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已拥有40处世界遗产，规模排名全球第三。这对于一个“申遗”起步较晚的国家来说，堪称成绩斐然。“成绩”对于各地方政府来说，一向是非常看重的，对官员而言，那就是政绩。前段时间争名人故居也成热潮，“洛阳铲”到处飞舞，而“申遗”热情的再一次高涨，对那些只会吃老祖宗或大自然留下的家当的人来说，可谓熟门熟路。也许“申遗”比起“挖祖坟”更上档次，“申遗”颇有文物收藏家的高雅，而“挖祖坟”就很容易让人想起盗墓贼。所以，诸多地区闻风而动，一掷千金，动辄几亿的“申遗”成本。

　　尽管根据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规定，一个国家每年最多只能申报一个项目，但我国还是有35个项目正式备选“申遗”，而更有数字显示，目前全国已有200多个项目有“申遗”意愿，其中列入预备申报清单的项目有60多个。推算之下，我国完成所有项目的申报至少需要一个世纪。如此的“中国式申遗”只能用赌博的心理来求胜了。事实上，许多地方的做法，已经成了一场不管输赢的豪赌。例如年财政收入刚过2亿的新宁县为“申遗”“下注”了4.5亿。

　　如此不惜血本，是为了传承人类文明，还是把祖先的遗产当商品对待？就是厘清他们是“文物收藏家”还是“古董贩子”的“分水岭”。

　　根据专家的分析，各地在“申遗”中所花的成本，“在国内申遗史上花费算比较小的”，而且是值得的。那么，这个“值得”是指为保护这些人类文明遗产值得不遗余力，还是这个成本投入会有更大的产出？来自河南洛阳龙门石窟“申遗”前后每年门票收入的对比，就知道这场“豪赌”的利益所在了，洛阳龙门石窟“申遗”前，门票收入不足1000万，“申遗”成功六年后，这一数字已经达到7300万元。原来，“世界文化遗产”被当作了景点宣传的招牌，以吸引更多的游客。这就充分说明，“申遗”的热情只是来自于地方政府的利益冲动，当然也包含了政绩的炫耀。这与“申遗”的本来意义是背道而驰的。所以，“申遗”所能承载的遗产保护之重是微乎其微的，而利用“世界文化遗产”之名获取经济利益才是根本目的。他们不是“文物收藏家”，而是“古董贩子”。

　　如果这些“古董贩子”真的能在这场“豪赌”中为地方带来实惠倒也罢了。不难预算，中国要完成所有项目的申报尚需上百年，而在当前的开发速度下，眨眼之间都沧海桑田，万一在申报的遗产下发现了名人祖坟，挖还是不挖？或者为了保全遗产，投巨资完善和美化遗产？把家当扔进一个不知输赢的赌局中，怎么也不像一个地方政府应有的科学发展观，而更像一个指望侥幸取胜的赌徒。某些地方政府如此急功近利、不计后果，不要说能不能“申遗”成功，即使成功也会在他们完全功利化的狂躁心理驱使下，这些“世界文化遗产”因蒙受厚厚的铜臭而黯然失色，在无度的开发利用中遭到摧残。因为他们不是“文物收藏家”而是“古董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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