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与刘海粟

徐悲鸿(左二)与周扬(左三)为齐白石做寿

徐悲鸿(左一)与周扬(左三)参加文代会合影

徐悲鸿致周扬信札-1

徐悲鸿致周扬信札-2

徐悲鸿致周扬信札 （二通）  

估　　价  RMB 　1,000,000-1,200,000  

款识：△徐悲鸿。六月五日。

△七月八日。徐悲鸿顿首。 

纸本 镜心

28*43cm；28*50cm

　　释文：

　　其一

　　周扬先生：

　　白石翁为答谢做寿，特赠先生画一幅，嘱为转致，兹遣人送上，请查收。

　　前几日，我为抗议汉奸刘海粟出任华东美专校长，曾与先生面谈，并至长函备忘（又附览刘国画两册）。今觉意犹有未尽，再述如下：

　　刘海粟充当汉奸，其罪行轻重如何，吾人姑不置论，其丧失民族气节，则是事实。此乃吾人最蔑视者，所谓“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之污点。再则，刘海粟抄袭他人作品以蒙蔽人民，铁证如山，为清除文艺界之恶劣作风，此乃典型事件，我当坚持抗议到底!愿知先生意见。又刘画两册乃借自院中，请即见还，以示同人。

此致 敬礼

徐悲鸿

六月五日

　　其二

　　周扬部长：

　　今日先生谈拟开座谈会，令刘海粟检讨，我回来思量，以为不必要，原因是：这可能成为像刘海粟在上海时自吹自捧的“检讨会”，不解决问题。我以为应叫他坦白下列各点：

　　（1）上海沦陷时间与日本人有那些勾结?参加过那些媚敌活动?担任过何种职务?

　　（2）共盗窃过那些作品?（如果写明仿某人作品不算盗窃）一一列举出来。

　　（3）谁贩卖形式主义?谁毒害了青年?是我还是他?谁是谁非?应严格检讨。

　　以上各点，须在一星期内交出材料与文化部，如果他能忠诚老实交代，我同意宽大处理。如果他还隐瞒或辩护，足证问题严重，文化部应严加追究查办，我想先生当能同意。我当继续收集有关材料，在他坦白期间暂不发表。

此致 敬礼

徐悲鸿顿首

七月八日

　　如果要从20世纪中国美术史挑选出两位最有影响力的人物，那么徐悲鸿与刘海粟一定是必选的人物之一。两位中国画坛巨匠艺术轨迹、名声技艺不分伯仲，对中国美术的影响绵延至今。而二人之间恩怨是中国美术史上的公案，数年前曾因两封信的面世再度引发波澜。 

　　2009年根据这两封信札专门出版的《世纪恩怨》详尽的为我们介绍了这段公案，按书中所记，他详尽的调查了所有关于徐悲鸿与刘海粟的相关资料，并展开了当事人的访问。据2009年10月24日《中国新闻周刊》报道：已是耄耋之年的徐悲鸿夫人廖静文展开面前的信笺，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娓娓道来：“这两封信，我是看着悲鸿写的，没想到还能保留下来。1953年，第二届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即将召开。“各省报名单，我记得上海的名单里第一个就是刘海粟。悲鸿当时是美协主席，看到刘海粟的名字后，马上就抗议了。”

　　刘海粟是汉奸吗？这一点历来争议颇多，在抗战期间刘海粟存在如下几处疑点，一直也是为外界讳莫如深。据《新华日报》的指认，是1945年8月23日出版的报纸刊登了“文化汉奸名录”，第六个是刘海粟。那时，《新华日报》由周恩来主持，事后，研究者多以此作为刘海粟充当汉奸的证据。后来，刘海粟自己回忆，1943年5月二十几号，日本人用军用飞机把我从南洋送回上海，我一直是很倔强的，这是斗争啊！……当初日本军部派军用专机送我回来，有许多人不理解，以为刘海粟一定是卖身投靠做了汉奸了。误会很多，我不管的，随他们去说。” 而刘海粟回到上海不久，即与在印尼结识的富商之女夏伊乔完婚，婚礼主持人为当时知名汉奸陈彬和，而日军高官川本芳太郎与高岛阙次郎登门道喜。同年11月，国土沦丧之时，刘海粟于上海举办画展，组织者为汪伪政权司法部长张一鹏，日本军部要员高官均到场祝贺。

　　这段历史在1949年后，被徐悲鸿再次提出，并写进给周扬的信中。徐悲鸿称，“刘海粟充当汉奸，其罪行轻重如何，吾人姑不置论，其丧失民族气节，则是事实。……如他能忠诚老实交代，我同意宽大处理。”

　　徐悲鸿与刘海粟交恶并非一时之愤。早在20世纪20年代，还是年轻画家的徐、刘二人就已为事后的恩怨埋下伏笔。这样的较量一直持续到1949年之后，徐、刘二人均于美术界担任要职。而就在刘海粟的名字登上第二届文代会代表名录不久，徐悲鸿即写信予文化部表示抗议。

　　徐悲鸿与刘海粟之间的恩怨已近百年，如今对于徐、刘二人交往的真正知情者大多已作古。那么明确的文献更能客观的说明问题，由于徐、刘二人在美术界的地位及影响力，所以这两通手札的价值显得尤其的重要。

　　而今徐悲鸿致周扬先生这两通信札现身匡时2011春拍，无论是从书法角度还是从珍贵文献的角度都是值得珍视的，必将引起藏家的注意。

　　回顾名人书札的艺术品拍卖，我们发现徐悲鸿的书法历来为市场所重，另一方面由于存世量稀少，一直在市场中保持这较高的价位，乃至有评论人士推举为“20世纪最重要书法家之一”，在近几年的拍卖中，徐悲鸿的书法作品亦表现火爆，中国嘉德2010秋中徐悲鸿四言联即以313万成交，苏富比2011春拍中，徐悲鸿七言联即以304万成交。而徐悲鸿的书札在历次的拍卖中亦是表现不凡，早在2004年朵云轩春拍中，徐悲鸿“行书任伯年评传及信札”以79万元的高价成交，佳士得2007年春拍中，徐悲鸿致孙多慈的信札一通即以90万元成交，成为当时徐悲鸿信札中的标王，一时无二。

　　在书札的拍卖中，尤其以具有文献和史料价值的书札最为著名，而且价格往往数倍于市场。2009年中国嘉德春季拍卖会中陈独秀致胡适的信札以544万成交，超出以往陈独秀信札的成交价格的数倍之多，因其涉及“五四运动”以及“新青年”等诸多史实而为国家行使优先收购。翌年李大钊 周作人撰书 李大钊致胡适书札 周作人致李大钊书札 （三通十三页）以280万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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