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ocang.com　　　2011-04-26 10:47　　　来源：合肥在线

　　明末清初是中国鉴藏史上的特殊时段。明中期以后，嘉靖、隆庆、万历诸帝因国库空虚，竟将书画抵充官员俸禄，致使大部分内府古玩书画逐渐流散在外，极大地充实了私家收藏。至清初时，全国尚未统一，朝廷对书画无暇顾及，达官显贵一旦仕途败落，便落得抄家充军，其家藏被商人和鉴藏家以高价或低价购进，由此出现了私家书画鉴藏的繁盛时期。这种情况在江南地区特别突出，并形成了一定的交易模式、群体和地域特色的艺术品市场。

　　而杭州作为江南重要的城市，既有发达的经济，又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与秀丽的自然风光，艺术品市场自古就显得十分活跃。早在南宋时期，就已出现了以店铺和集市贸易形式的艺术品市场，且得到了皇家的直接赞助。明末清初时的杭州更是和南京、苏州等地，成为江南书画艺术品的交易中心。究其原因，除了杭州本身的特质外，亦和当地众多的鉴藏家在书画市场中的活动是分不开的。

　　奢华休闲气质与鉴藏风尚的流行

　　明万历时的杭州作为东南一大都会，是民萌繁庶，物产浩穰之地。杭城以经营茶叶、丝绸、盐闻名于世，又是全国丝织、棉布、锡箔等手工业生产的中心之一。杭州发达的交通网络更为经济、旅游和城市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四方之游士贾客，摩肩接踵。美丽的西湖让全国各地的游客蜂拥而至，每当“二月，作胜会于苏堤。城中括羊角灯、纱灯几万盏，遍挂桃柳树上，下以红毡铺地，湖中遥望堤上万蜡，湖影倍之。箫管笙歌，沉沉昧旦”。为了适应旅游活动的开展，西湖的游船亦颇有特色。其湖上的船舫大小三号：头号置歌筵，储歌童；次载书画；再次侍美人。人们聆听戏曲、品赏字画、诗歌雅集等活动纷纷移至湖上画舫进行。文人墨客在水上尽情畅游。

　　杭州休闲奢华的气质与鉴藏风尚的流行，汇集了大量的富商巨贾、文人士大夫、画家和名妓等阶层的人。他们彼此邀约往来，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社会交际网络。他们时常举办各种雅集，并请画家现场作画。有一次这些人在定香桥畔不期而遇，于是在一艘名叫不系园的大画舫中欢聚。张岱如此回忆道：“章侯携缣素为纯卿画古佛，波臣为纯卿写照，杨与民弹三弦子，罗三唱曲，陆九吹箫。”这场聚会的几位参与者都是当时艺坛的名家。其中为纯卿画古佛的章侯，即是极富个性的名家陈洪绶。为纯卿写照的波臣乃久负盛名的写真画家曾鲸。当时的画家们喜欢结交名士，其作品为文人雅士和鉴藏家广泛收藏。从中反映出这一时期文人鉴藏家和书画家交往的密切，也说明了鉴藏气氛的浓厚。

　　晚明时期，随着江南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出现了一大批有名的鉴藏家，如沈周、文征明父子、冯梦祯、李日华、项元汴家族、詹景凤、汪砢玉、王世贞、吴其贞、董其昌等人。他们之间相互联系与交往，共同构成了江南地区的鉴藏家群体。然杭州作为江南的区域中心，鉴藏群体更为活跃，其群体已扩大到了社会各个阶层，使得购藏者不再局限于上层的达官显宦、富商大贾，而是一般的文人士子、普通百姓、僧人，甚至奴仆也热衷此道。

　　明末杭州较为典型的文人鉴藏家为冯梦祯。他在书画史上是有名的鉴藏家，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收藏的一张名画——王维的《江山雪霁图》。刚开始可能是为了分享和获得认同，冯梦祯几乎向每个来访的客人展示这张画，冯氏从而在当地声名大噪，引起了董其昌的注意。董便亲自写信欲索观《江山雪霁图》，冯氏非常爽快地答应了。在万历二十三年十月之望，董其昌极为庄重地拜观了王维的《江山雪霁图》，并写下了五百余字的著名长跋，认定此图卷是王维传世的唯一“真迹”，这也是一篇光标中国绘画史的重要文献。当董其昌第二次看到此画时，则是在九年后，董其昌病发疟疾，住在杭州昭庆寺养病。无聊之余，写信给冯梦祯借医书，并提到了《江山雪霁图》。五天之后，冯派人给董氏送去了王维《江山雪霁图》、《瑞应图》和小米山水三幅。董其昌观后又写了一大段题跋，言语中念念不忘此画。

　　从这段交往来看，王维《江山雪霁图》对董其昌“南北宗论”的提出也不无影响。而董氏对杭州的鉴藏群体亦有很深的渊源。据考证，董其昌一生到杭州达十八次，除了游山玩水，大部分时间是会见杭城鉴藏家，参与书画雅集、品评书画活动，因此董氏对于杭州鉴藏家群体来说是一位关键性人物。尤其对于冯梦祯来说，董的出现成就了他，让他与《江山雪霁图》名著东南，从而引得众多好事者前来邀请、鉴定和索画，忙得不亦乐乎。

　　除了像冯梦祯这类文人鉴藏家之外，杭州鉴藏家群体还包括徽商，他们已成为了群体中重要的一部分。居住在杭州的徽州富商汪汝谦(字然明)在当地的鉴藏家群体中颇有名望。汪然明的藏品颇有规模，其收藏的书画古玩等艺术品种类多样。汪还将董其昌、黄汝亨等名家的翰墨加以整理摹拓，编订为《朱尊楼帖》。著名的鉴藏家兼古董商人吴其贞曾在汪然明家观赏过赵千里《明皇幸蜀图》、《暮江渔父图》和蔡汴《衢山帖》等书画。之后他又于顺治年间，同陶康叔和唐云客在汪然明的家中观赏了高德符《暮江渔父图》和蔡汴《衢山帖》等书画。可见汪氏书画古玩收藏之丰厚。

　　另有吴廷(又名吴国廷)，收藏历代法书名画甚多。万历三十二年(1604)五月，吴廷携《宋米南宫书诸体诗卷》真迹至杭州西湖，与董其昌所藏名迹交换。董氏在换得米书后，在卷中题跋道：“吴太学书画船为之减色！然复自宽曰‘米家书得所归’。太学名廷，尚有右军《官奴帖》真本。”从中可以看出，这些徽商之所以能得到董其昌的青睐，就是因为他们既有丰富的收藏，又有一流的藏品，并以此为纽带，拉近了两者之间的距离。

　　此外，普通百姓也加入到收藏家行列中。李日华在《味水轩日记》中就提到一位在西湖岳庙前开古董铺的布衣之士项宠叔：“步至六桥。至项老儿店。与之雪藕而食。项老欣然出画卷评赏……项老。款人。初占籍仁和为诸生，以事谢去，隐西湖岳祠侧近。老屋半间，前为列肆，陈瓶盎细碎物，与短松瘦柏、蒲草棘枝堪为盆玩者。”事实上，像这类作为普通百姓而收藏古玩字画的，他们的购藏动机是多种多样的。既有赏鉴爱好的成分在内，但也不能否认他们以此作为谋生的手段。

　　杭州发达的书画市场，使得官宦阶层也不可避免地参与到鉴藏群体中来。吴其贞曾在杭城卞公之行馆观看了刘松年《竹楼谈禅图》、李昭道《记戴图》、马远《观泉图》和燕文贵《柳庄观荷图》等，并称卞公为人率真，性好古玩，目力过人，反映出当时官僚参与收藏活动的盛况。

　　寺庙众多的杭城，其僧人也有相当的收藏。在《味水轩日记》中，记载有居住在杭州的僧人印南，持藏品在万历四十年(1612)，经过别人引荐，请李日华鉴定。在此后几天，印南僧拿来更多的书画作品到李日华的居住处，这些藏品均为其祖师(号桐石)购藏。可见这时期的文人和僧人在书画上的交往可谓频繁。

　　书画的作伪与鉴定、购买

　　晚明书画作伪现象普遍，技术精湛，为世所共知。书画作伪现象古已有之，唯独在明代愈演愈烈，这与巨富倾力购藏书画作品密切相关。在利润的驱逐下，书画作伪手段越来越高超。在商业发达的扬州、苏州等地，书画作伪已经职业化，并出现了专门以作伪为生的家族。更有甚者，为推销伪作，竟将伪作著录成书，愚弄和欺骗买方，如明末张泰阶所编《宝绘录》中的作品，就无一真品。

　　这时期的作伪方式主要有割裂分装、添加名款、临摹充真、残缺补全等手段，可谓花样百出。苏州地区的伪作大量流入杭州市场，如李日华《味水轩日记》就有记载一位王丹林从杭州回来，向李日华出示阁帖，都是阊门专诸巷叶氏所造，专诸巷是当时专门制造赝品的基地。既然伪作这么多，就有人专以此而出名。沈德符曾就此揭露了吴希元以重金买得一幅赝品的事，是书画作伪高手朱肖海以假乱真所致。

　　在书画造假作伪之风盛行的同时，书画鉴定专家也应运而生，因为书画艺术品的流通，古董商贩是脱离不开鉴赏家的。一幅法书名画或一件宝器名物，一经鉴赏家品题，顿时身价百倍。

　　鉴藏家除了鉴定书画艺术品外，自然也会购买藏品。实际上，他们得到书画途径很多，主要有上门求售、以物相易、求人代购、市场购买等方式。对于上门求售，除了古董商人携带书画亲自上门外，亦有载着书画舫过来的。当然，大多数情况下，鉴藏家们还是去市场上购买。杭州有许多固定的书画交易场所，如昭庆寺就是一个重要的古玩书画交易场所。董其昌也到过昭庆寺，并购得先秦宝鼎，结果爱不释手，干脆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宝鼎斋”。此外，杭州还有湖心亭，也是专门卖书画古董的场所。其繁华热闹程度并不逊于昭庆寺。

　　除了像昭庆寺和湖心亭这样大规模的艺术品交易市场外，西湖畔还有不少小型的艺术品店铺。但鉴藏家不一定非要去市场上才能获得自己心仪的书画作品。他们彼此之间还有以物相易、书画代购和友情赠送等方式进行。还有一些鉴赏家让专职书画商人代为收购书画。如吴其贞就曾为居住在灵隐寺附近的姚友眉代购书画作品。

　　购买书画作品需要耗费大量的钱财，那么一般的文人鉴藏家购买书画作品的经济来源，又是从何而来呢？我们仅以冯梦祯为例。除了朝廷的俸禄之外，冯氏收藏有大量的书画，自己也卖画卖文。但这类文人的收入并不稳定，冯梦祯还经常替人写墓志铭，并收取一定的报酬；招收学生也能获取学费。令人意外的是，有时学费之中竟还包括书画作品。当然，收入的途径多种多样，但我们从冯梦祯那里，可以了解晚明文人鉴藏家购买藏品所费金钱的大体来源。

　　杭州地区经济和旅游活动的繁盛，促使鉴藏风尚的流行，吸引了各个阶层的人们参与到鉴藏群体中来。他们以书画为纽带，彼此邀约品鉴字画，这相当于起到了开放式博物馆的功能，对提高鉴藏家的审美能力和鉴赏水平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明末清初杭州鉴藏家群体的特质及参与市场的方式和目的，对此后各个朝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