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师帕杰蒂的作品

　　62岁的哈斯尼耶·叶海亚·塔维耶生活在流离失所的噩梦中。她的一家本该住在黎巴嫩北部的“巴里德河”巴勒斯坦难民营。然而2007年5月发生的一起枪战打破了她原本就称不上体面的生活。 黎巴嫩军队与“伊斯兰法塔赫”武装组织在营地发生激烈交火， 导致包括平民在内的400余人丧生。 塔维耶的小儿子就是其中一个。

　　“巴里德河”营地变成了一片废墟，约4万居民被迫离开自己原本的寄居所，踏上四处流离的逃亡之路。 虽然营地在慢慢重建， 但直到2008年底， 当VII摄影师佛朗哥·帕杰蒂 (Franco Pagetti) 踏上这片土地时， 看到的却是碎石瓦砾堆满路面， 破败的小镇毫无生气。 据统计， 仍然有成千上万居民无法返回自己的“家园” 。

　　“我们在战争期间四处逃难， 搬到哥哥阿萨德家， 和他以及其他兄弟姐妹一起住了两个半月， 直到找到自己的房子。 但身患重病的丈夫却死在了那儿。 ”哈斯尼耶·叶海亚·塔维耶告诉帕杰蒂：“你不知道被迫抛弃一切离开家园是多么痛苦。 而且逃走时除了身上穿的衣服外没带别的东西。 没钱， 没吃的， 一无所有。 ”

　　现在， 她被安置在了黎巴嫩西北部巴达威难民营， 和她的妹妹赛达·塔维耶住在一起。 赛达是巴勒斯坦红新月会(the Palestinian Red Crescent Society)的志愿者。这是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齐名的国际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IFRC)在中东地区的分部——是穆斯林世界的红十字会。

　　受赛达潜移默化的影响， 塔维耶变得乐观了一些。 但在她心底， 任何事都无法弥补失去小儿子带给她的创伤。 在帕杰蒂的镜头中， 满脸沧桑的塔维耶穿着黑色外衣， 头戴墨绿色头巾坐在家徒四壁的屋子里， 并没有看着镜头， 而是陷入了沉思。 “我能把经历过的所有苦难放在这只手上， 而小儿子的死， 我放在另一只手上， 掂量起来， 它更加沉重。 我的小儿子死在战斗中。 ” 塔维耶说。

　　2009年5月8日起， 这张照片作为 《我们的世界—战火纷飞》 (Our World at War) 展览的一部分， 被陈列在40个国家的画廊内， 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这是为纪念红十字理念诞生150周年， 以及由世界各国一致通过的1949年 《日内瓦公约》 订立60周年而举办的大型摄影展。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联合VII图片社， 派出五位著名摄影师分赴阿富汗、 黎巴嫩、 海地、 高加索、 菲律宾、 刚果、 利比里亚和哥伦比亚八个饱受纷争与冲突的国家，用镜头记录当地居民因战乱而遭受的苦难， 提醒每个人所肩负的减少人类苦难的责任。

　　其中， 佛朗哥·帕杰蒂负责拍摄黎巴嫩和哥伦比亚， 同行的还有詹姆斯·纳赫特韦 (James Nachtwey)、 安东宁· 克拉托赫维尔 (Antonin Kratochvil)、 罗恩 ·哈维夫 (Ron Haviv) 以及今年3月在利比亚接受过 《外滩画报》专访的克里斯托弗· 莫里斯(Christopher Morris) (见3月31日 《在的黎波里亲历“奥德赛黎明” 》 ) 。

　　“以前， 我常在电视新闻里看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无私救助伤员的报道，但我仍然希望能亲自用双眼见证他们的人道主义精神。 ” 帕杰蒂对 《外滩画报》说， “而现在， 我对这一切眼见为实， 并深深为之感动。 我想成为还未踏上这片土地的人们的眼睛， 用影像告诉他们这里正在发生些什么。 ”

　　“残疾人比别人更需要帮助”

　　年近六旬的意大 利摄 影师佛朗哥·帕杰蒂是2007年正式加入VII图片社的。 此前， 他曾担任过美国 《新闻周刊》 、《时代周刊》 、 《纽约　　客》 、 《纽约时报杂志》 、 《明星周刊》等著名报纸杂志的摄影记者。

　　帕杰蒂自1994年成为摄影记者以来，先后在阿富汗、 克什米尔、 科索沃等争端地区完成过多项拍摄项目。 而他最为人称道的， 是从2003年起对伊拉克战争进行的五年跟踪拍摄， 其中一组作品 《巴格达仍然在燃烧》 (Baghdad Still Burning) 被选为 《时代周刊》 2006年度最佳照片。 而在接受 《外滩画报》 采访前不久， 他也刚在利比亚战场的枪林弹雨中出色完成任务， 全身而退。

2008年11月， 帕杰蒂背着两台佳能5D Mark II相机正式踏上为期三周的旅程。他谦虚地说， 图片社并不是看重他丰富的战地经验， 而是因为“自己有一本意大利护照” 。 “有了它， 去中东国家会比较方便， 比美国护照好多了 。 ” 他开玩笑说。

　　临行之前， 帕杰蒂为了做好 “知识上的准备” ， 看了许多关于黎巴嫩的历史政治资料， 以及他们的生活和饮食习惯。“你一定不知道吧， 在黎巴嫩， 双休日是周四和周五， 而不是周六和周日。 ”帕杰蒂对记者说。

　　黎巴嫩是一个独特的阿拉伯国家。尽管民族结构简单， 实则是中东地区宗教、政治最复杂的国家。 由于国内教派林立、 政党复杂， 加上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与以色列尖锐的民族矛盾， 黎巴嫩一直处于中东风暴的漩涡中。 “这是个历史非常悠久的国家， 也是当今政治形势最复杂的地方之一。 黎巴嫩让我想起中世纪的意大利。 ”帕杰蒂说， “当意大利成为强国之前， 它曾沦为西班牙人、 法国人和德国人的战场。 ”

　　2006年， 黎巴嫩刚结束了内战， 然而即使现在， 黎巴嫩人民仍然生活在内战的阴影中——在以色列卡伊达与南黎巴嫩发生持续三天的交火中， 双方共计投下100万至400万枚集束炸弹。 其中三至四成的炸弹并没有马上爆炸， 而是埋入地下， 成为日后致命的定时炸弹， 形成巨大的安全隐患。 在今天的黎巴嫩， 每五个受害者中就有一人曾从事集束炸弹清扫工作。

　　在帕杰蒂的影像中， 就有许多在近几年被炸弹炸伤而失去四肢的人。 16岁的穆罕默德·哈吉·穆萨就是其中一个不幸的受害者。 他的主治医生巴萨姆·辛格回忆道， 让穆罕默德讲述他的人生陷入绝望的那一天绝非易事。 “他吞吞吐吐说了几个字， 就开始默默流泪。 ” 那一天， 父亲骑着摩托车带着儿子， 一起去给困在苏迈亚的人送吃的。 然而不幸的是， 车子突然撞到了路上的集束炸弹。

　　“父亲受伤了， 我从摩托车上摔下来， 掉进一个洞里。 ” 集束炸弹爆炸后，穆罕默德身上着了火。 “有条狗帮了我，他叼着我的毛衣把我拖到河里。 (红十字) 志愿者们把我从河里捞上来。 我摸不到自己的腿。 ” 他还记得自己求他们去救父亲， 他父亲当时躺在稍远处， 急救队起初没注意到他。

　　穆罕默德的父亲伤得并不重， 但他却失去了双腿。 而且， 现在他身上还有当时严重烧伤留下的疤痕， 烧伤使得假肢康复训练 “非常痛苦” 。 “每次我们碰他的腿时， 他都痛不欲生。 ” 巴萨姆 · 辛格说。

　　穆罕默德每年都需要一副新的假肢。 到了 “换腿”的那一天，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成员都会在他的住所——“拉什迪耶难民营”接他上车， 并护送到黎巴嫩南部城市赛伊达的假肢康复中心接受治疗。 他每天要辛苦地训练四个小时。 不过辛格对他的恢复状态非常满意。 “他意志坚强， 进展迅速。 在最后阶段， 他甚至能独立爬楼梯了” 。

　　事实上， 假肢康复治疗正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中东国家设立的最早也是规模最大的项目之一。 1988年，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扎根阿富汗的第二天， 就在首都喀布尔成立了第一家假肢康复中心，帮助了九万多名地雷受害者以及其他有行动障碍的人。 现在，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阿富汗共管理着六个假肢康复中心和一家生产假肢和矫形器的工厂 。

　　“获得全新的假肢对他们来说是重要的一刻。 当整形师拿着假肢走进训练房时， 患者都会很好奇， 到底哪个能和自己配对。 ” 帕杰蒂说， “那些患者重新蹒跚学步， 就像他们生命中从没有迈出过第一步一样。 如果他们在初期阶段学会了正确的站姿和移动步子， 那么就会在保持原有的进度上， 恢复得非常轻松。 相反， 如果行走习惯培养得不好， 那么他们的恢复过程将变得非常复杂。 ”

　　阿尔贝托·卡伊罗 (Alberto Cairo)从1992年起成为喀布尔假肢康复中心的总负责人。 这位意大利籍医生是帕杰蒂的好朋友。 1990年， 他到阿富汗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工作， 并一直留在那里。 而他手下的300多名员工， 几乎都是四肢有残疾， 并在那里恢复行走能力的人。卡伊罗有他的道理。 “我们应该意识到， 一个四肢残疾的人需要的不仅仅是塑料假肢以及恢复行走的能力， 他们更需要回到原本的社会角色中去， 重新发现自己的尊严， 赢得别人尊重。 在生活对每个人来说本就艰辛的阿富汗， 残疾人比别人更需要帮助。 ”

　　“他们就像二战中的瑞士那样保持中立”

　　在黎巴嫩和哥伦比亚， 帕杰蒂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成员一同住在“红十字公寓” 里——那里也是红十字的专门基地。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自1967年以来一直在黎巴嫩开展工作。 截至2010年， 该组织在黎巴嫩已有54名员工， 包括15名外籍员工。

　　他们的工作重点包括为当地医疗机构提供支持， 帮助改善巴勒斯坦难民的医疗服务质量、 为难民营中的医院提供物质支持和员工培训、 为黎巴嫩平民提供援助、 在遭受多年战争和国内暴力事件严重影响的地区修复供水基础设施、帮助家人与失散亲人重建并维持家庭联系等等。

　　必要时，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还在黎巴嫩与以色列之间充当中立调解者， 为人员和遗体的遣返提供便利。 另外， 在黎巴嫩这个特殊的国度， 他们的核心目标还包括与黎巴嫩红十字会以及巴勒斯坦红新月会(黎巴嫩支部)进行更好的合作， 加强他们在武装暴力再度爆发时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早晨， 当帕杰蒂吃完早餐准备投入新一天的拍摄时， 他看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成员也已早早起床， 准备着8点30分的每日会议。 “通常， 他们中的负责人会主持会议， 分配一天的任务。 例如谁和谁去难民营、 谁和谁去医院、 谁和谁去机场迎接从瑞士、 法国等地运来的药品包裹等等。 ” 帕杰蒂说， “我去的前一个星期一直在下雨， 他们就商量哪个难民营需要改建更好的房屋， 避免漏水造成危险和损失。 ”

　　据帕杰蒂了解， 每个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成员在一个国家的任期是两年。 到期之后， 会有一批新人来接班， 而他们的下一个目的地， 不是家乡， 而是另一个需要他们的国家。

　　然而令帕杰蒂印象最深的， 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从不过问政治， 永远保持中立”的态度——这种态度自委员会成立以来始终如一。

　　1863年，瑞士银行家亨利·杜南(Henry Dunant) 创立了总部设于瑞士日内瓦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成为后来深受人们尊敬和爱戴的“红十字会之父” ， 也是历史上首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为纪念他，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将与瑞士国旗颜色相反的红十字作为组织标志。 100多年后， 飘扬在世界各地的红十字旗帜继续践行着当初许下的“战争中的博爱” 的宣言。

　　在黎巴嫩的当地医院， 帕杰蒂经常看到满屋子人都在等待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医生给他们进行救治。 屋内， 有男人， 有抱着孩子的女人， 有黎巴嫩基督徒， 有穆斯林， 有穆斯林逊尼派， 也有穆斯林什叶派。 “很难想象， 如果前一天，他们中的某两个人互相见了面都有可能杀了对方！ 而现在， 他们却安静地坐在同一间房间里。 ” 帕杰蒂回忆道。

　　“他们不会问你来自哪个阵营， 不会因为你追求民主自由而偏袒你， 也不会因为你杀了我的朋友而拒绝救助。 他们的词典里没有 ‘政治’ 这两个字。 ”帕杰蒂说， “他们不在乎你是谁， 只在乎你需要什么帮助。 也许并没有因果关系， 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就像它的祖国瑞士在二战中保持中立一样， 永远站在中间。 ”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另一个工作重点是探视被拘留者， 评估他们的待遇、 拘留条件以及获得基本司法保障的情况。2009年3月， 帕杰蒂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跟随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进行了一次“探监” 。

　　那是一座容纳了近千人的女子监狱。“6号楼” 内大多是参加游击队的左翼政治犯， “4号楼” 内的近200个女囚则因毒品交易而入狱。 然而帕杰蒂看到， 她们不但自己服刑， 大多数还带着自己的孩子一同入住。 事实上， 这个被称为“母亲和孩子专用室” 的牢房正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于2002年特别为那些在战斗中失去丈夫或遭到丈夫虐待的单身母亲建造的。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成员会定期去探访， 看看牢房的卫生和供水情况是否需要改善， 她们需要什么医疗服务， 有时候还会和她们谈心聊天， 确保她们即使身在监狱也能得到基本的人格尊严。

　　“我去的那一次， 看到她们竟然敞开心扉对红十字成员聊自己思念的情人、五年没见的孩子， 聊自己生活的一切， 就像相识多年的老友。 ” 帕杰蒂说。

　　公开透明的财务和审计体系

　　性格直爽的帕杰蒂告诉记者， 他在接下这个摄影项目之前， 就和红十字国际委员的代表说好， “不允许他们告诉我应该拍什么， 我应该有选择的自由。 如果违反了这个约定， 我就打包回家。 ”在整个项目中， 红十字方面的确从来没有干预过。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是很伟大的组织， 但我觉得有时候它还是会有那么一点官僚， 比方说偶尔会让我会见某某市长、 某某代表之类的。 ”帕杰蒂说。 “不过， 话说回来， 他们的财务和审计体系的公开透明却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 ”

　　红十字国际 委员会东 亚 地 区代表处传播主管马忠信(David-Pierre Marquet) 曾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 拿出了一本厚厚的《2009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财务报告》 。 在这份长达578页的报告中， 详细列明了这一年中该组织资金的来源和数量， 以及资金使用的状况。马忠信说， “我们每年都要出这么一本报告， 而捐助本组织的政府和机构都会睁大眼睛仔细研究它。 我们还把报告放到网上， 供公众免费查询。 在瑞士有数不清的财务和审计机构， 总部对所有花费都进行严格控制。 不夸张地说， 我要买一支圆珠笔都得填一大堆表格， 经过报批才行。 ”对此， 帕杰蒂开玩笑说， “意大利红十字会可没那么公开。 比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意大利红十字会简直是狗屎。 ”

　　今年， 红十字国际主席雅各布·克伦贝格尔 (Jakob Kellenberger) 在日内瓦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2010年年度报告》 。 报告显示，2010年红十字国际的开支达到了历史最高点， 超过11亿瑞士法郎 (根据2010年平均汇率， 约合78.9亿人民币) 。

　　而2011年紧急资金需求预算最高的10个国家分别为阿富汗、 伊拉克、 苏丹、巴基斯坦、 以色列与被占领土、 刚果民主共和国、 索马里、 也门、 哥伦比亚、 尼亚美(地区) ，总计64020万瑞士法郎， 占资金需求总和的61%。 《我们的世界—战火纷飞》 摄影项目所到之处， 几乎全部在列。

　　对于紧急资金需求的增加，马忠信表示，这也是红十字国际工作特殊性的表现， 因为灾难都是 “不能预期的” 。“例如， 今年爆发的利比亚冲突， 就提高了资金需求” 。

　　事实上，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历史上也曾陷入过信任危机。 据英国 《新政治家》杂志6月23日报道， 美国哈佛大学研究员史坦纳契尔 (Gerald Steinacher) 在新书 《纳粹在逃： 希特勒的刽子手如何逃离欧洲》 中披露， 二战结束后， 红十字国际曾让数以千计的纳粹战犯逃脱同盟国的追缉。 红十字会对此解释说， “战后欧洲难民实在太多， 行政人员应接不暇， 许多粹纳分子便冒充难民而逃之夭夭。 ”

　　“救灾不力”有时也成为红十字会的软肋。 一些美国民众对美国红十字会在处理“9·11”恐怖袭击和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灾难时的表现不满， 认为其“过于官僚和缺乏责任感” 。 而帕杰蒂则一直对自己国家的红十字会耿耿于怀。“贪污和腐败风气盛行， 财务支出不透明。 而且， 主席 (弗朗西斯科·洛卡)竟然是一个政治家——难道他不应该是一个医生或者诸如此类的人吗？ ”

　　“不过， 世界上没有一个组织是完美的。 ” 他又说，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是我所知道的世界上最早的人道主义救援组织。 那些无私奉献、 不求回报的人仍然是最可爱的人。 ” 

　　作者 王奇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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