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1年，美国梦（American Dream）已经退化成了一个类似于空荡荡的办公室的空间，其中充满了废弃的隔间、孤单的饮水机以及前员工抛弃了的家庭相片。近日，在曼哈顿唇膏大厦（Lipstick Building）的两层楼中——这里与伯纳德·麦道夫（Bernard Madoff）曾经的办公室只有一层电梯之隔——一群艺术家将一些空办公室转变成了一场艺术展览——“14 & 15”。他们在这些空的办公室里布置了许多概念艺术品，移动了办公室中原有的物品，从而改变了观众对这种企业环境的理解。然而，与当前社会中最富有的人与普通人之间的差距类似，只有少数人能够亲自参观这场展览。

Rebecca Lieb, "See My Smile", 2011

　　展览在唇膏大厦的第14和15层楼上举行，这两层楼现在归律师事务所Latham and Watkins所有，并且被用作储藏间。更重要的是，这两层楼上原本还有摩根史丹利（Morgan Stanley ）公司的办公室，他们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因寻找租金更便宜的房产而搬离了这里。这场充满了极简抽象的概念艺术以及受控制的影像装置作品的展览是由David Muenzer组织的（他是Latham and Watkins的一名接待员，也是一位概念艺术家），共有5位艺术家参加。

　　虽然这场展览因其使用了空的办公室而让人倍感兴奋，但是这两层楼上森严的戒备却大大削弱了展览的力量。不过尽管如此，这场展览仍然是我所经历过的最奇特的艺术体验之一。在《纽约时报》上读了一篇关于这场展览的文章之后，我联系了Muenzer，带着另外几个人一同参观了这场展览。走进唇膏大厦之后，我们就不得不顶着强力的安保措施来观看这场艺术展。

　　当我在Latham and Watkins的接待处等待时，这里的奢华让我大吃一惊。这里摆放了许多艺术藏品，向四周环顾一圈，我的目光停留在了其中一面墙上——这面墙上铺满了珍珠母。 Latham and Watkins接待处的华丽与办公室内简洁朴实的概念艺术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走出电梯，来到第14层楼的第一个房间，首先看到的是丽贝卡·利布（Rebecca Lieb）创作的一件墙面作品。利布使用了詹姆斯·弗兰科（James Franco）在Clocktower画廊举办的展览“The Dangerous Book Four Boys”中的墙标，她将一部分字母的标签取走，以形成一种不同的含义。仅仅是詹姆斯·弗兰科这个名字就似乎已经把我送到了一个想要大叫着跑向远处的漩涡中，因此我一下子爱上了这件作品。不过让这件作品更有魅力的一点在于：摩根史丹利公司的logo模糊——甚至是幽灵般地出现在了一面垂直的墙上。

　　艺术家用钢笔、荧光笔等办公用品或者是家庭照片创作的作品在这场展览中无所不在。David Muenzer的作品“L.I.D.”（2011）就用到了荧光笔、白色修正液以及公司内的一些物品。在我参观到这件作品时，Muenzer对我说他认为这幅作品里的人一点也不像他自己。利布也利用了一些办公物品创作了一件雕塑装配作品。

　　克雷格（Craig Kalpakjian）的五件作品是这里唯一不是为这场展览中特别创作的作品。所以当我们想到他的这些作品与整场展览的主题十分契合时，都会觉得很惊讶。克雷格在作品中使用了树脂玻璃，就拿“C.O.”（2002）——作品名字可能是corner office的缩写——来说，它反射了唇膏大厦14和15层楼的周边环境，几乎把另一件艺术品——或者至少是其中一面投射到了“C.O.”上。

　　David Muenzer在作品“Coffee in the Office”（2011）使用了他标志性的绿色，这可能要属这场展览中最奇特的一件作品。在通向第15层楼的楼梯顶端，Muenzer摆上了这张由Eero Saarinen设计的郁金香桌子；在15楼上，三张看起来差不多的桌子被摆放到了一些小隔间里。然而，虽然这些桌子保留了20世纪中叶现代设计中标志性的基座，但是它们大理石的桌面却被用薄荷、香草或是柠檬味的巧克力制作而成的桌面取代了。

　　“14 & 15”最棒的部分在于这些艺术家用一种不太正式的方式创作了有趣的介入物。在我参观的过程中，Muenzer向我指出了一些不那么显眼的改变之处，例如将房门上的姓名牌交换位置，或是把两份现成的论文张贴在每个名字旁边。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发现，如果没人指引的话我几乎就要忽略它们了。

　　对办公室空间的运用让我想起了那些不喜欢传统艺术空间的人，我特别想知道这个项目的持续效果，当然，我对这场展览也还有一些别的疑问：为什么Latham and Watkins会支持这场展览？一间律师事务所会愿意举办一场大多数是年轻新兴艺术家参加的概念艺术展？这幢建筑并没有对外开放，几乎也没有新闻媒体对这场展览做过报道，那这场展览的意义何在？我相信艺术应该是让每个人都能接触到，但是我也理解Latham and Watkins可能只是不愿意让每个人都来到他们的办公室中。这就好像森林里的一棵树倒了、而没人听到一样，这场在办公室里举办的展览，如果大部分人都无法观看到它的话，那它还能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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