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让人想起苏轼、黄庭坚一再称述的问题，苏轼说：“颜鲁公书雄秀独出，一变古法，如杜子美诗，格力天纵，奄有汉魏晋宋以来风流。”黄庭坚也说：“余尝论右军父子以来，笔法超逸绝尘，惟颜鲁公、杨少师二人。”

　　将董氏之说与苏轼、黄庭坚比照，在对颜真卿的历史定位上董氏与苏、黄的观点一致，但董氏特别指出颜真卿的行书“平淡天真”，别有意味。米芾《书史》有云：“《争座位帖》......在颜最为杰思，想其忠义愤发，顿挫郁屈，意不在字，天真罄露，在于此书。”这个评价诚恳切实。米老的“天真罄露”与董氏的“平淡天真”虽然只有一词之差，董氏用意自不待言。

　　张旭、颜真卿、怀素三位书法家无疑是唐朝书法的代表，董其昌对这一点自然有清醒的认识。从董其昌的解说来看，其用意是引领人们去发现张旭、颜真卿、怀素书作中的“淡”意，尽管张旭、颜真卿、怀素的书风并非仅仅能用“淡”来概括。这就看出董其昌在使用“淡”的选择性与模糊手法。

　　在评价宋朝苏轼、米芾书法时，董其昌同样赋予“淡”以选择性。

　　苏轼的书法创作不可谓不自然，但董其昌认为苏轼的不足恰是“信笔”。文云：“余尝题永师《千文》 后曰：‘作书须提得笔起，自为起，自为结，不可信笔。后代人皆信笔耳。信笔二字，最当玩味。吾所云须悬腕、须正锋者，皆为破信笔之病也。东坡书笔俱重落，米襄阳谓之画字，此言有信笔处耳。” “信笔”本来是一任自然的表现，董氏认为是其弱点。究其实质，董氏此处似乎又强调用笔要有法度。

　　米芾是董其昌最心仪的宋代书法家，其作品不可谓不天真自然，董氏《容台集· 论书》说米芾“欠淡”。这又与其“质任自然”的解释相悖。可看出，董氏之“淡”有“质任自然”属性，但并不等于“质任自然”。所以针对苏轼、米芾书法的评价，董其昌在一定程度上与正统派的论点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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