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西省刀剑文化艺术保护协会会长徐晖家，挂着一把祖传的青铜剑。“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每天，徐晖都要手执宝剑，大声朗读李白的这首《侠客行》，称自己最向往那种文人杖剑远游的情怀。这把青铜剑和越王勾践剑的青铜剑颇为相似，同样也是剑首外翻卷成圆箍形，内铸有11道同心圆，剑身上布满了规则的菱形暗格花纹，并且镶有绿松石。有了这些特征，徐晖认定这是一把越王式剑，但令他苦恼的是，青铜剑剑身已锈蚀严重，看不出是否刻有铭文。因此，千年之前，剑的主人是谁？在它的身上发生过怎样的故事？作为行家的徐晖却一直不能破解。

    据资料记载，吴越出宝剑。东周时期的吴越铜剑，至今有不少遗留于世。由于有部分剑上铭有吴王和越王之名，故能被确定为吴越之剑。它们不仅剑型相同，而且装饰的方法，铭文的格式也很一致。

    在这些吴越王剑中，年代最早的是1959年安徽淮南蔡家岗出土的吴王诸樊做太子时所铸之剑。诸樊于公元前560年至公元前548年在位，时当春秋中晚期之交，所以此剑的铸造应略早于公元前560年。年代最晚的是河南淮阳发现的三件越王剑，可能属于越王诸咎(公元前376年即位)以后的晚期越王，其时已在战国中期。

    从吴王阖闾至越王朱句，年代相当于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期。这几位吴王和越王之剑，不仅所占的数量最多，而且器型最为完美，铸造最为精细。

    “从春秋晚期到战国初期，吴越铜剑正值鼎盛时期。在前后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吴越铜剑遥领风骚。所谓吴越出宝剑，就是特指这段时期，其中最著名者当属‘越王勾践自作用剑’。”徐晖说。这把姥爷留给他的越王式剑的来历，徐晖并不知晓，只是听姥爷说这把剑是出自山西的。

    吴越青铜剑怎么会出土于山西？徐晖感到很好奇，于是翻阅了大量的史籍，试图研究出个究竟。

    “由于吴越出宝剑，所以在吴越两国与其他国家的交往中，剑经常被作为赠赐的贵重礼物。‘季札挂剑’的著名典故，就是以剑礼赠外邦之君的一个例子。春秋时代，吴王馀祭四年(公元前544年)，吴国公子季札出使鲁国。途经徐国，徐君喜爱季札的佩剑，有心索取，却难于启齿。季札明白徐君的心意，决定把剑赠送给他，但因佩剑出使是一种礼仪，只好待其归来，才能了此心愿。不幸，返回时徐君已死。季札为兑现内心的许诺，便将宝剑挂在徐君墓前的树上走了。季子挂剑的典故，最早出自《史记•吴太伯世家》，西汉学者刘向的《新序节士》也有相似的记载。”徐晖说。剑，这种战场上的杀人利器，同时也承载着礼仪之邦的深厚内涵，诚实诚信，一诺千金，“挂剑留徐”传为千古佳话。

    而据史料载，春秋晚期，为共同对付楚国，吴、晋两国曾一度结成联盟，关系密切。公元前550年，晋侯嫁女于吴。公元前544年，吴国王族季札出使晋国，与晋贵族建立了良好关系。吴亡国后，贵族纷纷离境，一部分人便来到了晋国。这些流亡者也必定带出来了大量宝物。

    清同治年间，山西代县曾出土一件吴王夫差剑；1961年万荣县庙前村又出土两件吴国铜戈，上铸“王子于之用”六个错金鸟书铭文；之后在原平峙峪出土一件吴王光剑，在榆社三角坪出土一件吴季子剑。山西出土的这些吴国王族之器，或为吴晋通好时礼赠而来，或为吴亡后流亡者携带而来。

    结合自己二十年来收藏古代兵器的过程，徐晖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中国古兵器八成出自山西。他分析道：“这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山西处于一个中原文明与北方少数民族相融合的地带，古来就是边塞，战乱不断，特别是宋辽金时期，所以仗打得多的地方，兵器遗留下来的就比较多；另一方面，山西地处黄土高原，气候干燥，铜铁器锈蚀相对于南方而言，情况要好得多，所以或遗失、或陪葬，保留下来的几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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