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报道①
　　广州，作为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千年古城，由于偏安一隅，较之内地其他古城，自古便较少遭受战乱之影响，文化传承尚得以完整保留。同时，从中唐开始，广州便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对外开放并从未关闭过的世界性贸易大港，甚至一度成为全国仅有的对外关口，使得其饱受海外乃至西洋之风侵淫。
　　也正是千年的对外开放，使得广州成为华族文化与海外西洋文化交锋融合的过程中，最为成熟也最为集其大成者。而这种成熟的融合，也令千年不断的广府文化，既有中华民族传统之精，也有西洋文明之华。这既是中华文明也是世界文明少有的璀璨奇葩。
　　为此，在新的千年开端之际，广州城市形象正在发生日新月异变化之时，本报意图通过走访广州这座老城那些至今尚存的老字号、老宅院，寻访那些仍在存活的老技艺、老传统，去解读这个城市的文明传承和文化精髓，也使得那些80/90后正在渐渐成长的年轻人，能够对这个城市的根有所领悟和了解。那么，就让我们一起——走读老广州。

　　广绣
　　与其他四大名绣一样，广绣的起源也是来自于女性闺阁之技，最早的记载见于唐人笔记，据唐人苏颚在《杜阳杂编》所载：“唐永贞元年，南海贡奇女卢眉娘，年十四，工巧无比，能于一尺绢上绣《法华经》七卷，字之大小，不逾粟粒，而点划分明，细如毫发……”而这位能在一尺绢上绣《法华经》7卷的南海14岁姑娘卢眉娘，便被广绣行众人奉为始祖。
　　宋元明之后，广州逐渐成为全国最大且唯一官营外贸港口，广绣也倚靠这种优势，逐渐打响了其在海外的名气。资料记载，广绣被西方学者称誉为“中国给西方的礼物”，清初开始，英国人便把服饰拿到中国的广绣坊加工。英国女王伊利莎白一世非常欣赏中国的金线银绣，倡立英国刺绣同业会，按广绣作坊形式组织英王室绣庄，从中国进口丝绸和丝线加工绣制贵族服饰，英王查理一世倡导在英伦三岛传播广绣艺术，英、法、德、美等国博物馆均有收藏广绣。
　　而在鸦片战争前后，被称为印度犹太人的巴斯人作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商人大量进入广州，他们有的参与贩卖鸦片，有的则大量采购中国物产运往印度，他们购买的大宗商品之一就是广绣纱丽。现在不少巴斯人仍藏有百年以上的广绣纱丽，他们奉为传家宝。
　　广绣是清朝四大名绣之一，而在中国刺绣史上，广绣也以男绣工唱主角以及绣艺“传男不传女”的独特风格，在清、民两朝的四大名绣中独领风骚。同时，广绣还在国际纺织市场上率先打响中国绣品的名号，并首开中国绣品风行海外、传唱欧美的先河，而在巴拿马和伦敦等国际展会上，广绣的风采至今让人难忘。
　　不过时过境迁，在历经战乱和动荡后，现今的广绣已不复昔日之光彩，比之业内依然璀璨夺目的苏绣和湘绣两个同行，今日之广绣可谓日渐凋零，目前整个广州仅剩广州绣品工艺厂，较为系统和完整地保留了广绣的传统技法和工艺，使得广绣一脉尚存。
　　昔日外贸出口供不应求
　　作为广绣界年纪最大的技艺传承人，也是广绣唯一四代传人——许炽光老师傅告诉记者，在清中期时，广绣的外贸出口情势极为繁盛，可谓供不应求。最繁盛之时，仅作为广绣主力的男绣工，俗称“花佬”，便有三千余人，同时从事辅助性刺绣工作的女工，则粗略估计有上万人之多。
　　“国外的商人把相关图案和纹样寄送过来，国内的外贸商人便组织工人，将任务分包出去进行生产。”许炽光说，此时的广绣制作便有了专业分工一说，同一件绣品的各类图案常常是由不同绣工来分别完成，“善绣花鸟的便单独绣花鸟，然后传给下一个善绣人物的绣工绣人物，这就有点像现在深圳大芬村的油画生产那样，每张画都是由不同的人轮流作画，依靠专业分工完成。”
　　许炽光回忆，当时外销量最大的货品主要集中在丝绣披风、基督教圣像和贵族肖像上，另外东南亚华侨也在广州大量采购供祠堂和庙宇所用的祭祀用刺绣作品。“丝绣披风主要是出口到西班牙，从清朝开始直到现在，还持续在广绣厂订货，你看现在很多斗牛士身上的披风斗篷，都是广绣的作品。”
　　许炽光还告诉记者，彼时的广绣绣品由于大量依照西洋画和西洋纹样进行制作和生产，从风格上来说，传统广绣作品较为偏向西洋之风，在中国刺绣界也独树一帜。
　　三千“花佬”唱主角
　　著名作家、文物研究家沈从文曾在其分析广绣的文章中写有：“刺绣本属于妇功……多出于民间妇女农闲业余成就。”不过，广绣的独领风骚之处便是——男工唱主角，而当年广绣也有“三千花佬”的传奇，以及“传男不传女”的传统。
　　为何四大名绣只有广绣能够让男工唱主角呢？在绣品行当进行展售工作多年的梁培芳认为，之所以男工唱主角，正是由于当年广绣外贸出口的供不应求所致。
　　“当年的订单非常多，工人需要加班加点赶工，而且很多绣品都是大幅的作品，需要人长时间站立着工作，这对于绣工的体力和耐力要求都很高。”梁培芳认为，这些原因让体力和耐力更加高出一筹的男工能够脱颖而出，成为广绣行的主角。
　　“那个时候的女子是不用揾食赚钱，也不能出来抛头露面工作的，所以养家糊口的重担都落在男人身上。”许炽光认为，彼时的广绣生产已经呈现较为成熟的商业化形态，市场的持续竞争，要求绣工的针法和技艺必须不断提高和创新，而有养家压力的男工比女工则更有锤炼手艺和不断创新的动力，久而久之便使得男工在手艺和技法上大大超越了女工，成为了行业内技艺之翘楚。许炽光说，彼时广绣男工俗称“花佬”，“成行成市”有着严密的行会和组织体系管理，既有行会也有工会堂口，行会业务有专门的执事进行打理，而且曾一度流传着“传男不传女”的行规，只有男人才能入行，且技艺传承也只有男工有机会学习。“行会和堂口甚至花钱专门培训有资质的男工，学习绘画技巧和广绣的工艺传承。”
　　同时，女工则受当时“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风气所影响，既无法学习各种针法技巧，也无缘进入行会工会，便得不到工作机会，既而无法锤炼自己的刺绣技艺。于是，广绣的阳盛阴衰便从此长期维持下去，男工“花佬”也从此成为广绣行的主角，而民国初年最繁盛之际，一个技艺成熟精湛的男工“花佬”，每日的工钱就能得到一块半到两块银洋之多，而据说彼时一个银洋可买鸡蛋150个。
　　不过，女子还是有机会参与到广绣产品的制作中来，尤其是交货紧、人手不足的时候，男女都参与到刺绣工作中。不同的是，刺绣手艺和制作顺序也分上下，女子做的都是“下手”功夫(技艺和针法要求不高的花鸟、山石、桌凳等图案)，而男子则做“上手”功夫(要求更为精细的人物头像、手脚、衣裙、袖褶等纹样)。
　　今朝身怀绝技难觅男传人
　　无论“花佬”的技艺如何精湛，终敌不过战乱的摧毁。民国后期，军阀纷争，广绣出口一再减少，而日寇侵华致使广州沦陷后，更是给广绣“花佬”们的头上敲下了致命一棒，许炽光回忆，八年抗战期间，几乎没有人购买绣品，“花佬”同行的生活大不如前，抗战胜利后虽稍有恢复，但已元气大伤。而解放后，经市政府扶持，艺人自行结合组织了四个广绣合作社，至上世纪50年代中期广州全市刺绣业有557户、932人(包括绣戏服、珠绣)。其中黎沾、余德、黄妹、李笑华、文景、怡然等艺人创作出一批国内外闻名的广绣画精品。著名的有余德的《牡丹松鹤》、黄妹的《百鹤图》、聂卓(余德弟子)的《鲁迅像》等。
　　改革开放后，广绣由于耗工太大、成本过高，无法与高效益的机器绣品进行市场抗衡，再加上老艺人退休或转行，年轻人又大多不愿意学习这门当时耗时耗工但又赚不了钱的工作，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曾经辉煌的广绣一度停产，几乎成了一门绝艺。“我1992年退休，退休的时候，我是当时厂里仅存的一名绣工，我走了，厂子里就没人继续手工绣花了。”当年寄居在卫东机绣厂的许炽光说。
　　在省市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重视和支持下，2003年已转制为民营企业的广州绣品工艺厂，请许炽光、梁桂开等老艺人前来带徒授艺，同时邀请各地画家、学者和工艺美术大师，到厂进行技艺交流，拓宽广绣的画稿题材，广绣作品在时隔近十年之后，才得以逐渐恢复。
　　据该厂负责人介绍，目前绣品厂所招的学徒大多为女性，而许炽光也打破常规，在该厂收了第一个女徒弟。不过，许炽光说，他非常渴望招到男徒弟，但却始终没能收到男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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