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使用木刻创作当代艺术作品的艺术家。1972年生于重庆,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版画系,现任广州美术学院实验艺术系副教授。先后举办“复制者:刘庆元×亚状态”、“开放的工作室”、“木刻纪事”、“一时期的片断生活”、“刘庆元黑白木刻展”等个展;个人作品参加第十届里昂双年展、第八届上海双年展、第七届深圳水墨双年展等;2006年出版《碎片:刘庆元木刻作品1998- 2006》。
刘庆元的书房实际上和他的工作室是一体的,除了靠墙的一排大书柜和几张沙发外,其他的空间分别被制作版画的工作台、成堆的木刻版画作品、陶艺家太太阿鱼的陶艺作品和长长的咖啡机操作台等物品所占据。不过,这里的舒适,是被刘庆元形容为“工作室家庭化”。在这个空间里,刘庆元工作、打盹、读书、看纪录片和朋友聊天。他偏好读评论和哲学书籍,强调自己绝不是一个“文学青年”。采访刘庆元的当天,广州正值暴雨过后的炎夏,在这个通透的书房,我们喝着福建的岩茶,很快凉快了下来。
“就像一个小孩在家铺开一张世界地图”
刘庆元的书柜里有一套《丁丁历险记》,小人书式的装订,是国内出版的第一版。这套来自比利时作家埃尔热的漫画,被称为“从7岁到77岁都适合阅读的漫画书”,成为了刘庆元许多年中反复回去读的一套书。从初一开始,他陆续收集这套书,两本一集,4毛8分钱一集,没钱的时候只好向父母钱包下手,“没有孩子不偷父母的钱,我偷了就去买两本书,那种记忆非常好。”从刘庆元的十几岁到了几十岁,这套书一直不明原因地带在身边,现在已经磨毛了边。后来到法国,他在一个车站买回两张《丁丁历险记》的海报,镶进相框,和自己的木刻作品一起摆放在工作室。
对刘庆元来说,看《丁丁历险记》就像一个小孩在家铺开一张世界地图,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一次幻想的开端,“很奇怪,它就一直跟着我。我跟学生上课的时候说,有些东西是可以保存一辈子的,有些作品是可以做一辈子的。”
皱着眉头,中国人的典型表情
反复读同一批书,是刘庆元的读书习惯。在他的书房里,看不到太多新书,稍微新的是李娟的两本散文《阿勒泰的角落》和《我的阿勒泰》,是朋友送的礼物。最近在读的一本书,是清华建筑学者陈志华、李秋香、楼庆西等人所著的《关麓村》。后者和刘庆元近期的工作有很大联系。他正在做一个反映今天的知识分子在皖南农村开展乡村建设的作品,这个作品将以木刻年历的形式呈现。刘庆元在当地调研发现村民都非常兴奋,“一群城市动物降落到乡村,村民有了新的期待,大家都在等待有好事发生。村民的态度是:我就这样,你来开发我吧,最好是来实惠的。”他的工作、阅读和对艺术的思考,很多都在这样对现实面对面的观察中进行。
6月25日,刘庆元在深圳旧天堂书店作了一个名为“木刻、阅读与当代艺术”的讲座,他谈到了传统和现代,一个和他的创作与阅读都相关的话题。从这间书房里也容易看出这点:《林语堂全集》、《丰子恺文集》和《沈从文文集》这三套从大学读起的书各自为政,而《萨特文集》、苏珊·桑塔格、福柯等西方哲学与思想的书,占据了书柜的其他空间,数量都不大,但组合有趣。“我骨子里有传统的血脉,这个是永远也丢不掉的。传统就像土地下面的宝藏,西方的理论更像精妙的挖掘工具,有简单的锄头、镰刀,还有复杂一点儿的挖掘机……你可以选择任何一样去挖宝藏。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我们站在这片土地上呼吸,它总是会给你传递任何的、无法预计、充满力量的给养。我给学生上课的时候也讨论这些———一个人身上有两种血脉:一个是传统的,一个是当下的。”
可能正是这个缘故,刘庆元的创作视野一直没有离开中国的变化,特别是城市的变化。他的作品像左翼宣传画,但反映的是今天。他的一幅代表作《时代》,眉头紧蹙的幼儿抽着烟,背后是高楼林立的城市,个人状态与时代背景相互映衬。很多人说这是他的自画像,但他不承认:“你不觉得这是中国人一个典型的表情吗?总是皱着眉头。”
刘庆元称得上系统阅读的经历,是从中国三十年代的几位作家开始的,吸引他的是作家对当时中国所抱有的美好情怀。当时刘庆元刚上大学,不知怎么翻出了沈从文的书,从前只是粗粗扫过,但从那时起就一本本地看下去,接下去是林语堂和丰子恺,日以继夜丢不开地读。其后几年在美术学院,读什么书,更多地从艺术出发,延伸到艺术经典著作、评论和哲学。“比如看杜尚的作品,必然会看和他有关的文献,然后发现有个学者王瑞芸一直坚持研究杜尚,而且写得越来越好。通过了解艺术家,接着了解西方知识分子的文论,开始对社会学的东西感兴趣。有一段时间只看几本书,就这样反复地阅读。”
《博尔赫斯文集》是刘庆元反复阅读的代表之一,这和他看《丁丁历险记》的状态类似,有的人通过游历来了解这个世界,有的人即使待在书房里,胸怀里也有一个世界。“对我来说,博尔赫斯就是这样的人。反复读他的书,总是给你展开一个新的通道,找到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但我不是文学青年,还是对评论更感兴趣。”他很少看小说,书房里常摆着的是诸如《为什么读经典》、《没有国家的人》、《典型的日子》等书。
不喜欢说“最近读了什么”
广州美术学院大学城校区建成后,刘庆元像其他老师一样,每周上岛去给学生上课,把他们称作“那个岛上的年轻人”。经常有学生问刘庆元,你看什么书,去哪里找书。他把书推荐到了一个非常仔细的程度,告诉学生,哪些书值得反复看,哪些书可以当成枕边书,哪些书虽薄但耐读,比如《新千年文学备忘录》。“把阅读当成生活方式推荐给他们,他们比较能接受。我觉得阅读的过程对一个年轻人很重要,但不要成为文学青年,那样有点‘装’。我会推荐三十年代那批作家的作品,也会推荐西方知识分子的书,因为作为年轻人,要了解祖国,也要会用工具去挖掘、去了解脚下这片土地。”他跟学生交流阅读经验,不喜欢说“最近读了什么”,而是找一个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东西来讨论,比如一片田野,或者一个词,用交流生活话题的方式进入思考与交流,在适当的时候介入书籍的相关内容。
采访中,刘庆元说了好几遍“一切从阅读出发”,他认为带着阅读的记忆去经历生活非常有意思。在毕业那年,他想找一种不那么时髦的艺术工作方式,可以慢慢做,在某个思绪中反反复复地做,于是选择了黑白木刻,像刻一个个故事,说自己看到的东西。也因此,他的木刻中有很重的文学痕迹。我们谈到最近广受讨论的《寻路中国》,他大概知道其中的内容,但他还没开始读,这也是个习惯———新出的、很多人读的,总要放一放再读。刘庆元说了一句和书中某些结论非常类似的话:“只是有时候,我们在时代的高速列车上,走得太快了,村庄长什么样,树长什么样我们都不记得了。或许,不知不觉之间属于我们个人记忆的权利已被放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