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用“淡”这根线来连缀历史，消弥对立面， 解决书法实践的方向。甚至如张旭、怀素那样的大草书家，董氏也能用“平淡”来消解其狂放。他说：“余素临怀素《自叙帖》，皆以大令笔意求之，时有似者。近来解大绅、丰考功狂怪怒张，绝去此血脉。遂累及素师，所谓从旁门入者，不是家珍。见过于师，方堪传授也。”

　　“淡”让漫长、纷繁的历史成果得以统一，且是人们乐于接受的审美趣味。在这方面董氏显然要比前辈领袖王世贞成功。王世贞倡导“古雅”，虽然能博得一定的支持，但毕竟艺术不能返古。项穆的“中和”陈义虽高，但过于刻板，连他自己也不无调侃地说“必欲众妙兼备，古今恐无全书矣”。正是如此，董其昌很自信地批评文徵明、祝允明两位吴门书家说：“吾松书自陆机、陆云，创于右军之前，以后遂不复继响。二沈及张南安、陆文裕、莫方伯稍振之，都不甚传世。为吴中文、祝二家所掩耳。文、祝二家，一时之标，然欲突过二沈，未能也。以空疏无实际。故余书则并去诸君子而自快，不欲争也，以待知书者品之。”所谓文徵明、祝允明“空疏无实际”，恰恰是他们缺少能把历史连缀起来的能力。

　　可以说，董其昌所标举的“淡”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宋朝以后两种书法思潮之间的分裂，找到了各个阶层都能接受的审美趣味。董氏的“淡”意，既要质任自然，又不离法度；平和冲虚，不事张扬。他自己的创作大体能体现其理论主张，折中于钟、王、颜、米之间，以清淡秀雅、疏朗俊逸示人。这种书风既能施之于朝廷册文，又不乏文人雅韵，所以在明清之际声名不替。其论书曾说“书道只在巧妙二字，拙则直率而无化境矣”，此说虽是针对用笔而言，董其昌的书法理论主张之调和能力也可以说很好地贯彻了“巧妙”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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