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中经手的建筑规划和设计共有数百，最满意哪个?

　　“一个当然是中国馆啦;还有一个，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扩建工程。”

　　说到这个话题，何镜堂的眼睛亮起来：“我常常说，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首先不是个建筑设计，而是场所设计。我试图表现的，不是历史的再现，不是悲惨及令人震撼的记忆，而是希望通过反思、提升，找到和平，看到人类的未来。”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扩建工程设计中，空间组织、布局、材料和色彩的运用为人称道，被认为是本土纪念馆建筑中的大师之作。

　　“巧合的是，这两个项目反映的时间节点正好是我从出生到现在，中国历史的两个阶段，一个悲伧的中国和一个正在走向复兴的中国。”

　　在世博会闭幕前夕，中国馆总设计师何镜堂来到深圳讲学，并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1938年4月出生在广东东莞的何镜堂，一头帅气的银发，干练、谦和、务实。他没有提到深圳科学馆——这座在他设计生涯中具有独特意义的建筑物。但是记者一提起话头，他就清楚地回忆起了当年和夫人一起设计深圳科学馆的每一个细节，那年他已经45岁了。他特别提到，自己最幸福的时刻正是60岁生日时，学生送来的生日蛋糕，上面是他的起步之作：深圳科学馆。

　　一生做了三个正确的选择

　　何镜堂的建筑人生既是为了建筑的人生，也是自我人生的“建筑”过程。

　　今天的何镜堂以世博会中国馆总设计师之尊，被称作“中国馆之父”。他还是中国建筑界最高荣誉——首届梁思成建筑奖得主，是建国以来获奖最多的建筑师。但是很少有人能想象，直到45岁，何镜堂才有机会站到起跑线上，从事自己钟爱的专业。他56岁成为“中国工程设计大师”，61岁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今天说起何镜堂的代表作，大多是他当选院士之后的设计。从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设计作品到成为院士，这中间的时间跨度，不过区区16年。所谓大器晚成，不过如此。

　　少年时，喜欢数理化又割舍不下对绘画喜好的何镜堂因为老师的一句话，“建筑师是半个艺术家、半个工程师”，从此认定建筑师是最契合他理想的职业。

　　他有令人羡慕的事业开端：顺利考入华南工学院建筑学系;本科毕业后师从老一辈建筑学家和岭南园林建筑创始人夏昌世，成为华南工学院培养的第一位建筑学硕士。1973年，为和在京工作的妻子团聚，何镜堂费尽气力从湖北调到北京，在轻工业部建筑设计院工作。设计院主要从事工厂设计，他熟悉的民用建筑设计派不上用场。

　　现在我们已经很难想象彼时何镜堂的内心世界。但是从一个细节可以看出他的不甘心和绝不轻言放弃：从1978年起，他就在为全家调回广东老家而奋斗，他敏锐地意识到，率先改革开放的广东有可能成为他事业的起点。甚至，他在1980年还专程到了一趟深圳考察，“当时深南路上的电子大厦正在建设，整个深圳像是一个巨大的沸腾的建筑工地。”他回忆说。何镜堂在这里切身感受到了“热土”的含义，他明白，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终于来了。

　　多年后，何镜堂在深圳跟记者说起这一切时认为，他“一生做了三个正确的选择。”1983年5月，经过长达四五年的调动拉锯战举家南迁;1992年全家移民美国时他决定留守广州;1999年成为院士后仍然将设计创作列为自己的核心工作之一。时间支持了他的所有抉择和判断。

　　与“深圳速度”的结合

　　在洲际酒店的走廊里，拉着行李的何镜堂走得飞快，把老伴、专程来看他的中学同学和记者甩得远远的。据说每次出国游览，何院士总是第一次冲下车子，最后一个提着相机上车的。他对这个世界抱着极大的兴趣;又或许，是他对45岁前失去的时光备感痛心，故而始终保持一种紧迫感?

　　离开北京，调回阔别18年的华南理工大学时，何镜堂45岁，职称只是普通的“建筑师”。“如果留在原单位，我就会平淡地等待退休，就会永远和自己喜欢的事业失之交臂。”何镜堂回首往事，解释说之所以选择回学校，是因为那里可以把“设计与研究、创作和教育结合起来”。

　　中年起步，何镜堂只争朝夕，不想放过任何机会，他为自己定了一条“清规戒律”：工程—研究—精品，即是做一个工程，出一篇论文，争取获一个优秀建筑奖，牢牢地将“工程研究与实践结合”。

　　这条苛刻的路径始自他南归后的第一个项目深圳科学馆。“当初深圳科学馆是作为全市八大重点文化设施之一提出的，当时的深圳市副市长罗昌仁当面跟我们讲设计要求，希望这个建筑别人看了一辈子忘不了……”

　　虽然时隔多年，何镜堂却记得当时参加竞标的每个细节。那时距离他全家回广州没几天，临时安置的宿舍里很多行李还没打开。没有工作室，何镜堂夫妻就在招待所里支起桌子画图。因为罗昌仁说了要让人“看了一辈子忘不了”，何镜堂夫妇从环境构思入手，结合厅堂建筑使用功能，运用现代建筑设计理论和共享空间的意念，以八角形为母题，加以组合、切割和延伸，最后通过模型反复推敲、比较，使形式与功能、空间、环境有机统一。

　　“7米高、1米8宽的玻璃幕墙在国内是第一次用。”夫妻俩拼命干了20多天，交稿前一天又熬了一个通宵，终于如期赶出设计模型。第二天，设计方案和模型送往深圳。“那时从广州到深圳要走5个多小时。交了稿之后，市里叫我们先不要走。当天傍晚结果就出来了，通知我们‘中标了’，那真是‘深圳速度’!”

　　深圳科学馆遂成为何镜堂人生路上一个标志性建筑，从此他的建筑生涯仿佛经由漫长逼仄的甬道，步入了豁亮的厅堂。

　　最难忘的世博会中国馆

　　也许，这辈子他参加的最具挑战、最难忘的竞赛就是世博会中国馆了。很多人问他，您已贵为院士，不怕输了比赛没了面子?何镜堂笑笑，很干脆地用一句话就终结了类似的疑问，“比赛当然有输有赢，这个世界上没有常胜将军的，我不怕做不好。”他跟记者说起最初投标中国馆的内心活动，“当时参加投标的344个方案中，第一轮要评出8个。我想的就是争取进前8，能进前3更好，还不敢想拿第1位。”

　　至于后来他的中国馆方案胜出后引发了争议，他也是一句话：“开始议论很多，包括在网上，习惯了，我也不看这些东西。”后来有人问他，这个设计有没有让他觉得遗憾之处?何镜堂只是简单地说：“建筑没有十全十美的，我哪有时间去想这个。”

　　针对有人提出中国馆是“民族、国家符号的集大成者，虽然采用了木结构的元素，但并非木质传统工艺、材料、结构的真实表达，因此符号性更强，是新的国家主义象征”的观点，何镜堂认为，中国馆的设计“出发点不是为了符号，而是要提炼出中国文化特色。符号过于具象，概括不了5000多年的文化历史，但也不能抽象到看不出来。汉字也好、中国红也好，都是文化符号，但这是一种提炼出来的抽象符号，不是具象的。时代不同了，中国今天自强不息地屹立在东方，因此中国出土文物中的鼎、冠、陶器的造型也使我们得到启发。当然，中国馆毕竟是个建筑，传统中国城市棋盘式布局、九宫格也会予以考虑，加上栋、柱、斗拱的应用，特别是中国园林的意境，讲究场所感受，所有这些抽象的意象整合起来就成为今天大家看到的中国馆。你说它是唐代还是宋代或者汉代的?这看不出来。但每个人都说，这是中国的。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想象。重庆人把它叫做火锅，专家觉得是斗拱，领导认为像粮仓，成都人把它想象成麻将，还有人认为是斗或者皇帝的帽子……这是一种抽象的神似，是在提炼了很多元素基础上，通过符号表现元素，最后使得各种阶层都能接受。”

　　最后记者提了一个例牌问题，哪位建筑大师对您的影响最大?

　　何镜堂稍一思索，答道：贝聿铭。因为“他走的是现代建筑比较正确的道路。他也不搞奇特怪的东西;而且有很深的中国文化根基，提炼每个建筑的文化特点很绝。”至于国外的建筑师，则是赖特。“他的流水别墅可以说是自然、人、建筑的完美结合，我专门去看了，70多年过去了，那个建筑不过时，这种文化价值与现代手法的结合，容易让人产生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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