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漆嵌绿石插屏，16世纪。

黑大漆轿式佛龛，17世纪。

榆木高束腰供桌，13-15世纪。

　　北京 张德祥

　　20多年前，当商品经济的大潮席卷，全国各地的民间古家具涌向京城的时候，我震惊了。这些民间家具并不像当时我已熟知的明清硬木家具一样，虽典雅精致名贵，但却略显程式化，常缺乏意外的创意。而这些来自历史深处，藏于五湖四海的民间家具则不同。它们是那么的千姿百态，出人意料，虽然都已残旧，却仍能用其强劲的生命力，生动鲜活的形象感染我们，彰显出当年制造者的个性与激情。它们来自平原或山区，水乡或雪域；出于庙堂或农舍，书斋或闺房；有些貌似古画，有些仿佛西洋；或描金施彩，或镶竹嵌石，或漆色斑驳，或木质莹润，或锯铁包铜，或蒙皮编棕，它们给人以万千感受。

　　面对这古家具组成的洪流，我感到震撼和陶醉。我就像是观礼台上的幸运看客，饱览着从历史各个角落奔来眼底的古家具实物大军，这是中国家具史的真实画卷。它们是那样的神秘和瑰丽，出于职业研究者的责任和敏感，我意识到这是个理清中国古家具脉络千载难逢的机会。有幸邂逅它们，是我的人生宿命；参透破译它们，是我们的责任。于是，我便一头扎进了这民间古家具之海，其间，我曾几度卖掉黄花梨家具买回柴木家具；曾提出过“宋元古风”和“高柴”等概念；曾数次倡议举办民间古家具展览；曾撰写过研究民间家具文章；曾探索过修复柴木家具的理念方法，并长年为守望这成堆的民间家具藏品而操劳。20多年来我从未停止过对这份神奇庞杂遗产的思索和追问。

　　我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民族众多”，正是这几句大家都熟知的词句增加了民间古家具研究的难度：

　　首先，各地的气候、物产和生活方式各有不同，这反映在家具制作工艺和功能用途上就会出现许多差异。

　　其次，古代社会信息传播较慢，各地家具的制作工艺和流行款式很难同期同步，这就使得同一历史时期上的不同地区所制作的家具，往往会在时间风貌上出现很大的差异。

　　再次，家具是一种可以搬运的物品，历史上有些品种曾作为商品远途大范围地流通过，使这些家具远离了原产地，令人产生空间错位。

　　还有，在款式上，后人往往出于喜爱或方便，大量仿制前朝的样子，这又会令人产生时间上的错觉。

　　再有，我国历史上曾有许多民族入主中原。不同执政民族的审美需求和文化影响都在各自的朝代强烈地影响过中国古代家具的风貌。

　　另有，丝绸之路上历代的欧风东进和中亚的商旅文明，汉唐时的佛教，元明时的伊斯兰教，清代的天主教，都曾对中国古代家具产生过不小的影响。

　　另外，中国古代家具没有题写年款的传统，陪葬的冥器易腐易烂，故极其缺少“标型学”意义上的实物参照标本。

　　凡此种种，在丰富了中国古代家具内涵的同时，也极大地增加研究了解它们的难度。但无疑也正是这些复杂因素，才使它们具有了无限迷人的魅力和色彩。

　　但是，以上这些纷繁的因素，又常以不易察觉的隐性方式混合地存在着。中国是个大一统的古国，各时期的哲学意识和社会观念都统一在儒释道的思想下，民间家具的造型理念和审美取向并无本质的区别。这又使得不同时期或不同地区的某些家具呈现出大略相似的风貌，这无疑又会在另一层面上增加了解析它们的难度。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中国民间家具的庞杂性和悠久性，曾使许多学者望洋兴叹，已故的王世襄老人，曾面对山西古家具发出过“未经沧海难言水”的感慨；陈增弼多年来对民间古家具勤奋追逐，但终老之时也未能成书结果。

　　20多年过去了，我们看到过堆积如山的民间古家具如洪般地流失海外，其中不乏许多珍稀的如活化石般的宋元古物，也不乏明清时期的艺术精品，它们被肢解拆改，涂抹成各种颜色以取悦欧美人。受洋人欢迎的理由则是实用、实木、纯手工和猎奇，更“迷人”的是比新家具还便宜。

　　前人留下的古老的文物资源，被后人廉价地挥洒着，被异国人游戏般地轻松随意地消费着。一时间汹涌而至的便宜货，买得外国商人都手软，直至欧美市场饱和，大量古家具滞停在了中间商环节，以至于风吹日晒，炉火中烧……此时，中国民间原生态的古家具却几乎已被搜罗干净。初级市场也早已是精品难觅了，而大量臆造的低俗的仿古家具，竟成了国人厅堂里陈设的主流了。令人叹息！

　　可庆幸的是，在这20多年中，在民间古家具研究和保护最困难的时期，始终有一批华人有志之士，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保护的责任，受古家具艺术魅力吸引，把自己有限的力量投入到了民间古家具的收藏事业中来，为其保持了“一脉元气”。

　　可喜的是，在这些年里，国内几位有修养的经营者和艺术家，经过努力终于摸索出了一套适合修理各种残旧状态下的柴木古家具的方法，并培养出一批优秀的能工巧匠，有效地延续了古家具的艺术生命，提高了其可观赏性和收藏价值。其理念、技法和效果都已居国际领先水平，他们为中国民间家具的收藏和保护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功不可没！

　　可贺的是，经过业内研究者多年不懈的思考和探索，理论建设方面也有了较大的进展。许多认识已接近一致，许多模糊的问题也渐渐清晰起来，古家具赏析评论活动也时有开展。中国民间古家具传世品遗存的这一团“乱麻”即将梳理出头绪。

　　更可欣慰的是，这些年来随着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和东方传统文化价值的回归，国内涌现出越来越多的“柴木”古家具收藏家。他们大多是有着良好文化素养的年轻有识之士，他们摒弃了唯材质论的拜物主义的收藏观，看重的是古家具所承载的深厚历史人文信息和艺术价值。

　　收藏这些古旧的柴木家具，大致有如下意义：

　　1、历史研究价值。文物是全息的，每一件古代家具都记载着制作它时某地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气候物产、民俗风物等信息。它们像一件件立体的实物档案，向我们展现着某个历史片段中的社会状态。这是其他书面文献难以达到的。

　　民间柴木家具较硬木家具有流通性差、地方特色强、传承性强、原生状态好、款式变化滞后等特性。故有极好的史料研究价值。如果把一些不同时期的相关联的同类家具，排列起作类比观察，我们就会看到其造型结构、材料工艺、装饰题材等项的演进过程，从而找出家具发展的轨迹。用这些真实的资料可为我们的研究提供科学的依据。

　　如果说中国古代家具成就像一座宝塔，而明清黄花梨、紫檀家具是那标志性的金顶。那么，数量众多内涵丰富的民间柴木家具则是那坚实的塔身和塔基，其间既有支撑着塔顶的实用砖石，又瘗埋着代表宝塔核心精神的宝藏，它们虽不像金顶那样引人注目，但却是宝塔的灵魂。其文化价值绝不低于具有装饰性的镀金塔顶。这宝藏所隐含着的巨大价值需要我们去发现，去寻找。

　　2、艺术审美价值。多数的古家具材质并不名贵，却能历经沧桑流传至今，“美”是其中重要的原因。“美”又是多样的，不同风格的家具给人不同的美的感受。漆色的斑驳与光亮，木质的莹润与糙老，形体的厚重与纤巧，造型的庄重与活泼等都会带给人不同的视觉感受。还有年代、地域和工艺的不同，也会使古家具呈现出不同风格的美的形态。

　　将两三件“高柴”置于一室，或坐或卧，或品或用，尽情体会其间的陈设之美和时空变化之美。古家具给我们的欣赏兼实用的享受是立体的。

　　因为民间古家具携带的历史信息较硬木家具更为久远和广阔，我们可以品味到民间家具多种多样的美，可以观察、学习、模仿古人创造美的种种方法，可以比较不同时期的家具美的变化，找出中国古家具“美的历程”。这些，都是后者不能替代的。

　　3、人文怀旧价值。大多数的民间家具，年代不算久远，雕刻并不精细，式样也很常见，但都是我们前辈千百次使用过的物件，上面有他们的生活印记，有很浓的人情味。每一处残旧，每一片磨损，都是以往岁月的记忆，可使人世情感得以延续。这些质朴的柴木家具往往带有浓郁的乡土气和怀旧感，很容易把现代人的心境带出“水泥的丛林”。民间古家具的原生状态都很强，能反映出各地的风土人情，记录着不同地方的人们不同的生活情趣，具有很高的人文价值。使用这些旧木器，体味其中的人情味和怀旧感，不正是现代人所追求的环保低碳绿色回归的时尚生活吗！

　　3、财富增长价值。尘埃已落定，经过近百年的大毁坏，几十年的大搜罗、大拆改、大外流，较完整优秀的民间家具已不多见了，我们应尽早地走出唯木质论的误区，给柴木家具以应有的价值体现。

　　4、在劫后幸存的这些祥瑞之物中，不乏味道纯正的明式家具，它们材质虽不名贵，但其造型韵味等并不逊于经典的黄花梨明式家具。有些还常带有较独特的结构工艺，那么，这类家具所携带的信息就更珍贵，就理应更受到重视，其文物价值也应更高。

　　在清代的民间家具中，常见到一些精雕细刻、工艺精湛的作品，用料往往也很讲究。虽风格并不似“官窑”，也常带有“地方气”，但正是这些地方特色，才丰富了中国古家具的内容，这也正是我们民间古家具值得骄傲的地方。

　　柴木家具里有一种“宋元风格”的高古家具，其纯正经典的款式堪称“活化石”，其中有些就是宋元原物。这些原本只有在壁画古画中才能见到的高古家具，应是存世极少的国宝级文物，只是多年沦落在民间无人知晓，它们的文化文物价值当与“官哥汝定”老窑瓷器并论。随着家具理论研究的深入，随着国人对家具鉴赏品位的进一步提升，随着高雅艺术的消费成为时尚，中国民间家具的价值将会大幅提升。

　　中国民间古家具就像一本深邃的历史巨著，研究、梳理、破译、解读它；珍爱、保护、欣赏、继承它，是我们这一代人幸运的使命和难以推卸的责任。

　　(本文作者系中国古典家具研究会法人副理事长，古家具权威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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