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理想中的艺术是超然自在的真性流露，他说：“东坡云：‘诗至于杜，书至于颜，能事毕矣。’然如画家评画，神品在逸品之下，以其费尽工力，失于自然而后神也。《真诰》云：仙官皆有职事，不如仙人之未列等级者，为游行自在，书画皆然。即颜书最传为《祭侄》《争座位稿》《乞米帖》，皆无矜庄，天真烂漫。”

　　于此可见，董其昌最终的选择是回归文士派的艺术精神，他欣赏的是苏、黄等人所倡导的自然真率审美风尚。我们从他诸多言论中可看出“淡”是从苏轼晚年思想中引申而来，文云：“作书与诗文同一关捩，大抵传与不传，在淡与不淡耳。极才人之致，可以无所不能， 而淡之玄味，必由天骨，非钻仰之力、澄练之功可强入。萧氏《文选》正与淡相反，故曰‘六朝之靡’，又曰‘八代之衰’。韩柳以前，此秘未睹。苏子瞻曰：‘笔势峥嵘，辞采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实非平淡，绚烂之极，犹未得十分，谓若可学而能耳。《画史》云：若其气韵，必在生知，可为笃论。”

　　所谓“六朝之靡”“八代之衰”都是苏轼的言论。且董其昌理想的写字心态也与苏轼的观念一致，所谓“懒矜庄，鲜写至成篇者。虽无日不执笔，皆纵横断续，无伦次语耳”云云，无疑是苏轼“无意于佳”的转语。

　　尽管艺术观念倾向苏轼，但董其昌并没有与正统派直面博弈，而是含蓄委婉地表达自己对于自然天趣的维护。董氏汰弃东坡思想中的革新精神，巧妙地选择“淡”来加以发挥，是出于审时度势的选择，还是本性使然，我们不得而知，但其客观效果是明显的：既能上接苏轼的写意精神，又不至于与正统人士的观念过于对立，毕竟“淡”是儒、释、道三教都能接受的审美趣味，具有普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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