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德2011秋拍季羡林藏书专场之《颜氏家训》(上下卷) 季羡林题跋
"季羡林鉴赏"朱文印
2011年11月中旬,嘉德秋拍即将开幕。在本季众多拍品中,刚刚去世不久的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藏书专场吸引了很多关注。在此,笔者只就其中一本书上的题跋内容略作探讨,不论其它。
这本书就是《颜氏家训》,其为上下两卷,纸本,清刻,白口,单鱼尾,9行20字,四周单边。《颜氏家训》的作者为我国南北朝时期北齐的一位文学家,名颜之推,此书是他写给其后人的一部家训之作,虽为一家之言,但其文内容深刻,涵盖范围涉及宗教、历史、教育、文字等,加之语言简练,含义深刻,固自诞生之日起便为众人宝贵,历代翻刻、出版、编译、研究的文章不可计数。从目前有记载来看,自宋代起,各个面目的版本便层出不穷。《颜氏家训》在宋代刊刻时为七卷本,后有三卷、八卷之面目,自明后便多为二卷本,清代因文献学繁荣之功,《颜氏家训》则出现了很多精校本。
这本《颜氏家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其上季羡林先生题写的跋语:
民国三十六年二月二十四日与向觉明先生遊隆福寺书肆以法幣两千圆得此书于脩经堂 季羡林记 三十六年二月二十六日
短短五十余字,为我们说明了此书的获取来源: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二月二十四日,季羡林和向觉明在隆福寺游玩,在名为“脩经堂”的书店以两千元法币的价格买得此书。
此时季羡林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题跋中提到的“向觉明”,即向达先生,此时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二月二十四日的那天,他们二人前往北京大学附近的隆福寺游玩。隆福寺是当时著名的文化聚集地,有很多经营古籍的书店,因毗邻北大的缘故,很多北大的师生常常在闲暇时光来此地游玩。季羡林和向达便是在此地的书店“脩经堂”买下这本《颜氏家训》。题跋中提到了“法幣两千圆”,其实际的购买意义是多少?首先来看“法币”。1935年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推行“法币政策”,废除原本流通的货币,把国民政府控制下之四大银行所印制的纸币定为“法定的货币”,称为“法币”,来作为唯一的货币强制流通。所以这则跋语中的“法币”便是指当时北京城内流通的一种纸币。那么,“两千元”的数目代表的实际购买力有多大?先来看看《中国价格史》一书中对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物价水平的相关记载:
这一时期是国民党反共反人民最猖狂的时期,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即将崩溃的时期,就物价而言,则是举世罕见的狂涨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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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
4月20日 …上熟米每市担涨至2.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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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日 …百货因申价、交通费涨价,衬衫、毛巾、丝袜上涨3千至5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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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
1月8日 …上等河熟米每石3.3万,比前天上涨3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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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
6月4日 成都米价新双市石已经突破1400万元,人心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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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记载虽然没有直接提及当时北京城内的物价情况,但是从文中所反映出国统区内物价水平的总体趋势和混乱状态,能够推论当时季羡林所付出的2千元法币价格必然很低,可能在当时连一块毛巾也买不到。
其价低廉之程度,让人惊叹。这是和当时的环境息息相关,1947年国内战争如火如荼,北平城里国民当局滥发纸币,物价飞涨,普通百姓生活十分艰难,历来乱时文化事业皆处于低谷,在这个特殊时期里能够关注古籍的必是真心热爱文化之人,季羡林先生便属此类,他的朋友向达也是这种人,向达一生命运坎坷,早期致力翻译,后在国外历经艰辛获取了很多流失文物的珍贵资料,为我国博物馆事业做出很大贡献,可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迫害致死,可叹可叹!
这本书上的跋语虽短,却为后人留下了一段事实,一个故事,一个关于两位虽已逝去但精神仍存的学者的一个痕迹,这便是这本两卷本《颜氏家训》有价值的亮点之一。
参考书目:
蔡德贵著《季羡林年谱长编》,长春出版社
余耀华著《中国价格史》,中国物价出版社
吴晞编著《北京大学图书馆九十年记略》,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邹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