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8～9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库车县友谊路发现的古墓葬进行了考古发掘和清理，取得重要成果。该项发现被评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10年3～7月，在库车县友谊路古墓博物馆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新发现古墓葬5座。为配合古墓博物馆建设，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库车县县委、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协助下，对新发现的5座墓葬进行了发掘，出土大量珍贵文物，取得重要收获，为系统研究整个墓地考古文化内涵提供了重要资料。

　　墓葬位于库车县友谊路南端古墓博物馆建设区域内北、东部，分布较为集中，M12、13、14和M15四座墓呈南北向排列。其中4座保存较为完整。西距龟兹古城东墙约500米。从地层剖面观察：表层为厚约50厘米的路土；第二层为厚约3－4米的洪淤黄土层；第三层为戈壁砂砾层。墓葬开口在洪淤土层下，墓室营建于原戈壁砂砾层中，深达现地表以下7～10米。建筑方式为在原戈壁砂砾层上开挖大型沙坑，然后在底部砌建砖室，在墓门外修建斜坡墓道。洪淤黄土层中发现有一些晚期竖穴墓葬，均无葬具和随葬品。

　　墓葬均为砖室墓，可分为斜坡墓道单室穹隆顶墓和斜坡墓道前后双室穹隆顶墓，其中单室穹隆顶墓3座，双室穹隆顶墓葬2座。墓葬由斜坡墓道、墓门、甬道、墓室、耳室等部分组成。墓门、甬道、墓室、耳室均使用青砖和红砖砌筑，墓门基本南向，2－3层门券，原墓门上部均有照墙，多已毁损而仅余残迹。甬道采用纵券砖砌。墓室四壁采用六层或七层一丁一顺砖砌，内壁砌筑整齐，外壁丁砖或外侧顺砖多选择半砖或残砖垒筑；四角开向上边叠砌边内收，错缝不明显。顶部正中有一个长方形小藻井，里面嵌东西向排列的5块半整砖。M11墓室为正方形，长宽均为246厘米，M12、M13、M14墓室也为正方形，长宽约3.3米，高约2.76米。2座墓葬右侧有耳室。在M12、M13墓室内部四壁砖面上以及四隅起券线至穹隆顶部，残存有直接绘出的黑彩花卉纹图案残迹；在M13墓室内前壁砖面上，还见有红彩长三角纹图案，耳室的门券砖面上，还见有墨绘的花卉纹图案痕迹。结合2007年发掘的M8墓室内墓壁残存彩绘的情况，可以判定这些砖室墓内部四壁及穹隆顶部，原先应绘有壁画；由于埋藏环境和盐碱的侵蚀，大多已经脱落，或褪色不可辨识。

　　新发现的5座墓葬，均为多人多次葬；在M12墓室铺底砖之下，此次新发现有殉葬坑，内清理出骨骼散乱的男性个体，头骨和肢骨残存，出土五铢钱多枚。反映出特殊的埋葬仪礼。根据墓葬封门的情况和墓室骨骼埋葬堆积情况看，M12、M13 、M14明显曾经历了两次以上的埋葬过程：首次埋葬葬者后，墓室墓门及甬道部分可能曾被淤渗的砂砾石部分填塞。下葬第二批葬者时，清理出墓门和甬道，将首次墓室内埋葬的葬者骨架清理至墓室边侧，重新敷设垫层，再埋葬新葬者。再次亦然。可能是前后埋葬时间间隔长或者其他原因，再次葬入葬者时，一些埋葬（M12、M13）墓门照墙上部的仿木砖雕椽头、斗升等已经部分垮塌掉落，雕砖残件混在砂土石中，一部分留在了墓道填土里，一部分在墓室内的垫土之中；一些陶罐残片也散布在墓室内和墓门外。部分墓葬埋葬个体超过20个体以上,如M14。M14为前后室，前室较高大，后室略低小，后室左侧南端有两具俯身直肢葬的个体，右侧有一堆集中堆放的多个葬者个体，和随葬的2件陶罐、梳篦等乱堆在一起，显系埋葬左侧两葬者时，将首次埋葬在后室的诸个体骨架清理至墓室一角。前室内清理出埋葬葬者个体达30多个，分层埋葬，最底部十余具骨架零乱，仅东南角一具为骨骼稍完整个体；底层散乱的骨架，无疑也是在再次实施多人安葬时清理墓室后的结果。除了各墓葬底部葬者骨架零乱外，墓内再次葬者的葬式多样，有仰身直肢，也有俯身葬；有的葬者口含1枚钱币的现象，普遍有手部握钱1枚的现象；墓底多撒放有五铢钱，其中M13内五铢钱瘗钱数量多。在M14前室后部，还发现有不少“货泉”、“大泉五十”钱币集中于一处。墓葬多无葬具，个别墓葬见有卵石和细沙铺垫做成的尸床。由于埋葬较深，盐碱浸蚀严重，有机质文物多糟朽不存，葬者服饰已经不存，各墓室内的不少骨骼下，见有许多残余的衣物或器用上贴金残片和绣衣捻金条、金丝线残片。个别钱币上尚残存些许平纹绢布残痕。

　　各墓葬出土随葬品丰富，有陶、铜、铁、骨、金银、玉器、漆器等。陶器占大多数，器形有大口罐、多系罐、单耳罐、细颈执瓶、灯盏、弦纹罐等，在M11、M12墓室内出土的四件釉陶器保存较好。极为罕见器形有大双耳壶、碗，模压莲瓣纹双耳罐。由于盐碱侵蚀严重，一些器物已经破碎，另有一些器物是人为毁碎的。铁器主要有铁刀、钉、铁箭镞、环形器、铁镜等。铜器主要有铜镜、铜簪、小铃等。还有复合用具的组件，如带扣、带饰等。骨器主要有簪等。金银器均为首饰件，有宝钿金花簪残段（簪头）、金花饰、耳环金坠饰件（残）、银耳环饰。在M11内出土有两件白玉手镯的残段。钱币有货泉、大泉五十、五铢钱、剪轮五铢、龟兹小钱等。漆器均残朽，仅余朱漆黑彩漆皮小残块。

　　新发现的5座砖室墓，从其形制结构和布局特点、墓室彩绘壁画、葬俗葬法、随葬器物及组合等方面来看与2007年发掘的砖室墓基本相同，这些砖室墓的形制，与中原内地尤其是甘肃酒泉、嘉峪关的魏晋壁画墓、敦煌佛爷庙湾、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墓地发现的魏晋十六国时期砖室墓非常相似，出土的部分遗物也与上述地点诸墓地等出土的器物相似或相同。墓葬的年代应为晋十六国时期，部分墓葬的年代可能略早。

　　从目前友谊路发现的全部15座墓葬来看，墓葬分布较为集中，墓葬规格较高，部分墓葬呈密集有序分布，墓向又多为南向，或西、东向，可推测砖室墓葬群可能存在不同茔区的区划；表明这里是一处规模较大的墓地。通过对墓葬的初步分析，这批墓葬从形制上看为典型的汉式墓葬；形制和营造方式显示出墓葬存在等次规格的差异；从墓葬形制、布局并结合出土随葬品（陶器、五铢钱、铜带钩等）情况看，墓葬所反映的丧葬文化受汉晋时期中原汉文化传统的直接影响，同时还有一些显著的地域特点。2007年考古发掘时，我们已提出，墓葬的葬者有可能是长期居住在龟兹地区的汉地吏民、屯戍军吏或河西豪族移民，抑或就是深受传统汉晋文化影响下的龟兹国贵族墓葬。

　　库车友谊路以砖室墓为主体文化特征的考古发现，对深化认识3－4世纪为主要阶段的龟兹绿洲城邦历史、文化研究，探讨晋十六国时期中原王朝经营西域的历史，准确阐明汉晋时期中原王朝和西域绿洲城邦国家间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及丝绸之路历史，具有重大历史考古价值；为研究新疆库车地区晋至十六国时期墓葬考古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资料。墓地出土遗物数量多，类型丰富，对研究魏晋十六国时期中原内地文化在西域的传播、融汇方式、途径等细节问题，探讨魏晋十六国时期西北民族关系历史，与楼兰、高昌地区晋十六国时期文化关系的分析，库车绿洲环境考古研究等均具重要的学术意义。库车友谊路魏晋十六国古墓葬的发现表明，中原汉地文化对西域绿洲城邦诸国历史文化影响时间长，范围广，规模大，对西域历史文化多样性和文化因素多元性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而关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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