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几乎没有文人不爱砚台。砚与毛笔的组合，堪称是文人的另一种形式的佩剑，既有铁肩担道义的凛然风骨；又兼顾妙手著文章的风雅，如同带刀武士，它给文人们是温柔的文胆、叱咤风云的豪气、纵横捭阖的灵感。自仓颉造字之初，天地动鬼神泣，由此，以文字为抓手的读书人，一旦与文字(文化)紧密结合，内心深处也都沾染上仓颉般的自负与得意。因此，与文人们配伍的砚台、砚滴、笔筒、笔架、笔管、笔洗、笔掭、印盒、臂搁、镇纸等装备，也毫无例外地成为中国文人们武装自我的绝妙人生道具。

　　不过，相比众多的文具，砚台与笔墨是最为亲近的，舞文弄墨离不开它，难怪在农耕社会里被读书人亲切地昵称为“砚田”。好像与春种秋收的农夫一样，既维系着生计，也托付着莫大的人生梦想。北宋苏易简在《文房四谱》称“四宝研(砚)为首，笔墨兼纸，皆可随时收索，可终身与俱者，唯砚而已”。在苏老先生看来，别的文具得来并不难，可一方好砚跟谁与不跟谁倒是难得缘分。如果翻开中国文房工具的渊源史，你会发现这砚还真称得上悠久。早期的砚并非文人所用。砚与“研”谐音，是一种研磨器，既可是琢磨玉器，也可当为石器的抛光工具，或者研磨朱砂等。没纸张前，以刀代笔，写在竹简上，刀片刻钝了边上要有一个磨砺的用具。砚如同磨刀石一样，就放置在身边随用随拿。假设蒙恬真的发明了毛笔，那么，毛笔与砚台的结合当要在汉代。从出土的秦汉竹简的墨书上，可以看出毛笔与墨的使用的痕迹，但那是公文，是官员们处理公务时使用的。因此，那时的砚台，还不普及。到了东汉，廉价的纸张出现后，并开始在民间推广使用，此时，砚台、笔、纸、墨等文房用品才真正地合为一统。再后来到了三国魏、西晋、东晋、南朝时期，瓷器烧造进入了一个高峰期。从文化层面上讲，此时，书法艺术里的隶草行楷四体都已完备，这些都是当时文人们对书法艺术的不断实践的结果，与此同时，他们对文具在质与量上也有了较高的需求。因此，兼顾了观赏性和实用性、以瓷土或粘土造制的陶瓷质砚台脱颖而出，被文人阶层普遍接受。一种被后世称为辟雍砚的文房用品开始流行开来。

　　这种砚，最流行是在隋唐。但在六朝时期其制作已基本成熟。这种砚的特点是，砚面居中，研堂与墨池相连，砚台中心高高隆起，砚台四周留有深槽储水，以便润笔蘸墨之用。因砚面呈圆形且周边环水如辟雍而得名。“辟雍”一词，亦作“璧雍”，本为西周天子为教育贵族子弟设立的大学，取四周有水、形如璧环为名。辟雍砚中间不施釉，用以研墨。六朝时，因用矮几，人们席地而坐，为了提高视线与便于使用，特意在砚的下部用为数众多的珠足承托，用以加高砚身。六朝以后，即便桌椅进入日常生活，但辟雍砚高足的特征依然被继承。因此辟雍砚有人又俗称为多足砚。

　　瓯窑是浙南瓯江流域的地方名窑，东汉中晚期在楠溪流域下游一带即开始烧制。随着两晋时期，大量北方人口避乱南迁，先进的生产技术与文化带入东瓯。特别是六朝定都南京，东晋永嘉建郡，学者型的主政者对文风良俗的倡导，使得温州的文化呈现出一派新的气象。从目前考古发掘与调查来看，六朝的瓯窑产品里，文房用品的数量与质量都远远超出其后的各个朝代，这是一种很有趣的现象。这件来自温州瑞安的南朝青釉辟雍砚，砚面没有施釉，呈现着古朴醒目的火石红，底部是一排很具装饰韵味的兽型足，兽足之间是连通的橄榄状孔径，那种迷离的光影斑点令人浮想。

　　这件辟雍砚距今已有1500多年了。试想，崇山阻隔，东瓯故土上的窑工们并没有固步自封，依然保持着对外来先进文化的敏感与吸纳。透过精美的辟雍砚，你可否感受到瓯窑的脉动？以及那份绵延不绝的斯文和隽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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