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陈寅恪全家合影

　　请求换老师的风波

　　1954年，陈寅恪老师接替刘节老师教授我班(中文系53级汉语言文学专业)中古史。当时，中山大学是个很特殊的学校。在校学生中，华侨和港澳学生约占学生总数的60%，它汇集了世界各地的华人学子。因此，学生的思想状况异常复杂，系领导和学生会都抽出很大的精力投入到学生的思想工作中。因为我是从老解放区去的，被系里任命为班常务(即班长)。这样，我就成了沟通师生之间的桥梁。陈老师刚上两节课，一位从香港回来的余姓同学，说他代表几位同学请求换老师。其理由是陈寅恪老师那板书的“斗大”的字写得歪歪扭扭；讲课时吐字不清、夹杂方言音，不便记笔记……我觉得，这虽然是个别同学的意见，但问题相当严重要。因为在此之前中文系还从来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于是，当晚我就赶赴系主任王季思老师的家里反映这一情况。王老师也感到很为难，因为跨系解决问题并无先例。于是，第二天，他匆忙找到历史系的系主任刘节老师。面对此情况，作为曾经是陈老师学生的刘节老师更感到棘手。因为这涉及到两个系、还涉及到对老专家应有的尊重。经过反复考虑，系主任王老师决定让我私下里去做这位同学的思想工作，以免事态扩大。

　　不料我去后，这几位同学并不买账，反而说我是系里派去的“说客”，不替同学说话。最后，弄得我左右为难时，季思老师用了一个绝招：当时，学校的领导层都知道，毛泽东主席在阅读中碰到难解的历史问题时，会以书信形式向陈老师讨教。毛主席的信是一宝。于是，王老师专程去了陈老师家——东南区一号。季思老师直言不讳，他操着浓重的吴语说：“你知道我是很崇拜毛体的(指毛泽东的书法)，能否借一封毛主席给你的信一用，以便临摹。”陈老师为人很率直，就把一封毛主席的信交给了王老师。于是，他便乘班会之机，传阅了毛主席的信。在会上，王老师十分庄重地对同学说：“连毛主席都尊重的老师，难道还不值得我们尊重吗？此外，字写得好坏并不能代表一个人学问的深浅。更何况对一位视力只有0.2的陈老师，我们要求他跟我们写一样大小的字，写一样工整的字，这不是强人所难吗？同学们要学会站在对方的角度和立场看问题，而不是求全责备。”系主任的一席话说得大家哑口无言。当陈老师得知此事时，只是一笑置之。他曾说：“我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有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陈老师对换老师风波淡然处之，显示出了一位学者的大度和宽容。

　　和陈老师一起看戏

　　除去工作上的正常交往，我与陈寅恪老师亲密接触是在中文系成立“戏剧研究小组”之后。当时，该组只有六七人，余懋盛(现任湖南省昆剧团编剧兼导演)任组长，我是其中的成员。由于中文系两位戏剧家——王季思、董每戡教授的重视，每周除了听两位老师的戏剧讲座，还有二三次戏剧实习——由学校派专车接送我们去广州看戏。我们看戏的范围极广，不限于粤剧。像京剧、昆剧、潮剧、湘剧、赣剧等都在我们的欣赏范围以内。只是每逢看京剧时，陈老师必定跟我们一起去，因为他是位“铁杆”票友。每次去看戏，我和余懋盛就是他的“保镖”。我俩沿着一条特设的白色甬道去东南区一号接陈老师。每次师母总是将陈老师送到大门口，才依依不舍地回去，似乎对他的出行总有点不放心。我俩左右搀扶着陈老师，一路走向钟楼，虽然距离不算远，但走得很吃力，一直默默地走着，一句话都没有，三个人就这样惴惴不安地走向停车场。

　　有一天，我们去广州看京剧折子戏——《霸王别姬》、《拾玉镯》等。三遍锣鼓之后，演员出场。坐在身边的陈老师问演员的行头，我便一一为其描述。听完，陈老师就说：“这演员怎么千篇一律的都穿明清服饰，也不管这戏演的是哪个朝代的人，回去问问你的专业老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一桩演员行头的小事，陈老师都不放过，可见，他对待生活和学术都十分认真。他认为：“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他这种对学问孜孜以求的精神对我们“戏剧研究小组”有很大的影响力。回校后，我就此问题专门请教了董每戡教授，他说：“徽班进京才一百余年，京剧在当时就是一个现代剧种，因此，演员理所当然的会穿明清的服饰，而不穿古装(指汉唐服饰)”。两位老师的遥相问答，让我明白：学问、学问，就是要又学又问，才能有所长进。

　　玩票与限时会客

　　陈寅恪老师除了执著于中古史，他业余生活唯一的癖好是赏玩京剧(即票友)，俗称玩票的。自从陈老师与我们“戏剧研究小组”结缘之后，他玩票的劲头更足了。适逢中山大学欲成立京剧票友会，当时，玩票最有凝聚力的人物自然是陈寅恪老师。他经常随我们组去广州听戏，从不缺席；在家里，一时来了兴致，便随口哼上几句……京剧那优美的旋律所带给他的快乐，外人是不好言诠的。至于京剧票友会的筹划成立和最初的活动情况，“戏剧研究小组”组长余懋盛在其自传《萍踪浪影》中是这样叙述的：“京剧票友会最初是由陈寅恪教授与历史系的端木正副教授牵头、串联、发现京剧爱好者而筹划组织起来……当年，我们京剧票友会就把陈寅恪老师家的客厅作为活动主要阵地。每逢周日，我们都到陈府唱戏、排练走场。中午，陈老师还要提供午餐，或包饺子、或煮面条，这对我们学生娃来说，就是改善生活了。有时，我们还要请广州京剧团的名演员——新谷莺、傅祥麟来校教戏、排戏，所有的招待费用都是陈老师慷慨解囊。当然，其他老师，特别是王季思、董每戡教授也作出不少的贡献。而我们这些学生票友，只管学、只管吃、只管玩，非常开心。我真正认识大师，是从此番京剧玩票开始的。他非常喜欢听京剧(因为看不见，只能听)，是个热心的戏迷。陈老师对我特别器重，当然是指在看戏听戏方面。可能因为我是他一个懂点戏的老乡，在他家里，我可以随便和他谈戏，话家常。有一次，他问我：‘你是江西哪里的？’我回答：‘是景德镇的’。他笑着说：‘景德镇的瓷器是千古绝技，你怎么不学烧瓷器？那可是世界闻名呀！’我说：‘我家是做瓷器生意的，既不做瓷器，也不烧瓷器。我们婺源人都是经商的’。他兴奋地说：‘你是婺源人，你家是徽商了。过去婺源不属江西，属安徽。’我忙说：‘对，对，对，解放前婺源人一直在打官司，要划归安徽。’他又说：‘你们婺源出过大家，朱熹老夫子，你们家乡的文化根基很深呀，怪不得你学中文……’”由此可见，在生活中，陈寅恪老师没有一点大师的架子。他，热情好客、为人低调、平易近人。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玩票，给这位史学大师带来丰富而快乐的业余生活。

　　1954年，陈寅恪老师在一次洗澡时，不慎摔断了腿。本来就出行困难的他更加深居简出。“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虽然这意外的伤病给其生活上带来诸多不便，但却给陈老师腾出更多做学问的时间。只是近两年毛泽东主席曾数次写信向其求教中国史方面的问题，且有封来信已公之于世。于是，陈寅恪教授是中国史的活词典的传言不胫而走。毛主席的一封信就让陈老师一下子成为“星”级人物，向其求教者纷至沓来、门庭若市。这应接不暇的麻烦已成为他沉重的精神负担。作为一位治学严谨的学者，他不情愿把自己宝贵的岁月葬送在这迎来送往之中。不得已，出以下策——与之相濡以沫的老伴心领神会，遂制定了限客、限时的规定。限客有“约法三章”：一，“好事之徒”不接见。二，陌生人不接见。三，可接见可不接见的不接见。至于具体的接见尺度全由师母一人掌握。而且在大门旁边赫然写着“会客不超过五分钟”的“告示”。我和余懋盛虽然是陈老师家的常客，也不敢坏了这个规矩。有时，我俩准备了一肚子话，只能择其一二去请教陈老师。会见时，往往是余懋盛询问，我在一旁看表。不然，到时师母就会下逐客令。不过，此事也有例外。记得在筹建中山大学京剧票友会时，“戏剧研究小组”拟定了几个条目去征求陈老师的意见，因为他是京剧票友会的名誉会长。此次交谈，陈老师谈锋甚健，时间已超过七八分钟了，我一再向余懋盛示意。这时，师母却出来打圆场说：“甭管他，一提起京戏就来劲，忘乎所以……”这是我亲历的师母放宽“政策”的一次，也是我最难忘的一次。

　　这限客、限时之举的确为陈老师赢得了许多宝贵的时间。因此，从1954年起，直至其75岁时，他终于如愿地完成了《柳如是别传》，填补了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个空白。不过，陈老师晚年在完全失明的情况下，能以完成如此艰巨的学术研究任务，还得益于他超常的记忆力。余懋盛在其自传《萍踪浪影》中说：“陈老师虽然双目失明，但思路清晰，记忆力超群。他家里的藏书摆放得有条不紊，所有资料陈老师都烂熟于心。听历史系学友罗木公平常谈及陈老师，说他的记忆力真是惊人。比如当学生问到某事件、某人物，甚至细微末节，他都能迅速做出判断，并告诉学生，到他书房第几行书架上、第几格层、第几本书中、第几页里，自己去找找看，学生把找来的书打开一看，果真如先生所说。听说他晚年完成的几部巨著，全仰仗他超人般的头脑里贮存的丰富材料，陈老师不愧为一代天才的史学大师。”

　　陈寅恪老师凭着顽强的毅力战胜伤病和失明所带给他的重重困难，完成了一部部鸿篇巨著。他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永远是后学者珍贵的精神财富。刘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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