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澳一号”沉船打捞出水的精美瓷器。

考古工作人员在广东汕头“三点金”海域“南澳一号”沉船打捞现场清理打捞出水的文物。

“南澳一号”出水青花大罐等一批文物。

　　被列为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2010年“一号工程”的“南澳一号”水下考古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已有3000多件文物浮出水面，它是继“南海一号”之后广东又一特大水下博物馆。

　　“南澳一号”是走私船还是商船？所载的青花瓷是景德镇官窑还是潮州民窑？船上文物有何历史价值？日前，本报记者采访了深圳博物馆副馆长郭学雷、上海交通大学文化管理系教授单世联，专家们各持己见。也许，随着古船遗址挖掘工作的不断推进，这些疑问会一一解开。

　　深圳博物馆副馆长郭学雷：

　　“南澳一号”不是走私船

　　郭学雷长期致力于明代瓷器研究，他十分关注“南澳一号”的水下考古，曾于6月上旬赴打捞现场参观考察。昨日接受记者采访时，郭学雷仍显得十分激动，他说，“南澳一号”的水下考古工作意义重大，为研究明代瓷器、明代海外贸易及明代岭南文化提供了大量第一手材料。

　　是隆庆商船不是万历走私船

　　当记者提问“南澳一号”是不是走私船只时，郭学雷肯定地回答：“不是！它是一艘准备出洋的商船。”

　　关于“南澳一号”的沉船时间，有研究者称应在万历三十六年以后，即17世纪初。郭学雷认为，根据他所掌握的材料，可以推断其沉船时间应在隆庆年间(1567 —1672)。这是一个非常精确而大胆的推断，郭学雷说他有两个方面的根据：一是根据纪年材料的排比，他掌握了不少嘉靖年间漳州窑系青花瓷的材料，“南澳一号”出水瓷器中，有不少与其相似而略显粗糙，据此可以断定，“南澳一号”瓷器生产年代不会晚于万历年间，应属早期漳州窑系青花瓷。

　　二是根据大的时代背景判断，郭学雷说，“隆庆开海”是著名的历史事实，也是有明一代最为开放的年代。正是因为开放海禁，海外贸易大量增加，才导致东南沿海一带瓷器大量生产，“南澳一号”即是这个时代背景下的一个产物。

　　瓷器来自潮州而不是景德镇

　　郭学雷认为，从目前所出文物可以判断，“南澳一号”瓷器分为两个部分：其较精细的属景德镇官窑；而其余大部分则是漳州窑系即潮州一带窑口所出。

　　记者提出疑问：有分析认为，“南澳一号”上瓷器出自宋代至明代之间，宋代与明代之间还隔了一个元代，宋代瓷器此时已经成为文物，怎么还会大量出现在这艘船上？郭学雷解释，那实在是一个误会，有人发现出水瓷器中有龙罐，就断定其为宋代产品。其实龙罐是典型的明代瓷器，东南亚一带已有很多出土。龙罐因身上绘有龙纹而得名，典雅高贵，东南亚一带居民常以拥有龙罐数量的多少而区别其富裕程度。

　　潮州是中国古陶瓷发祥地之一，宋代潮州笔架山窑场已盛极一时，有文献记载，韩江两岸“沿江十里，烟火相望”，都是烧瓷器的。潮州青花瓷器虽不及景德镇瓷器精致，但由于其釉下彩原料是进口的，经高温烧制后既耐用又便于运输，于是成为出口的大宗日用商品，其出口的青花(俗称蓝花)碗盘之类的日用瓷器享誉南洋。

　　郭学雷说，景德镇是官窑，从管理方式、资源控制到新产品流通诸环节都与民窑有着很大区别，漳州、潮州一带各窑口虽是民窑，但其生产方式自由灵活，在产量上却远远超过景德镇的产品。明隆庆年间开放海禁后，海外贸易的需要大量增加，景德镇的瓷器当然无法满足，于是漳州、潮州一带瓷器源源不断地产出，加上优越的运输条件，这一带的瓷器产品形成大量出口的局面。

　　根据出土瓷器来看，潮州一带青花瓷器至明代中晚期后已经相当成熟，生产也相当普遍，青花瓷窑在广东的饶平、惠来、揭阳、博罗、惠东、海丰、廉江、罗定、始兴、高州、兴宁、大埔、五华、新丰等县市均有发现。

　　它不是去西洋而是去东洋南洋

　　郭学雷说，“南澳一号”的出洋目的地不是欧洲、美洲等遥远的地区，而是日本或者南洋群岛等地，甚至还可能是中国的台湾地区，它肩负的是“岛间贸易”的使命。那时台湾是海外贸易的一个重要中转站，许多内陆商品都是经那里中转后出口的。

　　日本、东南亚等地近年出土了大量中国明代瓷器，大都是嘉靖以降的青花瓷，其质地花纹等也都与“南澳一号”出水瓷器相仿，这从另一方面佐证了“南澳一号”所载产品出自明嘉靖以后隆庆年间，也可以证明其沉船年代在隆庆年间。

　　明初实行贡舶贸易与民间海外贸易形成互补。郭学雷说，明代像南澳这样以走私发展成自由民间贸易港口的形式在广东沿海一带并不鲜见，他近年在研究中发现，今天香港机场附近的竹篙湾其实是明代景德镇瓷器走私贸易的重要基地，因为那里比较隐蔽，又是天然良港，便于货物装船出海。景德镇瓷器走私是经过长江、鄱阳湖，到梅岭古道后，都是通过肩挑背扛翻山越岭到达广东境内，然后再经北江、珠江，再到香港一带港口的。但是竹篙湾的走私贸易到了正德年间就不存在了，郭学雷认为这是海禁开放的结果，其实广东开放海禁的时间要早于全国。

　　郭学雷认为，“南澳一号”的水下挖掘意义重大，需要各方面的专家综合研究论证，而不能以偏概全或只抓一点不及其余，否则就偏离了文物考古的方向。

　　“南澳一号”青花面世

　　能否影响青花收藏？

　　明代青花瓷的收藏品的市场价格情况如何？一件完整的艺术精品能卖到多少钱？一般藏品价钱怎样？官窑与民窑有何区别？记者分别采访了几位颇有资历的藏家和研究者，得到的答复是从几百元到几百万元。

　　2005年7月，元代青花鬼谷子下山罐在伦敦佳士得拍卖会上以2.35亿元成交，创下中国瓷器藏品最高价位，从而也启动了中国青花瓷收藏的热潮。藏家唐先生介绍，明嘉靖以前所出青花瓷器，现在拍卖都是天价，动辄几十万元，甚至几百万元，这其中官窑与民窑的区别很大，如果你运气好，买一件普通的民窑瓷器，比如碗、盘之类，可能只需几百元。

　　胡先生在深圳从事瓷器收藏已经有十几年历史，他说每一件藏品都有其不同的特性，因而也决定了其价值的不同，这种特性有时候无法用市场价格来衡量。目前官窑青花瓷器存在很大的市场需求，价格上涨空间也很大，如果碰到喜欢的，在你的经济能力可以承受力范围内买下来，这就是你的胆识和魄力，这就是收藏品市场。

　　唐先生对广东明清民窑颇有研究，他说广东民窑虽然比不上景德镇，但也存在着很大潜质，比如前几年石湾清代瓷器就拍出过几十万元的高位，潮州窑系较完整的精品当不在这个价位以下。唐先生说，因为民窑产品价格低、画风活泼、题材广泛，也越来越受到藏家青睐。

　　对于“南澳一号”沉船中的打捞出来大量瓷器，深圳博物馆副馆长郭学雷则更看重其文物史料价值，因为对沉船的挖掘，能让我们了解到明代开放时期的瓷器贸易情况及瓷器生产情况。他说，“如果硬要谈这批瓷器的市场价值，我可以提供一个参照，海外也有过类似的打捞，打捞过后将瓷器拆开来单卖，也就几百元一件。如果这样的话，就失去了打捞的文物考古意义。”郭学雷强调，收藏家一定要有超前的历史眼光，而不一味跟风，所有的大藏家开始都是抄的冷门。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单世联：

　　“南澳一号”极可能是走私船

　　在明代200多年历史中，开放海禁也只有正德、隆庆等几个短暂时期，海外贸易除朝廷准许的贡舶外，所谓商舶也即民间贸易是非法的。上海交通大学文化管理系教授单世联认为，从整个明代的海外贸易制度来看，“南澳一号”极有可能是一条走私船。

　　单世联原为广东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对明代海外贸易有较深入的研究。6月23日，记者就“南澳一号”水下考古事件采访了单世联。

　　商舶贸易继贡舶贸易而起

　　单世联认为，“南澳一号”的水下打捞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为研究明代瓷器、岭南文化及中外交通史提供了大量文物资料。但是从明代海外贸易制度的大背景来看，“南澳一号”不太可能是自由贸易的产物，它更可能是一条走私船。

　　明代的海外贸易分为贡舶与商舶两种形式，贡舶是朝廷准许的合法贸易，而商舶是朝廷禁止的非法贸易。洪武三年朝廷置宁波、泉州、广州市舶司，而“广州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嘉靖元年后规定“广州船舶往诸番，出虎头门，始人大洋，分东西二路，东洋差近，西洋差远”，而东西洋都是经澳门一带出海的。

　　正德、嘉靖年间，贡舶贸易日益衰落，而广东的商舶贸易则应时而起。商舶经营者资本雄厚，私造大船，招募大批人员从事海外贸易，从中赚利，他们往往同朝廷命官相勾结，形成强大的政治势力。一个典型的例子，海瑞的孙子海述祖也参与了商舶贸易，他制造了首尾长约28丈、桅高25丈的大船，招募39人出海贸易，赚得大钱后回广州“买田终老”。

　　可以想见，当年南海海域走私船只云集，像海述祖那样的船只所在不少，“南澳一号”可能就是其中的一艘。

　　海禁与走私互为因果

　　单世联认为，海禁与走私是互为因果的矛盾体，有海禁就有走私，开海之后走私便不存在了。

　　明代广东潮州府辖揭阳、普宁、惠来、潮阳、南澳、饶平、澄海等地，自古以来就是海上贸易活跃之地。明代以降，潮州逐渐成为粤东、闽西南和赣南地区物资集散地和出入口岸，成为明代东西洋海上贸易中继站。由于民间贸易日益活跃，商人社会地位提高，潮州从事手工业生产和商业活动的人口剧增，到国外进行自由贸易，牟取利润为目的的私人海上贸易迅速崛起。

　　但明朝施行对海外贸易的严格控制政策，特别是当明中叶东南沿海倭患严重以后，统治者转而实行更严厉的海禁政策，连捕鱼和沿海之间交通也被禁止，即所谓“片板不许下海，寸货不许入番”。在这样的背景下，走私贸易蓬勃发展，今天的南澳岛一带便是走私者的重要中继站。

　　因为有贡舶贸易往来，“番船”也有在潮州一带海域靠岸的，潮州海商即冒充贡使(朝廷特派员)，或以通事(翻译)身份，诱番船以入贡为名前来通商。宣德元年，通事刘秀引外国船只泊于湾港，然后召各村各里保长上船领货，名曰“放苏”。

　　海禁稍微放松之后，潮州海商便络绎私自出海贸易。成化元年爪哇国派遣使者梁文宣入中国朝贡，船舶停在广东广海卫(今台山)，潮州人段镇因海外贸易认识梁文宣，便劝梁将船上其余货物售出，并引其船停泊潮州港。

　　冒死赴海外走私

　　成化十四年，广东左布政使彭韶向朝廷上疏称：“南澳港泊界在闽广之交，私番船只，寒来暑往，官军虽捕，未尝断绝。若再公行互市，后愈难禁。”由此可以想像当时南澳一带走私贸易的繁荣情况。

　　潮州海商为追求巨额暴利，不顾严厉的海禁律法，冒死到东南亚各地从事走私贸易。即使在禁海时期，走私贸易也相当活跃。早在正统九年二月，即有潮州府民55人违禁下海，到爪哇贸易，其中有22人留在爪哇不归，其余的人回来后准备再次下海时被捕获。成化二十年十二月，在潮州府界泊有到东南亚贸易的大船37艘，遭海防官军追捕，被斩者85人，活捉30余人。

　　明代的海禁时开时禁，断断续续，但总体来说禁海的时间长。正德年间有短暂的开放，嘉靖之后又严海禁之令；隆庆年间曾经开放过海禁，但到了万历年间政策又变。单世联认为，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广东地方曾采取过较为灵活的海外贸易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地区经济的发展。但他又认为，就南澳岛的地理位置而言，可以基本断定“南澳一号”属于走私船只，沉船时间也应在万历年间。

　　西方对中国瓷器需求导致走私

　　17世纪以来，西方对中国瓷器的需求日益增加。自万历中期开始，上百万件中国瓷器被葡萄牙、荷兰商船源源不断地贩往世界各地，景德镇的外销瓷需求量骤增，据佛尔克《瓷器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一书统计，仅荷兰东印度公司在1602年至1682年间就从中国运出瓷器达1600万件，每年平均达20万件。

　　如此庞大的瓷器需求，单靠景德镇一地官窑的出产远远供不应求。而且，在明朝万历年间，景德镇瓷业出现原料危机，1602年，窑工反对陶监的运动发展成火烧御窑厂的暴力斗争，加上高岭土的官属和自由开采之争、官民窑之争，以及官搭民烧制度的确立，终于导致万历三十六年景德镇官窑辍烧。这是中国瓷器生产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从此民窑势力迅速发展。

　　西方的商人因利益驱使，不可能因为景德镇官窑的停产而中止对中国的瓷器贸易。他们手捧景德镇瓷器和西方人喜爱的图样四处寻找加工点，这样华南沿海包括潮州窑便获得大量外来订单，其生产量也日渐扩大。单世联说，这也是我们今天能够看到“南澳一号”存有大量明代瓷器的原因。

• 推荐关键字：南澳一号 古沉船 走私船 商船
• 收藏此页 | 大 中 小 | 打印 | 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