这里展出的即是1611年英格兰“钦定版”英语《圣经》。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就是最早的“雅思”教材，英格兰语文就是从这本英国的“书经”起步的，它对英语的普及与规范功高至伟。英国历史家格林宣称，“英国人是一本书的民族这本书就是《圣经》”，英国文学史家圣茨伯里则说，只熟读一部《圣经》就能成为文学家——这本标价155万港币的古书，“古”得不一般。

    书展会上还有一半展品是中国的善本书，这些书有很多来自海外。有人把这些本子的流动解说为“中西文化交流”。但我提请大家注意的是：中国善本多是被殖民者以各种手段从我国以“文物”的目标掠走的(比如，敦煌经卷)，那是流血一样的流失。而中国现有的西文善文则是当年西方殖民者以文化和科技输出方式进入中国，这种文明养料，味道复杂。

    借此展览，我很想说一下中国的西文善本。

    西学入华的历史，依我粗浅的划分，大体是两块：汉唐一脉为首次西学东来，此“西”多集中于印度与西亚；明清一脉为第二次西学东来，这一次的“西”则涉及整个欧洲。由于西方金属活字印刷诞生于1450年左右，所以印刷品意义上的西文善本只能产生于第二次西学东来。西文善本于明代进入中国，具体讲是万历年间，我们就有了今天被称之为“西文善本”的宝贝。

    利玛窦1582年来华，翻开了西学东来划时代的一页。其中最伟大的成果当是引入《几何原本》。这部在西方世界影响仅次于《圣经》的科学巨著，在1482年有了第一个印刷版本后得到了更加广泛地传播。利玛窦在印刷版本诞生百年之后，为中国带来的是它的1574年印刷版本，此书经过了利玛窦的老师克拉维乌斯的翻译整理。恰好是香港举办首届国际古书展之日(2007年11月上旬)，利玛窦的后裔利奇先生和徐光启、熊三拔(非直系后代)的后裔在上海相聚，纪念徐光启、利玛窦合译(熊三拔也参与了其中部分问题的研讨)《几何原本》400周年——当年，正是利玛窦“科技开路，曲线传教”的思想和后来的那本《利玛窦中国札记》，在欧洲产生的巨大影响，才引发了又一个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今天看也是西文善本史)的重大事件。

    金尼阁，

    西文善本的领航员

    似有冥冥中的承继关系，利玛窦在北京病逝的这一年(1610年)，又一位传教士在澳门登陆，他就是比利时的金尼阁。五年后，他在回国的船上用拉丁文翻译了利玛窦以意大利文写成的回忆录《基督教远征中国史》。1615年他以《利玛窦中国札记》之名出版了这本书，此书的出版引起了欧洲传教士到中国传教的热潮。

    1618年的春天，金尼阁率领二十余名新招募的传教士再次踏上来华旅途。海路遥遥，有七名传教士病死在路上，其中包括金尼阁的弟弟。同船来华的有邓玉函、罗雅谷、汤若望、傅泛际等学养深厚的传教士，他们都成了在中国传播西学的主力。

    金尼阁二次来华负有一个重要使命，即为中国耶稣会建立一个图书馆。为此，他与同伴邓玉函从欧洲各地挑选了各个领域的经典著作，加上教皇所赠的500册书，共有7000册书装船运往中国——如此规模，在当时的欧洲也算是大型图书馆。

    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金尼阁携书抵达中国澳门，由于此前发生过“南京教案”，这批西书只好分批运进大陆，并辗转被带到北京，但后来也只有部分运到耶稣会图书馆。耶稣会撤销后，这部分西书又进入北堂图书馆。

    参观过首届香港国际古书展的人，将有幸见到1543年德国首次出版的《天体运行论》，标价150万美金。而金尼阁带入中国的7000部西书中，恰好就有1566年的瑞士巴塞尔的第二版《天体运行论》。这部具有挑战性的科学巨著，在1616年曾被罗马教廷列为禁书，但它却能辗转进入中国，实在是万幸。不幸的是《天体运行论》没有像《几何原本》那样被翻译成中文，和那批东来的西书一样寂寞地躺在异乡，成为没人读过的好书。

    事实上，金尼阁来华之初曾拟定庞大的翻译计划，并联系了艾儒略、徐光启、杨廷筠、李之藻、王徽、李天经等中外人士共同翻译出版这些书籍。但金尼阁在杭州早逝，最终除一小部分被李之藻和王徽等人翻译成中文外，绝大部分西文书籍不仅没发出华夏之声，而且不知所终，死不见尸了。

    只为后世留下一个凄凉的名字——“金氏遗书。”

    “金氏遗书”，

    隐形的文化遗产

    300多年过去，即使找不回“金氏遗书”，人们也想知道，金尼阁带来的7000西书都是些什么书。我曾请教过一位正在英国攻读博士的小姐，请她查一查欧洲是否有这7000部古书的书目。她没能找到这方面的东西，西方没有这些西书的答案。唯一能透露出一点“金氏遗书”信息的，只有那个著名的编目——《北堂书目》。它以书目的形式显示：“金氏遗书”曾经“存在”，今且“活着”。

    所谓北堂，其“堂”即教堂；北京当时有东、西、南、北四大教堂；北堂即后来的西什库教堂，坐落在旧北京图书馆的斜对面。所谓《北堂书目》，是北堂图书馆明清藏书的目录，是300多年西学东传的文献缩影，其中包括“金氏遗书”的部分遗存。

    北堂藏书十分复杂，它有老北堂藏书和新北堂藏书之分。新北堂藏书是1860年英法联军进北京，天主教财产被归还以后，南堂藏书与北堂藏书正式合流以后的北堂藏书。由于老北堂藏书并没有一个明确的书目，所以，“金氏遗书”的书，就这样混入新北堂的书中，想《北堂书目》中分辨出来，实在不易。

    中国是一个书国，即使是看不懂的西书，知识界也高看一眼。《北堂书目》就是应北京知识阶层的请求，于1939年启动的。此工程经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等人介绍，得到美国洛氏基金的支持，辅仁大学则负责编辑。1944年出版了北堂藏书的第一部书目，即法文部分书目；1948年又出版了第二部和第三部拉丁文书目和其他各国文书目。1949年《北堂书目》交由教会出版社正式出版。

    虽然，《北堂书目》中难辨“金氏遗书”，但它却是目录意义上的“西文善本大全”。

    《北堂书目》，

    西文善本全记录

    找不到也摸不到“金氏遗书”的中国文献学家，只好把研究西文善本的热情投入到研究《北堂书目》的工作中，是他们的精细统计使我们得以知道：当年的北堂收藏了法文、拉丁文、意大利、葡萄牙文、西班牙文、德文、希腊文、荷兰文、英文、希伯来文、斯拉夫文和波兰等几乎所有欧洲语言的古书。其中数量最多的是拉丁文古书，而后是法文古书。

    “北堂遗书”名声极大，但绝大部分来自南堂所藏，大约1300种；而东堂、西堂和北堂三堂的藏书加起来，才300余种。此外，还有镇江、济南、杭州、南京、上海、正定、武昌、开封等住堂的藏书，和几位主教的私人藏书近千种，加上来源不详的图书2000余种，共4101种5133册。但“四堂”总藏书量，仍不及金尼阁的“七千遗书”。

    如果不作统计，人们很容易认为传教士带来的书都是宗教书。其实不然，《北堂书目》中的宗教类图书，仅占所藏的三分之一。计有圣经、教父学、神学教义及伦理学、辩证神学及神秘主义、教规法及民法、布道及教义问答、祷告书、禁欲主义等，共2000余种。北堂藏书的三分之二，是自然与社会科学类。计有历史、自然史、哲学、文学、几何学及水文学、数学、天文学及日晷测时学、物理学及化学、机械学及工艺学、医药学、语言学、传记、杂类等，共3000余种。

    不能不叹惜：当年若把“金氏遗书”或“北堂藏书”全部翻译过来，我们的大明、大清将呈现出什么样的文化面貌？但历史不是游戏，历史是你不得不接受那个结局：明清一脉，中国人依然热考“四书五经”，不问科学，遑论民主。

    大善存焉，仰望“高阁”

    “金氏遗书”显然是见不到“全尸”了，但还有北堂藏书。这么多身世复杂、价值连城的西文善本，而今，都在哪个“高阁”里“高就”？

    据说，《北堂书目》及北堂所藏的西书善本，现存于国家图书馆古籍善本部，其中，至少有四种(五册)1450-1500年间出版的珍贵“摇篮本”，其次才是这里所说的那些西文善本，这些古书有的在西方已经失传。

    据说，有人见过第二版的《天体运行论》，它静静地躺在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里，蓝布函套，犊皮封面，扉页上有与金尼阁同船来华的传教士罗雅谷的拉丁文名字。

    两年前，我曾拜访过国图善本部，原打算走“后门”拜见善本，结果是“没门”。不久前，见到科学史博士江晓原先生，与他说起此事。他说，当年为作毕业论文也曾找过“北堂遗书”，结果也是见不到。他告诉我：此中说法颇多。

    公开的信息称，国图善本目录中收录了1953种西文和日文书籍。但北堂藏书不包括此目录之内。由于“种种原因”吧，北堂藏书还不能对内或对外开放，“金氏遗书”的最终面目，仍无从揭晓。

    我只能祝愿这些西文善本——大善存焉。

    见仁见智，

    西文善本的标准

    香港国际古书展上的西文善本中，什么年代的古书都有。有人问，到底什么样的西方古书才算西文善本呢？虽然，人们以内容为依据提出不少标准，但在实际的善本鉴定中，出版年代还是一个极重要的因素，而具体以哪个年代划界，各国不一，各地不一，甚至各馆不一。

    我曾参观过美国国会图书馆，这个不足300年的国家，将本国1801年出版的书都算作善本，1850年以前在密西西比以西地区出版的书籍，亦为善本。将外国1501年以前的所有书籍，及1641年以前的在英国出版的书籍，皆视为善本。

    据说英国国家图书馆是以将1915年以前不列颠和爱尔兰出版的书，和1851年以前西欧其他地区出版的书，均视为善本。

    我们的国家图书馆，则以1800年划线，此前西书皆为西文善本。

    综合国内外善本标准，多以19世纪划线(当然，善本还有它的重要性、稀有性等别的标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看到二百年前的书，那就是见到文物了。

    虽然，我流着讶异的口水，看完了香港国际古书展，反反复复地说着善本的天价，但最后还要说：真正的文化结晶体是无价的因为其本质是无法复制的——那就是善本之善吧。

    《钦定版圣经》伦敦：罗伯特·巴克在1611年至1613年间出版

     伽利略的《关于两种世界体系的对话》正面批评中世时代的宇宙观，是引发十六七世纪“科学革命”的重要图书。

   著名的西什库教堂——北堂。制图 颜庆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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