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易罡/文
教学改革是一个迟来的老话题。我们从上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了关于基础教育的讨论。那时的问题是关于线与调子谁更接近本质。是线、还是明暗、调子,用哪个来表现形体更充分准确,什么是形准的标准。然后是结构素描,到底是分析性还是片面性的?素描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是全因素还是单因素,素描的本质又是什么?再以后便是油画材料如何正确使用,用什么油,用什么布,等等。一系列的技术性的研究,应该说在不同层次上解决了一部分艺术家在绘画创作上的疑虑,这些年也差不多都是围绕这些问题在讨论,然而我们突然发现,在我们的教育讨论中有一个很大的缺欠。想一下曾经何时讨论过,关于基础教育的教学方法及基础教育的知识性、系统性等方面的问题?事实上我们关于已往基础课讨论的对与错,以及我们讨论的问题是否有价值与意义。仅就对素描与色彩关注的同时,又忽略了三维的立体与空间及动态与时间的基础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仅仅把基础的思考停留在对素描与色彩的基础上,早已难适应今天艺术基础教育的需求。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我们的艺术基础教育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存在的问题也是比较严重的。其中,教育模式的单一化、风格化、样式化、恐怕是其中主要的问题所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片面性和感性,缺乏逻辑和条理及系统性的教学,把一种写实风格化的表达方式当成普遍艺术基础,这不是我们今天在多元化的文化背景下所需要的。如果不针对新的国情,新的国际教育形式做出适应性的调整与改革,我们将无法面对21世纪的艺术基础教育。
在我们以往的基础教育中,始终强调的是“写实”能力,然而什么才是真正的“写实”能力,它又是一个模糊的问题。模糊的不是“写实”本身,而是把“写实”的能力当作了全部绘画艺术与设计学科所必修的基本功,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仅就“写实”而言,它是属于苏联社会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为了适应表现这种社会主题的叙事性,形成了一套他们特有的训练与表现方法。另一方面,是由于俄罗斯自身的文化传统,再加上“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现实主义美学理论”和特有的苏联社会政治,所形成的苏联的“社会现实主义画风”,而这种“写实”的基础教学也仅仅是适应学习这种绘画方法画的人,当然,后来在新的时期这种写实又被注入了许多不同的观念,演变成为了一种“具象”,重而使它的概念变得更加宽泛了。许多年来我们一直把一种绘画风格的理论当成普遍真理,事实上浩瀚的美术史的形成是由人们视觉进化的历史所形成的,它不是仅仅能用一种单一的具象写实的表达方式代替的了的。所以我们不能用一种认识论、方法论,代替人类视觉认识的全部。民国末年徐悲鸿等人把法式写实素描带入中国,特别是对中国画的改良,真说不上是徐悲鸿的悲哀还是中国画的悲哀。因为他带来的仅仅是一个艺术家对一种绘画方法的理解,而不是一种教育思想或是系统,这样就形成一种片面的感性的绘画方法上的个人体会。仅就中国画教学来讲,最为基本的就是转移模写,临摹最为重要,而同时在观念上中国画强调的是空灵、简约、以一当十,构图是平远、高远。而西方素描概念强调的是空间透视、物质、结构、比例和尺寸,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仅就国画中的用线与素描中的用线,在观念上差别就很大:一个是以意为先,以形神兼备为前提的“线”,一个是空间形体的分界线,这二者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另一个问题是用个人喜好的局限性片面性取代了科学、客观地看待人类共同文化遗产普遍性的问题,再加上中国“文革”之前的“左”倾,便助长了这种片面的局限性。艺术教育不能是一种片面风格化的单一的训练方式,更不能使它成为一种具有普遍真理性的或是唯一正确的标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太狭隘了。因为艺术家除了社会责任,更为重要的是独立的思想与自由的创作,所以他应该是多样的多元的。我们的基础教育应该是在批判总结各种艺术风格与在特定的历史进程中,起到重要推动作用或是改变人类视觉审美方式的作品与表达方式,归纳出具有规律性的问题,作为我们大学基础教育者所需的研习课题是,分门别类地结合今天的文化与艺术相关的历史及艺术表现规律逐一系统地介绍给学生,使他们对艺术基础有个清晰的概念,使教与学变得更为有的放矢。
中国从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先生提出的“实事求是”及“摸着石头过河”的理论,实际上就等于“客观性+科学性+实用主义”,正是这种理论改变了中国的社会面貌与经济状况.如果对照小平理论检讨我们自己的基础教育,我们可能会感到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是教育?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教育是促进“个人的独创的自由发展”。康德认为:教育是个体自我设计、自我选择、自我构架、自我批评的过程,是自我能力的发展,它体现着社会意志以及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平等自由地、审慎严肃地共同探究的机理。陶行知认为:教育是依据生活、为了生活的“生活教育”,培养有行为能力、思考能力和创造能力的人。当然还有更多的先辈对教育有精辟的解释,仅就教育(education)与(educate)来说,它有两层含义:一是做培养人才与传播知识的工作,主要是学校教育。另一层含义是指教导启发、使之明白道理。教导也就是将相关学科中的历史成就及当代学科的发展状况系统地介绍给学生,使学生在传统与当代的文化中体会到相关学科的意义与问题,从而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发展自己。在近一年的教学改革工作中,我们感到:教育的本质属性,即教育是一种影响、一种积极的影响,一种对人类改造客观世界及自身规律的积极的影响。教育的最终目的“教”是为了不“教”。即:教会其自我反思,自我管理的生存和发展的能力。所以,树立正确的教育观是有助于我们制定正确的教育方针、规划、制度。从而促使我们进行合情合理,合规、合适的教学活动。“摸着石头过河”事实上就是要求我们在发展的过程中,要脚踏实地的认清自己的问题,结合具体发展过程中的优势与劣势,走自己发展的道路。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对现有的问题要加大改革的力度。正如韦尔申先生指出:“改革是必然、是方向,不怕有问题,就是带着问题也要向前走”。
今天艺术基础教育问题是全国性的,因为这种以“写实”能力为主的教育方法,长时间地统治中国的艺术基础教育,它早已不适应21世纪今天多元文化的基础教育了,我们再也不能把这种一叶障目,片面而局限的方法作为所有艺术的基础,那么我们首先就要解决的是对基础观念上的改变,当然在这里我并不是说“写实”与“基础”一无是处,它只能作为社会“写实”“具象”的基础,只是全部艺术基础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并非是艺术基础的全部。即便是“写实”与“具象”也应该在一个逻辑与系统的框架之下才得以更好地体现。教育实质上真正能做到的是:把每一学科的知识与规律说清楚,知识是历史,是文献,是经典。规律是内在的理由,科学性比较强,或是被前人以无数次经验证明了的结果性的东西。那么过于片面化或是过于个人化的东西是不能代表规律性、普遍性、真理性的东西。于是我们必然要研究,在基础教育中哪些是属于普遍性和规律性的问题。当我们把有关二维的{素描与色彩}三维的{立体与时间}等相关问题,做一个系统性的清理之后,自然就会发现哪些是规律性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哪些是个性化而不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然后再分门别类地加以分析讲解,使学生对这些素描中的基本问题有一个理性明确的认识,才能更有效地使用在他们个性化的表达之中。在低学年的教学中,事实上我们的基础课程要承担的是两大部分,一是绘画基础(二维的),其中包括素描和色彩,二是专业基础(三维的及时间的课程),我们在这一年中所完成的仅是二维的部分。我们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二维?什么是视觉艺术的基本问题?视觉的基本规律都有哪些?哪些问题是可以变成课程,是可以提供思索与研究的。我认为素描在当代艺术的语境里,不论是在审美上,还是艺术实践上,远远超过了以往的定义,它包含了所有平面绘画所涉及的表现形式。从19世纪末到21世纪初,素描概念早已被不断地拓宽,不同的艺术家及设计师都把素描作为了一种管哲理性思考的表达方式,它影响、引导着人们如何去重新思考和定义一些重要的艺术问题。比如对现代主义及现代主义的认知,比如艺术与视觉知觉的认识,素描在这其中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作用,它是思想、观念、方式、方法有力的实验工具,同时它又是记录精神与情感最为便捷的方式。它在今天的艺术中扮演着不可缺失的重要较色,所以正是由于文化与传统、艺术与历史,我们的讨论就不仅停留在一个传统概念的范畴之中。我们要把传统与当代融会,把原理、概念拆解,把它变成系统的、逻辑的课题设置。通过这种课程设置,就是希望在这个纷杂的、多元的文化现象中,通过我们理性、科学、严谨的思维训练及表达方式的训练,能够使他们尽快地适应整个文化不断变化的需求,在一个宽广的知识面中,从新疏理素描的定义及其概念,然后系列地展开所有的相关的视觉元素,从而让我们在绘画与设计的世界中充分发挥他们的理解力与创造力。我们全部的努力是让学生通过二维素描的课程找到自我,认识真实的自我,从而使他们在视觉想象及情感呈现上到达一个真实自我的表现,并使他们变成一个富有创造力的开拓型人才。例如,我们要教授学生对素描线条的认识,首先我们可以告之线的本质是点的运动轨迹;是形体与空间的界线;线与空间的关系、线的表现可能、线的情绪、古典绘画对于线的理解、现代艺术中线的应用、中国画以及书法中的线的意义,等等。通过这种系统地讲解,帮助学生对视觉的基本概念与原理,有一个知识层面上的认识,在配合一些相关的课题设置,使学生对概念与原理的运用及概念与原理的最新的研究成果有一个基本的掌握,这样才会让学生有一个全面而丰富,又具有历史与今天上下文的认识。
关于色彩我们不用再着眼于对色彩教育的讨论,因为从学习与接受的角度, 已是一个无需讲述的事实。纵观西方现代艺术教育历史,色彩理论与科学性的阐述已逾百年.从歌德对色彩感性的认识,到牛顿对光学的分析,到包豪斯关于色彩教育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时至今日我们的学习与教育仍处于这个科学的认知体系之中,并不断地丰富与完善人们对色彩的认知。色彩的教育除了情感与审美的因素外,非常重要的就是提高学生视觉色彩的分辨力。它是提高我们色彩教育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所以我们的课程设计就是从色彩的科学性、概念性、原理性的讲解,强调理论联系实际。通过大量课题练习及系统科学的训练方法,来提高学生色彩的调配能力以及审美品位,从而使他们从眼的观看到心的认知,直到手的表达能得到一个较大的提高。在我们的色彩教育中关于主观色调的问题,我们对一般性的色彩规律认识的同时,我们应该最大限度地帮助学生认识自身的主观色彩,并通过一些相对的课程练习,例如,让学生随意不带任何成见地自由使用色彩,画出自己喜欢的颜色,并把它们组合起来,从中发现他们对哪些色彩过于敏感,从而正确引导,使之形成自己的用色特点。这种教育包含着两个问题:"增进学生的个人创造性素质,教会他们形状与色彩的一般性客观规律,并以自然界学到的东西加以补充。如果指定的题目同他个人主观形状与色彩相近,那么这里个人的素质也会得到充分的发展。"(引自依顿色彩艺术)它的教学难点在于如何引导学生放弃原有的用色习惯的干扰,最大限度地将自己的个性彰显出来,因为大部分人不能如实地表现自我,都有这样或那样的障碍,教师就该既有色彩原理性的疏导,又要有绘画心理上的暗示,这样才能有效地把学生的个性化的主观色彩调动出来。
韦尔申先生曾在四川美院院长论坛中明确指出:“作为美术学院的教育,对于基本规律,基本技能的掌握是必要的。但我们忽视了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创造性这种智慧的开启。虽然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我们的艺术教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对于如何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方式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我们忽视了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开启。我觉得这和我们的教育,及我们的课程设置及课程结构有着密切的关联”。韦尔申先生还指出:“我们的教育体系中,课程设置与课程内容许多都是分开的。今天面临的时代,是多元化的,艺术的观念及表达方式是千姿百态的,许多学科的界限是可以打开的,也是可以打通的,要打破学科的专业壁垒,使得学生能够获得更多学科,更加合理、更加丰富、更加系统的知识与技能。通过打通与融合,使得学生从简单的技术型人才转向多元化的创造型人才,这才是我们教育的目的和意义”。韦尔申先生针对“鲁美”大连校区所提出的“大美术”、“打通基础”的教育思想。在学习探讨过程中,深刻地领悟到,艺术教育应从基础做起,改革的关键在于课程设置,把要传授的知识,放在一个系统的,有条理的环节中来解决。教育的重点要放在如何启迪学生们的创造性思维方式上来。在有了明确的教育理念之后,我们首先组织了部分年轻教师,收集筛选国内外相关的基础课程教材,甄选出比较适合我们教育特点的,并接近学院教学改革总体教育思想的专著进行整合。首先,按学院所规定的教学计划,总课时量,修订了新的教学大纲,组织一批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系统地编排新的大纲、讲义及PPT课件。这样我们就做到了事半功倍,不打无准备之仗。因为新的课程,新的知识,对谁来说都是陌生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假期就把讲义、课件发给了所有的教师,开学前我们又组织教师统一备课,大部分中青年教师进行试讲,共同研究,共同探讨,形成了一个良好的教学氛围。而且,这已形成了一个制度,在每年的新学期到来之际,我们都要拿出10天左右的时间,相互听课、备课,交换资料,共享心得。我们要求教师,大纲、讲义、教案、课件进课堂,并要求教师严格按教学大纲来上课。并针对教学中的每一个课题,细心讲解,引导学生完成作业。随时观察学生对教学内容的理解能力及表达能力。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例如,绘画中的透视与平面涉及透视课题,首先让学生了解在艺术史中所见到的透视方法,学习分析,并对他们所研究的艺术家要有所了解,例如埃舍尔、玛格丽特等,分析艺术家们的透视原理,然后运用他们的透视原理来创作。这样,不仅在艺术史上有所认识,同时,在绘画透视原理的运用上,也学会了明确表现方法。又如在色彩教学中,我们在谈到色彩的印象理论时,除了让学生了解色彩原理,还要学生找到一件他自己喜欢的印象派艺术家的作品进行临摹,然后再让他们用印象派的理论去创作。从而引导学生不仅要学习绘画的方法,更为重要的是对当代艺术及历史的继承,以便在将来形成宽泛的整合空间。所以,我们在基础教学课程中,通过对大量的不同时代、不同时期的优秀艺术大师的作品分析与学习,使学生能够做到理论与技能并进,在融汇贯通之后充分激发他们的潜在能力和创造力。
韦尔申先生多次谈道:“要形成一个教与学合理的教学机制,即在低年级打通,高年级专修,到了研究生阶段就是一个更高层次的精修。这种金字塔式的结构才能使得我们的学生真正的成才”从传统与历史的角度来看,西方的教育注重培养人的实践能力和分析能力。鼓励思想的自由,并对自己的言行负责,教师的作用主要是引导者,往往是与学生像朋友一样去探讨,让学生自己作出判断选择。尽可能地不要用自己的态度去影响学生的独立思考。但这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例如,“喜新厌旧”,重视个体创新,忽视群体知识的积累,特别是对传统的反思能力较差,教育直线型结构过于鲜明,交融能力较差。而中国的教育,大都是以“儒家”思想体现出来的,在教育中“忠孝”是教育的核心,目的是便于政体的统治。中国的教育注重综合,讲究内在,对已知的知识不断积累,不仅“温故而知新”,又善于多方位的思考。“功夫在画外”,就是这个意思了。它的不足之处是对思想自由有一定的禁锢,使人缺乏创造力,条理性和系统性,并且不够精确。在新的世纪里,我们的艺术教育,又面对新的挑战,西方的文明与教育冲击着我们,教育方式的不同,体现的结果也不同。以往我们早有“以夷制夷”,“拿来主义”,所以,“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仍不失为一条可以试行之路。当然在艺术基础教育中还是有很多关于形与色、空间与时间的问题,但我觉得首要的是要把不同学科的相关知识系统化,切合实事地按照教育学科的规律形成一个递进式的教育方法,使学生在一定的时间内,系统地学习和掌握关于绘画艺术的基本形与色的规律,形成一个良好的教育机制,这样才便于他们在进入下一阶段学习时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今天在后现代多元文化景观中,仅仅有单一的“写实性”为主的基础教育很难满足当代艺术教育的需求。我们必须对今天新的文化形势,把我们基础教育做出相关的调整。国内艺术教育中基础问题也是讨论多年的话题,虽然大部分院校也做出了一些必要的调整,但在一些传统的专业中仍然存在着换汤不换药的现象,缺乏应有的逻辑与系统。所以如何能尽快地改变现有的基础教育观念,是迫在眉睫的大问题。我们应该在充分了解发达国家教育现状的同时,大胆地引进先进的基础教育模式与管理模式,认清现代教育和传统教育的区别(传统是指在“左”的思想意识下而形成中国式的传统)。仅是指我们的“传统”,是对一种风格样式的传授,即:社会写实主义,教学过于片面和感性的传统,致使学生在无选择的情况下,被动地接受老师个人化的审美趣味与绘画技巧。而这种看似正确的审美准则,在局部范围内又显得过于合理,导致学生产生严重的排他性,这样就根本无法从知识层面上认真地对待与研究其他不同门类的艺术形式与理论。当他们走出校们的时候根本无法面对当代艺术与观念的强大的冲击.放弃或随波逐流最终成为大多数学生无奈而又必须的选择。然而现代艺术教育则更注重综合思维方式和创作方式的培养,它适用于任何空间载体的艺术表现。无论是以具象写实为主的,还是现代绘画及艺术设计学科,甚至影视艺术及文学创作都将无不适用。因此在今天更多的强调“大美术”范畴的基础教学中,强调对艺术的基本问题规律性及共性问题上的广泛研究,更有利于我们的学生在更高的层次上进行延伸和扩展他们的艺术观念,更有利于培养新型的创造性、多学科兼容的复合型人才,也会使学生尽快地进入社会,并参与到社会的艺术创作与设计实践中。
学院教育是中转站,是传承与批判的地方,同时它又是一个“孵化器”,自然地孕育出新的生命。而新生命的出现,必然意味着对母体本身的否定。于是,我们应该培养出更多的有能力否定“母体”的人才,这样的教育才会是成功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