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反对苏轼、黄庭坚等人的放逸，认为这是“世态衰下”的征兆。又说：“大概皆以文人自立，平时读书做考究古今治乱兴衰底事，要做文章，都不曾向身上做工夫，平日只是吟诗饮酒戏谑度日。”（同上）在朱熹看来，文人在日常生活中沉溺于吟诗、饮酒和与人戏谑，都属于玩物丧志的表现；儒者守身崇“敬”，要“向身上做工夫”，不赞成这样的生活作风。

　　宋儒所讲的“做工夫”，指“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人格修养而言，其要在于“持敬”和“克己”二端。这种功夫施之于生活的各个方面，书写活动也不例外。北宋理学家程颢曾说“某写字时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学”（程颢、程颐:《程氏遗 书》卷三《谢显道记忆平日语》）, 而苏轼对这种舍人情、存性理的修身工夫不以为然，曾要程颐等做人从打破“敬”字起。但“敬”这一字被宋儒视为做工夫的最吃紧处，岂能随便打破！

　　自命为二程道学传人的朱熹在谈到苏轼与程颐的分歧时说：“只看这处，是非曲直自易见。” 朱熹《跋韩琦与欧阳文忠公帖》云：“张敬夫尝言:‘平生所见王荆公书，皆如大忙中写，不知此公安得有如许忙事？’此虽戏言，然实切中其病。今观此卷，因省平日得见韩公书迹，虽与亲戚卑幼，亦皆端严谨重，略与此同，未尝一笔作草势。盖胸中安静详密，雍容和豫，故无顷刻忙时，亦无纤芥忙意，与荆公之燥扰急迫正相反也。书札细事，而与人之德性其相关有如此者。熹于是窃有警焉。”

　　朱熹书法观念的根本在于以善为终极判断准则，这里的善不仅要将文字写得端庄标准，还要通过书写来规范人的行为，看出儒家所确立的人格范型。由朱熹对苏轼等人的批判，以及他所倡导的持敬、克己的修身工夫，可以看出文人生命的情调与儒者人格理想之间所存在的尖锐对立，施之于书法，则是两种对立的艺术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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