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ocang.com　　　2002-10-11 19:04　　　来源：

　　文澜阁《四库全书》是四库七阁中最具悲壮经历和传奇色彩的一部。
　　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四库全书》告成，先抄成四部，分藏于北京皇宫的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源阁、沈阳故宫的文溯阁和避暑山庄的文津阁，合称“内廷四阁”，但内廷四阁属于禁御重地，一般老百姓无从窥视这宏典巨帙，所以，乾隆皇帝遂命再缮三份，分藏于作为“人文渊薮”江浙地区，即扬州的文汇阁、镇江的文宗阁和杭州的文澜阁，合称“江南三阁”。按乾隆的说法，设置江南三阁的目的在于“俾江浙士子得以就近观摩誊录，用昭我国家藏书美富，教思无穷之盛轨。”
　　江南三阁抄成排架后，各省士子纷纷到阁抄阅，于传播典籍、弘扬文化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甚至有人把“江浙鸿儒，十九出江浙，流风至今”也归功于江南三阁，虽不无溢美之嫌，但江南文人得益于阁书也应是不争的事实。江南文人从文澜阁中抄出过大量往昔罕秘之书，江南私家藏书中甚至还因此出现了一种新的类别---阁抄本。
　　无奈好景不常。太平军兴，江南顿成鏖战之地。咸丰二、三年间（1852－1853），文汇、文宗两阁相继毁于乱世战火，阁藏典籍片纸无存。咸丰十年、十一年，太平军李秀成率部两度攻陷杭州。文澜阁惨遭劫难，建筑严重毁损，阁书焚散殆尽。然而，就在这兵荒马乱之际，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守护神奇迹般出现了，那就是杭州著名藏书家、八千卷楼主人丁丙、丁申兄弟。
　　八千卷楼为清末四大藏书楼之一。但楼主丁氏兄弟之所以名垂后世，受人尊重，不仅是因为八千卷楼的丰富收藏，更主要在于他们历尽艰辛，悉心呵护、修复因战乱散失的文澜阁藏书。杭州遭罹兵燹，丁氏兄
　　弟避难西郊城外留下镇，某日，忽见镇上市卖食物者率以文澜阁四库书纸撕来包裹，乃知阁书危亡，痛惜之余，兄弟俩开始了搜寻、修复文澜阁本《四库全书》的艰难历程。当时，丁氏兄弟纠集胆壮者数人，许以厚酬，乘夜潜入杭城，于西子湖畔孤山之麓摸黑捡拾满地残籍，如是昼伏夜行，“每夕往返数十里”，把捡到的阁书运至郊外西溪，然后设法先把书运到当时比较安全的上海。避居上海期间，丁氏兄弟又借某杭州书贾回杭州之机，嘱其以收购字纸名义留意搜觅流散民间之阁书。没想到那些被哄、抢、窃、拾而散落民间的阁书残编最后竟真的按斤论价汇聚于书贾之手，并悉数运回上海交归丁氏兄弟。清兵收复杭州后，丁氏兄弟携书回到杭州，但当时文澜阁已倾圮，一时又不易修复，丁氏兄弟遂将运回之书暂时藏于杭州府学尊经阁。原任典守阁书的陆光祺曾为此绘图纪事，浙江巡抚左宗棠为题《书库抱残生》，后人传为佳话。现存八千卷楼的藏书中常可见到“书库抱残生”的藏书印，其典故也正出于此。此后，丁氏兄弟又在杭州城乡并绍兴、宁波等地千方百计购求阁书残佚。经过不懈的努力，兄弟俩先后竟抢救得《四库全书》8689册，几乎达到阁书原藏的六成。
　　当时的浙江巡抚谭钟麟闻说丁氏兄弟热心保存文化遗产的事迹后，深受感动，立刻把此事申报朝廷。光绪皇帝随即颁旨表彰丁氏兄弟护惜文献的高尚品德，谕旨说：“文澜阁毁于兵燹，其散失书籍，经丁申、丁丙购求，藏渐复旧观，洵足嘉惠艺林。”后来丁氏藏书处由谭钟麟手书堂匾“嘉惠堂”三字，即取此“嘉惠艺林”之意。
　　光绪六年（1880），谭钟麟与丁丙商议重建文澜阁，次年文澜阁落成，丁氏兄弟除将《四库全书》送回文澜阁贮藏外，又献出家藏《全唐文》，而谭钟麟则捐赠出光绪初年从鲍氏知不足斋所购得的《古今图书集成》，以充实文澜阁藏书。
　　之后，鉴于文澜阁《四库全书》所缺甚多，购求无门，丁氏兄弟发起了补抄缺损的文澜阁《四库全书》佚阙的巨大工程，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民国年间，在几代乡贤学者的奔走努力下，文澜阁《四库全书》才大体上恢复了原貌。
抗日战争爆发，劫后复生的文澜阁《四库全书》又一次受到战争的威胁，1937年8月4日，图书被分装140只木箱，被迫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千山万水流亡之旅，先后转存于浙江的富阳、建德、龙泉等县，又借途福建、江西、湖南诸省，于1938年4月底运抵贵阳市，密藏于北郊地洞中；以后再转迁重庆市青木关，直到抗战胜利后才返抵杭州，期间因频繁装运及途中碰撞、水淹等事故，所遭际的磨难曲折，一言难尽。
　　四库七阁现在仅剩下三部半，这半部，正是本文所讲的文澜阁《四库全书》。最难得的是，《四库全书》在编纂时凡涉及清统治者“违碍”处，均经窜改而失去原貌，而文澜阁《四库全书》有相当部分是按照原书补抄的，因此更符合原著的本来面貌。换句话说，与现存的其他三部《四库全书》相比，今天的文澜阁《四库全书》虽缺少了原装的名分，却也因其历代补配而别具特色，而这也正是文澜阁《四库全书》所具有的独特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