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曾在美国伯明翰艺术博物馆和费城艺术博物馆任职。在博物馆工作之时和之后, 国内朋友们常问及美国博物馆是怎么管理的:“美国博物馆的经费从哪里来的?” “美国政府对博物馆的政策和对一般企业的有什么不同?” “假如美国有长城, 兵马俑这样的文物古迹,可以和企业捆绑上市吗?” 本文所涉及的题目包括且超出了这些问题的范围。我试图说明,美国博物馆管理制度是一种公私双轨运行的制度, 表现在经营定位方面, 也表现在资金来源方面;美国博物馆是非赢利公益机构, 由政府和民间的赞助系统来支持。
所有权和”非赢利机构”的经营定位
美国大约有四到五千间博物馆。大者如华盛顿的史密森尼机构, 收藏涵盖艺术、历史、航天等多个领域,占据国会山旁的国之重地;小者可能只是在镇子上开了一个房间, 收藏些地方工艺品。内容规模各异的博物馆有公立的, 也有私立的。伯明翰艺术博物馆是市政府属下的公立中型博物馆;费城艺术博物馆则是私立大型博物馆。所有权上的有公有私是所谓”双轨制”的第一层含义。
无论公立还是私立, 博物馆在美国定位为”非赢利机构”。了解美国博物馆管理体系, 需要明白非赢利机构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生活中形形色色的产品和服务不都是为赢利的。有的东西, 其性质使之难以赢利。比如灯塔, 收费就是个不易克服问题。有的则是不打算赢利。比如教会, 赢利与其使命相抵触。这些产品或服务为社会所需, 但利用市场机制来管理不见得效果好, 或者根本管不了。经济学家相信, 社会上有一类产品属于公共产品。公共产品有两大特征:它不随个别消费者的使用而消耗;它一旦出现, 无论参与购买与否, 许多人都可能使用。典型的例子是冬天的扫雪服务。假定老张出钱雇的扫雪车,他有权享受服务, 于是悠悠然从干净安全街道上走过。邻居老李、老王没有参与购买, 但没人能因此禁止他们通行。这类服务为社会所需要, 但投入和收益之间缺少保证关系,企业不会乐意经营。经济学家大多相信,这是个需要政府介入的领域。博物馆是文物收藏的集中地。收藏本身不一定是公共产品。东西到了私人藏家手里, 对别人几乎不再有使用价值,起码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此。当收藏目的是为大量非拥有者观赏时, 收藏就有了公共产品性质:它既不会因为归了博物馆而消耗, 也不会排斥公众享用。这是政府介入博物馆领域的第一个理由。
政府介入还有第二个理由。博物馆收藏品通常是不可替代产品, 天底下只有一件或几件同样的东西。不可替代, 价格就可能很高。价格如此高的东西, 政府为什么非要让公众去参观? 光是东西好不成其理由。奢侈旅行百万豪宅都好, 谁是大款谁享用,政府不会资助大众去试一把。博物馆不同,其收藏是文明发展的浓缩形式, 可以唤起对于人类、民族、地区的自豪和认同感, 对社会整合和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博物馆本是社会为长远目标所做的投资。对于在未来才能有收益的事情, 由于收益周期没有保障,企业常常做得不太好。打个比方, 如果把传说中黄帝的陵墓交给企业经营, 别的不说, 光是文革十年, 企业就会赔得不堪, 早早关门大吉。可我们需要黄帝陵。没了它, 抗日时期, 毛泽东就少了一个绝妙舞台来上演他那幕凝聚全国共识的活剧;今天,全球华人便缺了一个将民族意志仪式化的场所。这种为长程利益的投资, 政府也不能不介入。
美国是个极重市场的国家, 但上述市场机制的局限性也多是美国人发现的。重市场又不为市场所惑, 于是有了”非赢利机构”这类经营定位, 有了博物馆管理的双轨制度。
为支持非赢利机构, 美国政府通常会提供财务政策上的优惠。比如, 博物馆每年会收到捐款。只要向国税局提供合理的说明, 这些收入不必交税。又如, 许多博物馆有商店, 销售藏品的复制件, 高品位的礼品等。多数州法允许这些商店免交或少交营业税。再如, 地产税是地方政府主要的税收来源之一,不少博物馆位居城中要地,其地产税都会打折扣甚至完全减免。利用这些手段, 政府鼓励把一定的资源用于赢利之外的社会目的。
没有免费午餐,政府给你好处便会要你服从限制。限制包括经营地点, 交易内容, 甚至从业人员收入。多年前,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想在洛克菲勒中心开个礼品商店。为此,它需要得到政府的特殊批准, 因为经营地点在博物馆外。当该馆试图在纽约之外的俄亥俄州再开一分店时, 竟在媒体上引起了轩然大波。我在费城时, 亚洲馆想卖掉一件多年前某善主捐赠的藏品,以便购买件更好的。为此, 我们必须向董事会报告, 详细说明获得的款项将怎样使用。史密森尼收藏精良,优越的地理位置常使那里观者如潮,是创收的良机。但史密森尼下属博物馆一律免费参观。原因很简单, 史密森尼是联邦政府机构,由纳税人支持,该向百姓提供免费服务。再如, United Way是美国最大的慈善募捐机构。媒体发现,在这样一个善款支持的机构里, 总裁的年薪高达四十余万美元。一时间舆论哗然。虽然该总裁管理有方,在其治下,募捐额迅速增长,这一风波还是以该总裁辞职了事。
资金来源
政府的政策优惠并不能解决经费问题。博物馆必须自己找经费。经费来源包括政府和民间两种。这是”双轨制”的第二层意思。
以伯明翰艺术博物馆为例。它是市政府属下的机构, 1990年初有不到60名雇员, 在市中心有一座带花园的建筑。由于是公立的, 建筑归市政府所有和维护。一部分雇员算是政府雇员, 福利待遇比照政府雇员的待遇规定。亚洲馆馆长便是这样一类职位。我所作的亚洲馆助理馆长(Assistant Curator), 则是由私人资金支持的职位。
有了人力和物业管理的资金, 博物馆还必须解决日常业务活动资金, 包括办展览, 购买藏品, 维护藏品等等。参观过美国的博物馆的人会记得, 几乎每件藏品下面的标牌上都会写着:“来自某某先生和夫人的礼物”之类的文字。实际上, 具体的藏品未必来自”某某先生和夫人”。 博物馆看上了一件东西, 说服”某某先生和夫人” 出钱, 藏品便挂在他们名下。当然,也有 “某某先生和夫人”碰巧是收藏家的时候。如此,展厅里的藏品便真可能来自他们的收藏。
费城博物馆是私立机构,在1990年中期, 有雇员400余人。费城馆是座气派十足的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为上世纪初的世界博览会而建。事后, 市府决定把建筑用做博物馆, 请当地贤达讨论如何共襄盛举。政府许诺允许无偿使用建筑, 贤达们捐了最初的一笔资金, 博物馆于是开始运行。作为私立博物馆,费城馆的人事、日常业务开支自行解决。建筑是政府的, 故日常维护、保卫由政府负担。
美国博物馆获得资金的渠道多样, 大体分为专为特定博物馆建立的基金、政府基金、馆外民间基金、地方政府特殊拨款、私人捐献、公司赞助以及博物馆内一些销售/服务的收入。历史久的美国博物馆都有一些专属于该馆的基金,通常来自个人或家族的捐赠。一些是捐给博物馆的, 一些则进一步说明是捐给博物馆中的某个分馆的, 如亚洲馆, 非洲馆等。博物馆可以利用基金产生的利息甚至本金从事业务活动。这些基金中, 有一些附加了使用要求, 比如只能用于购买印象派绘画或日本瓷器展览。博物馆使用基金时需遵守相关要求。也有些基金是用来设立职位的。比如, 史密斯夫妇设立一个基金用来付亚洲馆馆长的工资。作为报答, 馆方会将该职位冠以史家的姓氏。除了专属于某博物馆的基金之外, 美国还有一些馆外私人基金支持文化艺术事业。例如设在洛杉矶的盖提基金会。它专注于人类文化遗产的维护工作,每年提供数百万美元支持世界范围内的文物维修和保护。
民间的捐款也可能来自私营企业, 通常是大公司。有几个朋友在大制药厂和华尔街的金融公司做事。在纽约时, 我们会一起去博物馆。他们只需展示工作证就长驱直入。所以如此, 是因为不少大企业赞助博物馆。投桃报李,博物馆允许这些企业的雇员免费参观。据国际赞助研究机构统计,2000年企业赞助支出达220亿美元。其中百分之十几用于文化艺术。但这一部分中以赞助表演艺术居多,用于博物馆的部分该是不多。
上述民间捐赠之外,政府是博物馆运行资金的另一个来源。美国政府对文化艺术事业不够慷慨。这类支出在其年度预算中所占比例远比法国等欧洲国家为小。美国没有类似我们文化部这样对文化加以行政管理的机构。它有的是一个国家艺术基金会,不是通过行政手段来管文化, 而是通过资金发放来影响文化。该基金会每年从国会得到一定预算,审查个人和机构的申请报告, 决定什么项目可以得到资金支持。除了联邦政府, 各州甚至城市政府也会有一些官方艺术基金。这些基金通常数量不大,对办展览只能起到不无小补的作用。
文化艺术专用资金之外, 政府方面还可能通过其他渠道来支持博物馆。例如,美国博物馆非常注意吸引少年儿童来参观。馆里有专门协调和中小学关系的职员。孩子们参观不但免费, 且一定配有专门的讲解员。这些措施表现出对孩子的爱心, 也包含了经济企图。比之政府的文化艺术部门, 教育部门拥有大得多的预算。大量的中小学生参观者可以证明博物馆对社区的贡献, 是争取教育部门拨款的理由。再如, 伯明翰办兵马俑展览时, 博物馆反复游说政府, 张扬兵马俑的意义, 强调展览将给伯市形象带来正面影响。市府于是慷慨解囊。又如, 我离开费城后不到一年, 费城馆办了声势浩大的塞尚展览。一时间旅馆纷纷爆满, 展览一票难求。为看展览, 我专程赶去费城,不想也弄不到一张门票。好在警卫多熟人, 念旧放我进去。一位同样从外地赶来的艺术史教授, 因无后门可走, 困守旅馆两日, 落得败兴而返。为了这个展览, 费城市府提供了特别资金。可见博物馆如能为当地制造某种文化事件, 闹得满城争说, 政府便会签署支票。
在民间和政府之外, 博物馆自身资源的经营亦是一类资金来源。博物馆内会分出一些地方为餐饮之用, 有中高档饭店, 也有小吃部。博物馆的建筑通常风格高雅、地点重要。餐饮处除了参观者使用,企业也会来举办酒会。博物馆另一经营项目是礼品商店和书店。观众刚看完展览, 置身在文化气氛之中, 容易动念购买纪念品、书籍和招贴画。这类商店可能办得有声有色, 加上政府减免税收的政策, 成为博物馆的一个收入来源。
美国博物馆办展览时常彼此租用藏品。我便经手过这类租赁, 押运费城的藏品去纽约的亚洲协会和华府的史密森尼。对方为此要付可观的租金。美国博物馆藏品都有版权保护。出版物要采用藏品的照片, 学者需要幻灯片讲课或研究, 博物馆会提供收费服务。另外, 大型博物馆都有文物修复部门。除了维护馆里的藏品外, 其他机构甚至个人也会要求协助修复其藏品。凡此种种服务, 都会是博物馆资金的来源。
赞助系统的组织和动机
想要让资金源源不断, 博物馆必须有一个成型的赞助组织系统, 像是密布的水渠, 把源头活水不断引到水库中来。美国博物馆的资金赞助系统有“明”“暗”两部分。民间在明处,政府在暗处,又是一类“双轨制”。
民间赞助组织最常见的形式是所谓“朋友圈”,“馆员组织”和“义工组织”。“朋友圈”中人, 少则捐千元, 多则数千数万。根据捐赠的金额多少, 捐赠人可以加入董事会朋友圈, 总馆长朋友圈或分馆长朋友圈。捐款定额, 组织名称, 形式并无定式。各博物馆可以依据需要量体裁衣。博物馆定期向这些组织的成员发送馆务新闻, 有事会征求他们的建议, 让组织成员对博物馆事务产生参与感。有了难处, 博物馆便请他们解囊相助。
馆员组织形式可以用健身俱乐部的会员制来打比方。你选择一个健身计划, 交数目不大的会费, 使用计划所提供的设备和服务。馆员组织也会将“馆员”们的待遇和收费标准分类, 鼓励参观者加入, 按年收费。新年伊始, 博物馆还会给馆员组织的成员发信, 呼吁他们继续支持博物馆, 通知他们明年将有何等不同凡响的展览和活动。馆员组织收费标准远远低于上述各种“朋友圈”, 但仍可以为博物馆带来一些收入。
大部分美国博物馆都有义工办公室, 负责招募训练义务人员。博物馆中的售票员, 解说员,礼品店服务员多由义工担任。义务人员作用是两方面的:其一, 义务人员节省了博物馆的人工开支;其二, 庞大的义工队伍是连接博物馆和社区资源的纽带。举个例子, 费城的亚洲馆有位义工, 是当地一位名律师的妻子。她每周来工作两个半天, 做些档案整理一类的活。由于其家族向博物馆做过不少捐赠, 这位义工是博物馆董事会成员, 任博物馆妇女委员会的主席。她广泛的社会联系为亚洲馆带来许多好处。我们的不少藏品便是由她们妇女委员会出资购买的。还有一次, 一个古董商手上有件韩国青瓷瓶。我们志在必得,但经费还差数千元。给财务部门打了几通电话也没能解决问题。义工女士开始没有吱声。到快下班的时候看我们仍然成功无期,她便慷慨地开出一张支票。
论及上述种种民间赞助组织, 难以避免的一个问题是:一种什么样的机制使这些组织成为可能? 换句话来说, 为什么这许多人要来义务地替博物馆工作, 向博物馆捐赠?
世界上每个民族历史上的每个时代都会有些怀抱圣者情怀、关注公共事物的人。他们是非赢利事业积极的推动者。不过, 设计一种组织, 不能期待参与者非贤即圣。只有从利益驱动的角度出发才可能对组织形成的机制, 参与者的动机有更合乎现实的解释。有理由相信, 赞助组织参与者的动机首先是文化的, 其次是经济的。而这两个层面的动机都应该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
人类学家讲, 所有文化中都存在这种或那种捐赠习俗。捐赠不会或不会直接为捐赠者带来金钱利益。但捐赠一旦成为文化习俗, 在给定文化体中对其成员具有某种强制性, 赔钱也得干。举个例子。 我的一个堂弟在亚利桑那州结婚。时在纽约的我想不出该买件什么礼物。于是,寄去张一百元的支票, 让他自己买件东西作纪念。开支票的时候, 一位多年前从福建偷渡来美的朋友正好在场。当知道了支票的用途后, 该朋友大不以为然。据他说, 在纽约的福建人社区中, 遇到亲戚结婚, 甚至那些刚刚来美, 欠下数万美元偷渡债的人, 也不敢只捐一百元。“像堂兄弟这样的近亲, 结婚应该给五百到八百元, 生孩子可以给三百上下。” 问及如果捐不了那么多会怎么样, 答曰:“那就很难做人了。” 从这个例子中可分析出两个显性陈述和两个隐性(暗示)陈述。
显性陈述:第一, 捐赠可能是强制性的或有一定的强制性,否则债务在身的人不会捐赠;第二, 捐赠规模与捐赠的场合(结婚或生孩子)相关, 也和捐赠者和受捐者的联系方式(堂弟, 或血缘上远些的亲戚, 如表弟)相关。
隐性陈述:第一, 捐赠的规模和经济能力有关(有偷渡债务者可以少捐一些);第二, 如果不按捐赠习俗办事, 可能会有负面后果。
朋友没有解释“很难做人”具体意味着什么。推想是说丢了面子, 疏远了与其他社区成员的关系, 损害了当事人的社会地位。了解大纽约地区拥众数十万的福建社区的人都知道,那里的大部分人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 其生活高度依赖于亲戚老乡构成的社区。初到美国,要靠亲友教授技能, 介绍工作才能生存。安定后, 开餐馆, 杂货铺, 洗衣房, 亲友又几乎是唯一的融资渠道。因此, 遵守文化习俗,建立社区认同感对每个成员都十分重要。
上述例子提供了一个解释博物馆赞助组织形成机制的角度。捐赠在美国社会广为认同。每年大学校园里的献血人群, 圣诞街头救世军募捐者的笑脸, 竞选季节高速公路边义工挥舞的竞选人名牌, 都会给初到美国的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种社会习俗必定和美国的历史及宗教传统有关。其形成的渊源非本文所能讨论。但显然, 在这一背景下,捐赠是获得人们尊重的必要的行为之一。在伯明翰时, 博物馆亚洲收藏主要靠一个叫做”亚洲艺术协会”的组织支持。其成员多为当地的医生和律师。领袖是一位企业的老板。我和他接触颇多, 觉得他对亚洲艺术的了解仅仅止于喜欢而已。我问过同事, 什么原因令他为亚洲馆付出大量的金钱和时间。答曰:“因为他是社区领袖。” 如果套用对纽约福建人捐赠习俗的分析, 或可以说,对有不同经济能力, 与社区有着不同关系(领袖, 有影响者, 一般成员)的社区成员, 社区对他们在不同场合(如人道, 文化, 教育等)的捐赠行为有不同的, 带有某种强制性的期待。想作社区领袖, 理应按规矩出牌。
无法了解成为社区领袖可以给那位老板带来何种经济利益, 但推想他和他的家族会因此获得某种文化意义上的满足。还可以推想, 在他的社区中, 在他所属的阶层里, 对于公益事业的捐赠是获得领袖地位所需的一类功课。事实上, 传统中国的绅士阶层也扮演过类似的角色。以血缘/乡亲为基础的社区的公益事业, 如办学, 修桥补路, 建祠堂, 常常是这个阶层的义举, 也是他们和社区交换尊重和地位所付出的代价。只是现代史上连绵不断的革命逐渐剥夺了民间的经济资源, 摧毁了政府之外的各种社区组织形式, 致使作为社会资源配置形式的民间捐赠行为和我们阔别也久。
必须说明, 博物馆民间赞助组织成员并非个个既富且贵, 更非人人争当社区领袖。对于处于中产阶层的一般人而言, 赞助的动机恐怕主要还是对于文化的热爱。再深究, 可能与其群体认同的需要有关。刚到伯明翰时,邻居是个退休独居的老太太。当知道我在博物馆做事, 她一时兴奋莫名:“你真是好运气, 在那样高贵、文雅的地方工作。” 她甚至还和我讨论过自己是否该去作义工。在纽约的一家媒体研究公司工作时, 有个同事想改行,想先去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做义工。谁知心有同想的人太多, 她只能被排在等待名单上。于是她要我找朋友帮忙。问她为什么放着高收入的IT工作不干,她说:“博物馆有那么多美丽的东西, 有教养的人, 那该是我的生活方式。” 可见在一般社会心理中, 博物馆被感受为特定的文化形象, 与特定的生活方式相联系。为了认同自己心目中理想的群体, 人们可能愿意付出代价。想想不少人为名牌所付出的高昂代价, 不过是因为名牌和特定生活方式捆绑在一起。此心比彼心, 博物馆义工的行为不难理解, 虽然二者追求的东西不可同日而语。
除了文化层次的动机, 博物馆捐赠组织机制也有着经济动机。在博物馆工作时, 我们常收到捐赠的文物。我们会向捐赠者介绍拥有鉴定证书的古董商人来为捐赠品作价。估出的捐赠金额可以用来减免个人所得税。一般情况下, 收藏多年的文物会升值, 捐赠者所获的更像是一种投资收益。
从捐赠减税来看, 私人赞助行为的后面还是藏着政府。通过减税, 政府变成了间接的捐赠者。既如此, 政府为何呆在暗处? 其中似有道理。首先, 从经济角度看, 将资金用在文化艺术方面, 即便在减税政策下可以收回全部资金甚至有一定收益, 捐赠人仍然可能付出过高的机会成本。一位曾服务于世界级拍卖行的朋友告诉我:“股票不好, 古董生意才好。” 他是说经济景气时, 购买文物并非是最好的投资方式。这种资金的使用方式可能远不如购买股票效益为佳。捐赠人在经济上牺牲的机会相当大。其次, 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政府直接投资于博物馆这样的文化事业, 会力图表现出政府的文化取向,造成政府的文化垄断。私人捐赠则可能维护民间的文化选择权力。我买件清真寺的瓷砖来捐也罢, 买件基督教圣经抄本来捐也罢, 政府只管减税, 别的免开尊口。这种制度体现出政府对其公共产品生产者权利的让渡, 其结果是公共产品体现出更多的公共性质。
除了上述对于社会长程投资, 公共产品应尽的责任之外, 政府还可能有现时利益考虑。例如, 公共文化设施是决定一个城市居生活品质的指标之一, 会对经济发展活动有一定影响。博物馆对地方旅游经济的影响更为直接。前面提到过费城举办的塞尚展览。各地赶来的观众多到博物馆不得不早八点到晚十一点连軸开放。我参观的时候, 参观者挤满展厅, 摩肩接踵, 活像是春节运输高峰时候的广州火车站 – 为此曾惨遭媒体讨伐。可见参观者为费城带来的收入一定不少。有的城市, 如威廉斯堡, 几乎没有什么产业。但该城在美国历史上的地位, 满城的历史建筑和收藏带来了参观者。他们看, 也吃, 也住, 还会带走纪念品。如果该市府对城中博物馆大慷其慨, 没有人会感到意外。
结语
通过对美国博物馆的经营定位, 资金来源和赞助系统的描述, 对贯穿其中的双轨制度的大略分析, 我想说明, 即便在美国这样市场化程度极高的社会里, 政府介入在博物馆领域仍然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其原因在于博物馆的公共产品属性。我还想说明, 民间赞助在美国博物馆领域同样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和民间资源的互相作用不但可以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 也支持了民间在文化参与和选择上的自由, 使作为公共产品的博物馆更多地拥有了它本该拥有的品格:公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