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来造字的标准原则，不外乎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所谓“六书”的方法。对一个汉字的分析研究，往往可以从中得出当时人们对于事物的认识规律。为了归纳我们的祖先对陶瓷本质的解释，不妨先从文字谈起。

　　“陶”字古作“匋”、据汉许慎《说文》的解释是“瓦器”。汉司马迁《史记》上也说“匋，瓦器也”。在梁顾野王《玉篇》中才正式指出“今作陶“。本来“匋”字按明张字烈《正字通》的注释为“余韶切，音遥，与窑同”，并且引古语说“南山有汉武旧匋”。又据《一切经音义》解释说“按西域地之卑湿，不能为窑，但累坯器露烧之耳。诸书亦借音为姚，字体作窑，音姚”。而《中国风俗史》内则进一步解释说“陶，窑字，古止作匋。外从勹，象形。内从缶，指事也”。说明“匋”字是包之古体“勹”与“缶”字结合而成，本是“窑”的古字。按古人造字的习惯看来，“勹”代表穴窑或馒头窑，“缶”代表陶瓦罐之类。这个字的出现，十分形象地反映了最初的陶窑特征和器物属性。虽然象《一切经音义》的作者唐僧元应所说的那样，西域一带因为“地之卑湿，不能为窑”，直到唐代还有部分地区保留着“累坯露烧”的原始方法，但毕竟是个别现象。例如早在《诗经·大雅》内就有所谓“陶复陶穴”的词句，《尔雅、释丘》则说“再成为陶丘”。汉刘熙《释名、释丘》也说：“再成曰陶丘，于高山上，一重为之，如陶灶然也”。这些都说明由于生产发展，穴窑渐不适用，因而依山傍丘，改在斜坡、丘陵地带构筑所谓“龙窑”。由于“丘”、“阜”同义，所以用来作为偏旁而有“陶”字的出现。如《尔雅、释名》说“土山曰阜”，《说文》也解释说“陶”，再成丘也，从启，陶声”。由此也可约略看出我国早期制陶工艺在烧成方法上的发展过程。并且得知古人对“陶”的本质解释是“瓦器”。

　　决定陶瓷器本质的条件除了内在的原料成分外，还同外在的窑炉有无乃至烧成方法分不开。换言之，一定的窑炉结构和烧造技术才能生产一定品质的陶瓷。我国古陶瓷窑炉的发展直接关系到古陶瓷性质的变化。总的看来，是由升焰式逐步发展为半倒焰式与平焰式。由于结构的限制，升焰式窑炉的温度、气氛都不具备烧成瓷器的条件。而半倒焰式窑炉既可烧陶也可烧瓷。例如前面所说的无窑“累坯露烧”和“穴窑”以及升焰式圆窑、方窑等都属于升焰式，“馒头窑”属于半倒焰式，“龙窑”属于平焰式。

　　原始的烧陶方法是不用窑的。不仅从文献上得知的唐代西北一带曾保留过这种古老的烧法，而且根据最近的实地调查，至今我国西南某些少数民族地区，如云南西双版纳傣族的“无窑烧陶法”仍然持续未变。这种方法是在地面上铺放适当的柴草，放置晒干或烘干的陶坯后再用干柴草包围四周及顶部，外面涂抹一层薄黄泥浆（约1厘米），并留有通风小孔，以免燃烧过快。然后将地面柴草点燃，任其自然升温，约经二至八小时便可烧在陶器。由于这种烧陶法不能控制升温速度，尤其当周围柴草燃烧时，使陶坯直接暴露在空气中，只能烧低温（约800℃以下）的氧化气氛，所以烧成的陶器呈红色或褐色。而一部分和草木灰接触的陶器则因受烟熏而成灰陶或黑陶。

　　从无窑到有窑烧制陶器，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其中以“穴窑”出现最早，今日考古发掘所见，我国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以及南北各地商代以前的陶窑，大多属于这一类型，至少已有一万年左右的历史。穴窑有竖穴、横穴之分，小的只烧一件陶器，大的直径可达一米。有的穴窑底部分布进火孔（ 孔），孔下是火道。从发掘的古窑址看来，进火孔的形状有圆形、椭圆形、方形，大小及数目各不相同。火道的排列各地方也不一样，有的围绕窑床一圈呈环形（如陕西汾县下孟村陶窑），有的并列分支（如河北邯郸涧沟村陶窑），有的呈非字形（如陕西客省庄二期文化陶窑）。还有的穴窑并无带 孔的窑床，火膛和窑室是连成一体的，陶坯放在垫柱上（如河南陕县三里桥与山西芮城东庄村的陶窑）。

　　虽然穴窑四周有窑壁，可以避免大量的冷空气，使烧成温度略有提高，但也很难控制空气量，所以仍是烧1000℃以下的氧化焰。产品多为红陶、褐陶。如果投柴过多，或将窑顶封闭，就会产生大量的游离碳素，使陶器薰烟而成灰陶、黑陶。例如仰韶文化时期的红陶、灰陶、黑陶往往同时出土，而龙山文化时期的灰陶、黑陶也不例外。这些都可说明它们在氧化气氛而且熏烟的情况下烧制出来的。

　　这种挖在地下的圆窑直到商代仍在使用。但窑室直径逐渐增大，有的达到1.5米（如河北邢台曹演庄陶窑）乃至1.8米（如河南郑州碧沙岗陶窑），而且多数将燃烧室的位置移至窑床的正下方，容积也比较宽大。由于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陶窑在结构上有了许多改进，从而才有可能提高烧成温度。如郑州二里岗早期红陶的烧成温度为1000℃上下，而硬陶的烧成温度竟达1180℃左右。同地出土釉陶的烧成温度也与此相近。这种“釉”是用铁作为着色剂而烧成的铁青釉，釉的熔剂主要是氧化钙，属于石灰釉范畴。由于各窑的烧成气氛不尽相同，或为氧化，或氧化与还原兼而有之，所以呈浅黄绿或灰青色。它的出现标志着我国陶瓷史上一次很大的飞跃。

　　进入周代前后，陶窑结构的变化尤为显著。根据多年来发表的考古资料来看，陕西一带的西周窑炉在结构上又有了较大的改进。如窑后有烟囱，有窑顶、窑床平坦，无出火孔，窑壁近于垂直，燃烧室移回窑床前下方，有窑门和通风道，以及窑形近于椭圆等。但是，这些优点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在同一座西周窑址上。据推想，著名的沣西张家坡的西周窑很可能就具备了这些特长。因而具备了提高烧成温度的条件，方能烧出那种基本上烧结，矿物组成接近于瓷器，烧成温度近于1200℃的器物。其它如山西侯马东周窑址出土的已经烧结，烧成温度高达1230℃的釉陶，当然也应具备了这样的技术条件。这样结构的窑，也就是一般所说的“馒头窑”，或者说它是挖在地下的馒头窑（参见表17）。

　　值得注意的是，东周时期的湖北江陵毛家山窑的设计，已在地面上建窑床，床面平整，无火道及出火孔，其前方设燃烧室，呈扇形，窑室呈椭圆形，并用窑室将燃烧室包围在内，窑后设一烟囱，窑前设窑门，门前设有通风坑道，兼用于存灰，有窑顶。这种建在地面上的镘头窑，更为后世窑炉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应该说，由穴窑到将窑建在地面上，又是一大进步。

   这种“馒头窑”的特点是，火膛和窑室合成一个馒头形的空间。当火焰自火膛喷向窑顶时，因为顶上没有出路，便倒向窑床，流经坯体而将它们烧熟，烟气从排烟口、竖烟道排出窑外，所以是半倒焰式。

　　馒头窑靠夹墙竖烟道产生的抽力来控制一定的空气进窑，因而烧成温度较高，可以达到1300℃，可以烧还原气氛。发掘结果证明，我国北方不少古瓷都是在这种窑里烧成的。例如著名的钧窑、定窑、磁州窑、博山窑以及耀州窑等。其中耀州窑早自北宋时期就已经使用煤作燃料，而且用耐火材料砌筑炉栅。博山窑在北宋早期虽然烧柴，实际上已是全倒焰的圆窑。可见我国用煤烧窑和倒焰窑的发明都比欧洲早以一千年以上。

　　我国南方并非没有此种馒头窑，例如在南京雨花台眼香庙就曾发现过六座直径约三米的馒头窑，而且也是全倒焰的圆窑。然而，更多的还是“龙窑”。

　　龙窑的历史据现在所知，最早的为广东增城的战国时代龙窑，其次为浙江上虞的东汉、三国、两晋龙窑，丽水的南朝龙窑，江苏宜兴的唐代龙窑，浙江龙泉、广东潮安、福建建阳、德化的宋代龙窑，以及云南建水、四川荣昌、广东石湾等地的明、清时期龙窑。可以说是两千年来广泛应用，连绵不绝，直到今天仍在许多地方继续保留，并有所发展。

　　根据推断，那种火膛与窑室连成一体的升焰式方窑发展到后期，将窑顶封闭，窑身倾斜，最低的一端为火膛，最高的一端开排烟口，便成为龙窑。由于窑身为长条形，依山傍丘倾斜构筑，犹如一条火龙自空而下，因而有“龙窑”之称。窑身的长度随同生产的发展而逐渐增加，例如上述的占国龙窑长不足10米，三国龙窑长约13米，到唐代为40米左右，南宋时期更发展到45~53米。

　　由于龙窑坡度的大小直接影响烧成时间和产量，因此古代劳动人民经过了长期实践和反复思索，终于摸索了比较合理的一种形式，使窑头坡度大，易于上火，窑尾坡度小，易于存火。否则坡度过大就会增加抽力，使大量的冷空气进入窑内而降低温度，不易维持还原气氛，影响产品质量。例如从考古发掘的古窑址来看，东汉的两条龙窑后段斜度和为21和14度，均比现代龙窑大。三国时期的龙窑前、后段的倾斜度同现代龙窑正好相反。只是西晋龙窑的后段斜度为10度（前段窑址因遭破坏无从得知），比较趋向合理。

　　龙窑的主要优点是升温快，降温也快，可以速烧。尤其是使用松柴的挥发分多，灰分熔点高，着火温度低，燃烧速度快，而且火焰较长，便于快速烧成，并维持还原气氛。我国古代著名的青瓷、影青瓷、黑釉瓷（如建窑“兔毫”、“油滴”，以及吉州窑的“玳皮”“鹧鸪斑”等）大多是用这种窑烧成的。

　　我国古代聪明的制瓷工匠们充分利用了龙窑的这些优点，掌握了它适合于焙烧坯胎较薄、粘度较小的石灰釉瓷器的规律，终能烧成所谓“类冰”、“类玉”那般纯净莹沏的越窑青瓷，乃至所谓“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那样空前精致的影青瓷器。尤其这种体薄色青、具有半透明性的瓷器的制作成功，除了具备龙窑的优良烧成条件外，当然也关系到瓷土纯度的高低，坯胎玻璃相的多少，以及白度、强度、透明度与吸水性如何等一系列问题的合理解决。它的出现，可以说是我国陶瓷史上又一次质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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