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郊区的福禄寿三星雕像（左）和伫立在郑州的宋庆龄雕像（右），成为近年来城市超大塑像的典型

宋庆龄雕像

　　大型雕塑本身所具备的强烈的仪式感、膜拜感，以及与重要宗教场所紧密相连的崇高感在这些蓦然出现的“巨人”面前土崩瓦解。在雕塑作为艺术作品本身所携带的艺术价值是否存在屡屡遭人诟病之外，它们作为城市的一个特殊存在，更多的质疑还针对其背后可能的利益输送链条。
　　河南省宋庆龄基金会近期正在郑州建设的宋庆龄雕像高8层楼，基座是一个可以容纳600-800人的会议室，而让人意外的是，河南省宋庆龄基金会竟否认是宋庆龄雕像，并称是“黄河女儿”。
　　这样的巨型雕塑在当下的中国并非个案。如北京郊外以“福禄寿”三星塑像为造型的天子大酒店，高41.6米。
　　“城市就是一本打开的书，从中可以看到它的抱负。”如果以这句出自美国著名城市规划师的名言为考量标准，那么，近来在全国各地蜂拥而上的巨型人像雕塑建设浪潮中折射出的是一派整个时代的盲目求大，虚荣浮夸心理。
　　大型雕塑本身所具备的强烈的仪式感、膜拜感，以及与重要宗教场所紧密相连的崇高感在这些蓦然出现的“巨人”面前土崩瓦解。在雕塑作为艺术作品本身所携带的艺术价值是否存在屡屡遭人诟病之外，它们作为城市的一个特殊存在，更多的质疑还针对其背后可能的利益输送链条。
　　作为艺术创作者，日本知名环境艺术家关根伸夫曾说过：“艺术不是什么特殊的东西，它不只是作为自我表现的手段”。中国当代艺术有强烈的批判性和表现主义倾向，对人文关怀的体现可谓充分而强烈，但它与城市的融合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质疑巨型雕塑的当代价值
　　从历史上看，从古代兵马俑群到乐山大佛，这样的大型雕塑适应历史时代的需要，其中有宗教崇拜的因素，在建设的那个时代也可谓极尽人力物力，但它们进入了历史，便成为一种历史的存在。在今天看来，它们本身所含有的意义是一种文物的代表，代表塑造的那个时代的工艺水平宗教信仰，但现代社会再去追求过大过高已不再与时代气息相吻合，也不再符合现代审美的个性需求。古典雕塑追求体量，现代雕塑走向对体量的超越，追求内涵为价值判断标准。“帝王时代要用巨大的体量来证明力量，彰显权威，而现在的时代不再需要这样的方式，现在的城市雕塑更多强调美和生活的关系。从人类艺术发展的潮流，好比史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用体量来炫耀财富，其实是一种不成熟。”深圳雕塑院院长孙振华在接受《东方早报·艺术评论》记者采访时这样表述。
　　在孙振华的回忆中，以秉承前苏联的审美为代表的大型雕塑同时暗含着意识形态的交锋。斯大林时代的工人与农民的雕像，有57米高的母亲雕塑，横空出世，“顿时把西方镇住了，巨型雕像彰显了权威的力量，整个城市都笼罩在其阴影下。这是用雕塑的形式诉说政治意念。”
　　关于巨型雕像的争论，在西方同样发生，英国著名雕塑家安东尼·格姆雷的大型雕塑“北方天使”张开54米的双翼，惊世骇俗地耸立在英国格兹黑德市，成为当地的标志性景观，因而拯救了一个濒临破产的英国小城，使之重获生机。英国建筑学杂志的负责人威尔·亨特认为，这样的大型公共艺术雕塑是雕塑家们在当代机械水平高度发展情况下大规模生产技术的极大体现。“艺术家们当然能够解决创意方面的问题。但是在这些大型项目的面前，艺术家的身份同当初手工制作之间的联系已彻底断裂，是完全两种概念。”他说，“艺术家们，可能更多的是建筑师，他们业已成为一个工作团队的领导者。那些建筑是更大型的雕塑，如此规模自然无法由艺术惯有的手工创作完成。”亨特坚信，塑造大型公共艺术品的趋势，来自布莱尔执政时代，而经济越是萧条，在公共艺术品的体量表现上，就越是逆势而为。

　　立项的决定权是哪些人
　　全国城雕委艺术委员会主任、中国雕塑院院长、雕塑家吴为山在接受《艺术评论》简短的采访时说自己刚从美国归来，对郑州“宋庆龄巨型雕像”一事并不太了解，但是：“郑州方面这次的大型雕塑项目并没有向全国城雕委报批，也没有经过评审，属于地方上的自发行为。”
　　这牵扯出中国究竟有无针对巨型城市雕塑的报批、评审制度的问题。即使有，究竟是如何履行其职责的，这些评审委员会的委员又是由哪些人组成的，拍板定项者是否具备必要的艺术素养?
　　“巨型、大型雕塑的竖立，在管理上从国家层面上讲，没有管理办法，现阶段基本处于无序状态。”孙振华说。
　　当然，即使据负责项目建设者宣传，这些巨型人像雕塑在立项之前都曾经过专家论证，那么论证的过程也理应受到质疑，“参与论证者是不是业内一流的得到公认的专家，是不是能说敢说真话的专家?假定参与论证的委员会是由真正的专家组成，但决策者依然是当地政府，艺术价值的体现完全取决于政府主要领导的个人素质了。”同济大学教授王国伟说。他又以国外成功的城市雕塑为例，“国外的城市雕塑管理得益于他们在立项开工之前，都由权威的专业委员会进行论证，无记名投票，不通过不能立项。”
　　孙振华认为，进入当代，要用公共艺术的概念取代城市雕塑的概念，“背后要有制度的设计，要有作品的遴选、规划、评审，为此建立制度，在这样一个人人可以得以参与的社会，很难说某种趣味是对的或者不对的，在不同的趣味之间找到一种博弈，在这个博弈之间找到一个博弈规则来做。”但是做到那么顶天立地的巨型雕塑，“要经过专家论证，民意测验，某些领导的意志，三方面一起，平衡制约评审评议机制。仅仅站在哪一个方面的立场，都会有片面性。”
　　既然每天，这些城市雕塑的使用者是这个城市的市民，那么最好先问一下他们，是否喜欢现有的方案。而如果这件作品最后事实上是对使用者意志的强奸，即使当前弱小的使用者不能反对也能拒绝和逃离，等到下一代的使用者出现，被强加的城市雕塑的命运很可能就是被拆除。
　　应与环境相互融洽
　　公共艺术在国外的成功主要得益于制度的严格执行，得益于充足资金的保障，运作体系和机制的保障，以及文化的延续。漫步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重镇佛罗伦萨，城市街头随意的一个街角、广场上都会与一个形态各异的雕塑相遇，女神飘飘的衣袂丰腴的线条、海神四散的须发，都融入了周围的巴洛克式建筑符号。这一切与当地天主教中的广场意识互为映衬、对照，形成无法割裂的整体，“和谐是城雕的首意。所有的要素都是相互呼应的，现在要做城市雕塑，文化背景、周边的环境建筑形态，都要形成关联度，空间的距离、天际线之间的关系，都纳入综合考虑的范畴，才能达到综合效果，否则就会形成冲突，这样的雕塑就是失败的。”王国伟说。
　　城市巨型雕塑作为城市特殊的存在，是一种建筑的延伸，也是以艺术的方式与建筑互为补充，与建筑之间的关系构成特殊的形态。王国伟以上海外滩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为解读的典例，人民英雄纪念碑以三根挺立的60米高的柱子直指青天的形象伫立于外滩历经百年的建筑群中，“像这样抽象的雕塑对周围所处的环境是有要求的。巨大而线条简洁的柱子立于四野空旷的地方会达到很成功的效果，但是在外滩拥挤的环境中却成为一种奇怪而突兀的存在。这项雕塑的艺术价值并不坏，但是恰恰在于同周边环境无法融洽。撇开周边环境，单纯看一个雕塑并没有意义，与环境的关系没有处理好，会造成一种很不好的效果。”

　　虚假的城市雕塑也是审美垃圾，整日里被垃圾笼罩，长久地损害、侵略人类的审美观。
　　利益输送的可能
　　孙振华对各地超大雕塑的建造潮，还提出了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之外的另一个可能性：“通过超大雕塑来彰显形象，成为地标，背后反映了整个时代的盲目求大，虚荣浮夸心理。地方上竖一个雕塑，不是看是否合适当地环境和建筑，而是要求做到最大，同类中最大的某个人物像，攀比求大反映了这个时代盲目浮躁，但从另外一个层面讲，可能会有洗钱和贪污的可能。”
　　当过去时代的政治导向被如今的市场经济导向取代后，把带有政治符号的雕塑庸俗化，通过视觉上的不平衡性，造成一种市场上的特殊的关注效应，从而形成商业上的追求。这一点得到了在建筑业、城市规划行业浸淫多年的王国伟的共识，“雕塑产品的形成过程本身就是个商业行为，当然有利益集团之间的输送。雕塑相对其他艺术品来说是没有什么可比性的，因为雕塑是个体单一的，没有一个统一的衡量，每一个雕塑体量不一，具有不可比性，使用材料也具有差异，汉白玉，花岗岩、金属，都存在巨大的价格差异。”
　　“城雕的价格没有一个具体的定额，像建筑一样，给很多手中握有权力的人、支配资金的人开了方便之门，腐败屡屡发生，成为行业潜规则。比如说，可以以捐赠的方式，赞助的方式，给出一大笔钱之后再索取回扣。作为当代艺术作品，雕塑的造价又很难算清，不能光算钢筋水泥的成本。大，所以无序，蕴含腐败的可能性更大。大部分城市都有城市雕塑办公室，但履行职责方面不够清晰，比如报批，不是说任何一个人都能做大的，第二个方面，从现在绿色建筑，生态环保角度讲，大型雕塑动用很多资源，开山劈土、采铜，都是对自然资源的浪费，不符合现在注重生态的理念。”孙振华补充道。
　　在城市改造的一波波热潮中，谁都希望留下点“政绩”，最好是能够抬头便望得见，成为话题热议的东西，纪念碑式的巨型雕塑恰恰与此标准相符合，而在巨型雕塑的阴影笼罩下行走的普通民众，恐怕能够容忍阴影存在的时间也不会太过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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