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是中国鉴藏史上的特殊时段。明中期以后，嘉隆、万历诸帝因国库空虚，竟将书画当作抵充官员俸禄，致使大部分内府古玩书画逐渐流散在外，极大地充实了私家收藏。至清初时，全国尚未统一，朝廷对书画无暇顾及，达官显贵一旦仕途败落，便落得抄家充军，其家藏被商人和鉴藏家以高价或低价购进。因此清朝著名鉴藏家曹溶不无感慨地说：“二十年来内府真迹流落人间，自右军以下至于子昂、伯机所见五、六百卷，大有古今不相及之叹。”大量的藏品流到市场上，进入古董商人和普通百姓之手，导致“沧桑后，世家所藏，尽在市贾手”，由此出现了私家书画鉴藏的繁盛时期。这种情况在江南地区特别突出，并形成了一定的交易模式、群体和地域特色的艺术品市场。

　　而杭州作为江南重要的城市，既有发达的经济,又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与秀丽的自然风光，艺术市场自古就显得十分活跃。早在南宋时期，就已出现了以店铺和集市贸易形式的艺术品市场，且得到了皇家的直接赞助。明末清初时的杭州更是和南京、苏州等地，成为江南书画艺术品的交易中心。究其原因，除了杭州本身的特质外，亦和当地众多的鉴藏家在书画市场中的活动是分不开的。

　　奢华休闲气质与鉴藏风尚的流行

　　明万历时的杭州作为东南一大都会，是民萌繁庶，物产浩穰之地。当时杭州市场上店铺林立，城内外“列肆几四十里，无咫尺贩脱，若穷天罄地，无不有也”。杭城以经营茶叶、丝绸、盐闻名于世，又是全国丝织、棉布、锡箔等手工业生产的中心之一。杭州发达交通网络更为经济、旅游和城市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使物资与人员流通变得更为顺畅。当时杭城“舟航水塞，车马陆填，百货之委，商贾贸迁”，因此四方之游士贾客，肩摩踵蹑。美丽的西湖让全国各地的游客蜂涌而至，每当“二月，作胜会于苏堤。城中括羊角灯、纱灯几万盏，遍挂桃柳树上，下以红毡铺地，湖中遥望堤上万蜡，湖影倍之。萧管笙歌，沉沉昧旦”。其奢华休闲状况可见一斑。为了适应旅游活动的开展，西湖的游船亦颇有特色。其湖上的船舫大小三号：头号置歌筵，储歌童;次载书画;再次侍美人。人们聆听戏典，品赏字画、诗歌雅集等活动纷纷移至湖上画舫进行。文人墨客在水上尽情畅游。可知为了适应奢侈的生活方式与艺术娱乐的需求，游船的用途也是多功能的。

　　杭州休闲奢华的气质与鉴藏风尚的流行，汇集了大量的富商巨贾、文人士大夫、画家和名妓等阶层的人。他们彼此邀约往来，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社会交际网络。他们时常举办各种雅集，并请画家现场作画。有一次这些人在定香桥畔不期而遇，于是在一艘名叫不系园的大画舫中欢聚。张岱如此回忆道：“章侯携嫌素为纯卿画古佛，波臣为纯卿写照，杨与民弹三弦子，罗三唱曲，陆九吹箫”。这场聚会的几位参与者都是当时艺坛的名家。其中为纯卿画古佛的章侯，即是一位极富个性的名家陈洪绶。为纯卿写照的波臣是位久负盛名的写真画家曾鲸。当时的画家们喜欢结交名士，其作品为文人雅士和鉴藏家广泛收藏。如大鉴藏家汪阿玉于一六三零年八月十三日泛书画船至杭州游览，十九日邂逅曾鲸，就立刻与他选定吉日请其写照。又如，明末清初著名古董商人吴其贞时常带画家到鉴藏家里去购画。有一次吴同武林画派的开创者蓝瑛一起观赏了米芾、李唐、赵孟頫、关仝等人的画作。蓝瑛经常与江南一带文人或贵族进行书画交流，并得到他们的赏识。他还曾亲自登门拜访过董其昌，其山水、兰石深受大众喜爱。从中反映出这一时期文人鉴藏家和书画家交往的密切，也说明了鉴藏气氛浓厚。

　　鉴藏家群体的构成与交往

　　晚明时期，随着江南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出现了一大批有名的鉴藏家，如沈周、文徵明父子、冯梦祯、李日华、项元卞家族、詹景凤、汪砢玉、王世贞、吴其贞、董其昌等人。故沈德符道：“嘉靖末年，海内宴安。士大夫富厚者，以治园亭，教歌舞之隙，间及古玩”。他们之间相互联系与交往，共同构成了江南地区的鉴藏家群体。然杭州作为江南的区域中心，鉴藏群体更为活跃，其群体已扩大到了社会各个阶层。使得购藏者不再局限于上层的达官显宦、富商大贾，而是一般的文人士子、普通百姓、僧人、甚至奴仆也热衷此道。

　　明末杭州较为典型的文人鉴藏家为冯梦祯。他在书画史上是有名的鉴藏家,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收藏的一张名画――王维的《江山雪霁图》。这是那个时代屈指可数的王维真迹。刚开始可能是为了分享和获得认同，冯梦祯几乎向每个来访的客人展示这张画。在万历二十三年二月十四日那天，日记中写道：“与客同披王维江山雪霁图卷”。七天后同书宗来，在寓斋中一起观看了王维雪霁图。弄得满城风雨，冯氏因此在当地声名大躁，从而引起了董其昌的注意，便亲自写信欲索观《雪霁图》。五个月后他得“董玄宰书，借王维卷阅，亦高兴”，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董其昌是当时最权威的鉴定家，假如能得到他的肯定和题跋，其书画作品不仅能流传千古，而且其价值也会成倍上升，所以冯氏非常爽快地答应了。

　　在万历二十三年十月之望，董其昌极为庄重地拜观了王维的《江山雪霁图卷》，并写下了五百余字的著名长跋，认定此图卷是王维传世的唯一“真迹”。这也是一篇光标中国绘画史的重要文献。而当董其昌第二次看到此画时，是在九年后，也就是快雪堂落成的万历三十二年八月十五日那一天，董其昌病发疟疾，住在杭州昭庆寺养病。无聊之余，写信给冯梦祯借医书，并提到了《江山雪霁图》。五天之后，冯派人送董氏送去了王维《雪霁图》、《瑞应图》和小米山水三幅。董其昌观赏过后又写了一大段题跋，言语中念念不忘此图。

　　从这段交往来看，冯梦祯这张王维的《雪霁图》对董其昌“南北宗论”的提出也不无影响。而董氏对杭州的鉴藏群体亦有很深的渊源。据考证，董其昌一生来杭州达十八次，除了游山玩水外，大部分时间会见杭城的鉴藏家，积极参与书画雅集、品评书画活动，因此董氏对于杭州鉴定家群体来说是一位关键性的人物。尤其对于冯梦祯来说，董的出现成就了他，让他与其《江山雪霁图》名著东南，从而引来众多好事者前来邀请、鉴定和索画，忙得不亦乐乎。如《快雪堂日记》所述：“赴高深甫之约，再见开皇《兰亭》，成国家物品，在诸本之上，与赵魏国临本伪迹同卷，深甫云以三十金得之。又《黄庭》，亦佳本，后一二十行乃别本缀上者”。

　　除了像冯梦祯这类文人鉴藏家之外，杭州鉴藏家群体还包括上文提到过的徽商，他们已成为了群体中重要的一部分。居住在杭州的徽州富商汪汝谦(字然明)在当地的鉴藏家群体中颇有名望。他和当时知名的书画家陈继儒、董其昌、陈洪缓、曾鲸、谢彬、邹之麟等皆有交往。董其昌称其为西湖寓公，风雅盟主。

　　汪然明的藏品颇有规模，其收藏的书画古玩等艺术品种类多样。作为其挚友的钱谦益说：“新安汪宗孝收藏金石古文法书名画彝器古玉甚富”。汪还将董其昌、黄汝亨等名家的翰墨加以整理摹拓，编订为《朱尊楼帖》。著名的鉴藏家兼古董商人吴其贞曾在汪然明家观赏过赵千里《明皇幸蜀图》、《暮江渔父图》和蔡汴《衢山帖》等书画。并称其为“款西丛睦坊世家也，子登甲榜。为人风雅多才艺，交识满天下，士林多推重之”。之后他又于清初顺治年间，同陶康叔和唐云客在杭州汪然明的家中观看了高德符《暮江渔父图》和蔡汴《衢山帖》等书画。可见汪氏书画古玩收藏之丰厚。

　　汪汝谦只是徽商中的一分子。无独有偶，另有吴廷(又名吴国廷)，字用卿，新安巨富，收藏历代法书名画甚多。万历三十二年(一六零四)五月，吴廷携《宋米南宫书诸体诗卷》真迹至杭州西湖，与董其昌所藏名迹交换。董氏在换得米书后，在卷中题跋道：“吴太学书画船为之减色!然复自宽曰‘米家书得所归’。太学名廷，尚有右军《官奴帖》真本”。从中可以看出，这些徽商之所以能得到董其昌的青睐，就是因为他们既有丰富的收藏，又有一流的藏品，并以此为纽带，拉近了与董其昌的距离。因此，生活在杭州这样一个艺术品市场如此炽盛、鉴藏风气如此流行的城市中，这些富商的收藏与其说是出于个人强烈的兴趣，还不如算是出自构建风雅生活以及结交名士的需要。

　　此外，普通百姓也加入到收藏家行列中。李日华在《味水轩日记》中就提到一位在西湖岳庙前开古董铺的布衣之士项宠叔：“步至六桥。至项老儿店。与之雪藕而食。项老欣然出画卷评赏。……项老。款人。初占籍仁和为诸生，以事谢去，隐西湖岳祠侧近。老屋半间，前为列肆，陈瓶盎细碎物，与短松瘦柏、蒲草棘枝堪为盆玩者”。事实上，像这类作为普通百姓而收藏古玩字画的，他们的购藏动机好似多样。既有赏鉴爱好的成分在内，但也不能否认他们以此作为谋生的手段。明代中晚期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购买书画也被看成是一种经济行为，因此抱有这种双重目的人应该不在少数。

　　杭州发达的书画市场，使得官宦阶层也不可避免地参与到鉴藏群体中来。吴其贞曾在杭城卞公之行馆观看了刘松年《竹楼谈禅图》、李昭道《记戴图》、马远《观泉图》和燕文贵《柳荘观荷图》等，并称卞公为人率真，性好古玩，目力过人。反映出当时官僚参与收藏活动的盛况。

　　寺庙众多的杭城，其僧人也有相当的收藏。在《味水轩日记》中，便有居住在杭州的僧人印南，持藏品在万历四十年，经过别人引荐，来请李日华鉴定。在此后几天，印南僧拿来更多的书画作品到李日华的居住处，这些藏品均为其祖师(号桐石)购藏。杭城很多寺庙也有不少藏品，李日华就曾经与别人同往寺庙观看藏品。寺庙收藏活动由僧侣负责，僧人为保证藏品的质量，与鉴藏家们的往来是自然的事。可见这时期的文人和僧人在书画上的交往可谓频繁。

　　书画的作伪与鉴定、购买

　　晚明书画作伪现象普遍，技术精湛，为世所共知。书画作伪现象古己有之，唯独在明代愈演愈烈，这与巨富倾力购藏书画作品密切相关。在利润的驱逐下，书画作伪手段越来越高超。在商业发达的扬州、苏州等地，书画作伪已经职业化，并出现了专门以作伪为生的家族。更有甚者，为推销伪作，竟将伪作著录成书，愚弄和欺骗买方，如明末张泰阶所编《宝绘录》中的作品，就无一真品。

　　这时期的作伪方式主要有割裂分装、添加名款、临摹充真、残缺补全等手段，可谓花样百出。苏州地区的伪作大量流入杭州市场，如李日华《味水轩日记》就有记载一位王丹林从杭州回来，向李日华出示阁帖，都是阊门专诸巷叶氏所造，专诸巷是当时专门制造赝品的基地。既然伪作这么多，就有人专以此而出名。沈德符曾就此揭露了吴希元曾以重金买得一幅赝品的事，是书画作伪的高手朱肖海以假乱真所致。李日华在日记中也被他骗过一次：“余前所见冯权奇家白香山书楞言经本张即之笔。朱(朱肖海)为补款。并作铁崖跋。跋语则出冯手构。余固疑其类即之。诸跋忽未察耳”。朱肖海帮着冯梦祯的儿子冯权奇伪造了白居易《楞言经》，骗过了鉴定高手李日华，又为他作王维《江山霁雪图》的伪本。

　　赝品如此泛滥，也令冯梦祯感叹不已，他曾过文昌祠时品鉴了《理宗御容》和《家庆图》等画作，并认为这些画作“俱近代赝笔”。在书画造假作伪之风盛行的同时，书画鉴定专家也应运而起，因为书画艺术品的流通，古董商贩是脱离不开鉴赏家的。一幅法书名画或一件宝器名物，一经鉴赏家品题，顿时身价百倍。所以古董商贩对叩鉴赏家之门，历来都是趋之若鹜的。在万历四十一年六月七日，李日华在杭州时，方樵逸就引来新安客胡长卿，胡向李日华出示元人杂迹一卷，内中包括鲜于枢草书《归去来辞》、袁桷词翰、赵孟頫行书和余阙等手札二通。李为胡长卿跋此卷。

　　冯梦祯在杭州时，也有项晦之、德达拿着名卷求鉴定，他看重定武水迹本，并认定“其为赵子固所藏无疑”。鉴藏家除了鉴定书画艺术品外，自然也会购买藏品。实际上，他们得到书画途径很多，主要有上门求售、以已相易、求人代购、市场购买等方式进行。

　　对于上门求售，除了古董商人携带书画亲自上门外，亦有载着书画舫过来的。冯梦祯就买了几件古董商张慕江的物品。七天后，冯梦祯又从他手中购买了铁枥大椅三把，沈石田拟王叔明画一幅。当然，大多数情况下，鉴藏家们还是去市场上购买。杭州有许多固定的书画交易场所，如昭庆寺就是一个重要的古玩书画的交易场所。《陶庵梦忆》有记西湖香市的盛况：“昭庆寺两廊故无日不市者，三代八朝之古董，蛮夷闽貂之珍异，皆集焉”。可知古玩艺术品种类之丰富，其中包括大量的绘画作品。张岱在《西湖香市记》有提到有“宋元名画，不胜其湖景佛图之纸贵”。李日华也经常去杭州收购书画，寄宿在昭庆寺中并在这里买到一件郭熙画《扶桑晓日图》一卷。而且董其昌也到过昭庆寺，并购得先秦宝鼎，结果爱不释手，干脆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宝鼎斋”。此外，杭州还有湖心亭，也是专门卖书画古董的场所。其繁华热闹程度并不逊于昭庆寺。据张岱观察：“春时，山景、睺罗、书画、古董，盈砌盈阶，喧阗扰嚷，声息不辨”。

　　除了像昭庆寺和湖心亭这样大规模的艺术品交易市场外，西湖畔还有不少小型的艺术品店铺。如上文中提到的项宠叔，李日华说他“有以法书名画来者。不吝倾所蓄易之。支床堆案。咸是物也。……项老独以椎髻垢面，傲晚自若。交易之外，绝无一言。或论价不相值，即交膝胡床，呼之不复应矣”。这类店铺在杭城已不在少数。但鉴藏家不一定非要去市场上才能获得自己心仪的书画作品。他们彼此之间还有以物相易、书画代购和友情赠送等方式进行。味水轩日记曾记录李日华用一斛米从夏贾那里换得陕拓《九成宫》帖一本。还有一些鉴赏家让专职书画商人代为收购书画。如吴其贞就曾为居住在灵隐寺附近的姚友眉代购书画作品。在康熙十六年(1677)时，他遇到洞庭山沈子宁，欲卖给吴其贞赵孟坚的《水仙花图》，向他索价一百二十缗，吴砍价一半而购之。没过几天，吴将此画连同高克恭《携琴访友图》、柯九思《寒林耸翠图》、倪瓒《松林亭子图》，同归于姚友眉。

　　购买书画作品需要耗费大量的钱财，那么一般的文人鉴藏家购买书画作品的经济来源，又是从何而来呢?我们仅以冯梦祯为例。除了朝廷的俸禄之外，冯氏既收藏有大量的书画，自已也卖画卖文。但这类文人的收入并不稳定，有时冯梦祯还经常替人写墓志铭，并收取一定的报酬;招收学生也还能获取学费。令人意外的是，有时学费之中竟还包括书画作品。当然，收入的途径多种多样然定窥见晚明文人可。见《图绘宝鉴》”，可能他为了搞清顾望之是谁。

　　这里边，但我们从冯梦祯那里，可以了解晚明文人鉴藏家购买藏品所费金钱的大体来源。

　　四.结语

　　明末清初是私家收藏的鼎盛时期，无论是收藏书画的数量还是质量，抑或是艺术市场的兴盛，都是前代所无法企及的。这与鉴藏家的作用是离不开的。在皇家无暇顾及时，他们本着对书画的兴趣和爱好，虽然也夹杂着功利，但无形之中对书画的传承、保藏、整理、去伪存真，莫不起到很好的成效。

　　结合全文的论述，杭州地区经济和旅游活动的繁盛，促使鉴藏风尚的流行，吸引了各个阶层的人们参与到鉴藏群体中来。他们以书画为纽带，彼此邀约品鉴字画，这相当于起到了开放式博物馆的功能，对提高鉴藏家的审美能力和鉴赏水平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鉴藏家和画家走得很近。其原因可能是书画家赖以文人鉴藏家以彰显画名，鉴藏家可以得书画真品之便利。这是当时显著的特点之一。此外，由于杭州艺术品市场的繁荣，杭州书画艺术品经营销售的场所众多，其购买途径也多样化。同时也引发了作伪之风的泛滥，诞生出专靠作伪谋利之人，他们在考验着鉴藏家的水平同时，一定程度上也扰乱了市场。再者，通过对鉴藏家经济来源的考察，可知他们经济来源的方式并非单一。值得一提的是，有时收取学生学费中竟有书画作品，可见鉴藏流行的程度。

　　明末清初杭州鉴藏家群体的特质及参与市场的方式和目的，对此后各个朝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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