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峪沟石窟位于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吐鲁番地区鄯善县吐峪沟乡，东经89°33′，北纬42°51′。吐峪沟地处火焰山中，南邻洋海坎，北通苏贝希，是连通火焰山南北的重要通道之一。石窟始凿于公元4～5世纪，分布在沟内东西两侧的断崖上，约有洞窟近百座，为新疆东部开凿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佛教石窟遗址群，是研究佛教石窟寺艺术由西域向内地传播的关键节点，学术意义重大。

　　自19世纪中叶起，外国探险家就涉足吐峪沟石窟，如俄国雷格尔（A. Regel）、罗波洛夫斯基（V. I. Roborovsky）、科兹洛夫（P. K. Kozlov）、克莱门兹（D.A. Klemenc）；德国第二次新疆考察队（即普鲁士皇家第一次新疆考察队）；英国斯坦因（A. Stein）；以及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的橘瑞超和野村荣三郎等，从吐峪沟盗掠了大量珍贵的文物。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学者也曾对吐峪沟做过零星的考察，但总体来说，调查与研究工作还处在初步阶段。

　　由于地理环境、气候等多方面的原因，遗址损毁比较严重，总体情况极不乐观，亟待科学有效的抢救保护。为配合丝绸之路（新疆段）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和危岩加固工程，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吐鲁番研究院、龟兹石窟研究院组成联合考古队，于2010年开始对吐峪沟石窟进行保护性发掘。

　　本年度发掘工作分春、秋两季进行。春季发掘区域为沟东区北部石窟群和一处地面佛寺。秋季为沟西区北部。发掘面积总计约2500米2。除了洞窟之外，还清理出许多重要的窟前遗迹（包括窟前殿堂、地面、门道、阶梯等）；新发现壁画面积总计约200米2；出土了数以千计的文书残片，还有绢画、木器、石器、陶器、雕塑、文具、生活用品等，收获颇丰。

　　沟东区北部窟群遗址共清理洞窟56处，包括礼拜窟、禅窟、僧房窟，以及其他配套生活设施等。最重要的发现为一处塔殿遗址。该遗址系在山坡上垂直向下凿出一中心柱，再以土坯包砌或垒砌而成。中心柱正面塑大型立像，现残存背屏及莲座。背屏、莲座上尚存用于支撑立像的柱洞。左、右、后为拱劵顶甬道。背屏残存的情况表明，立像高度至少超出甬道顶部1米。根据上世纪初期西方探险家所留下的图片资料，可知中心柱之上还有一座两层基座的覆钵塔。这种上修佛塔，下建塔殿的形制十分独特，在敦煌257窟南壁北魏壁画中可以找到这种塔殿建筑近似的图像，而实例目前似乎仅在交河古城及吐峪沟有所发现。塔殿左右甬道壁画主体为一佛二菩萨像，其余部分绘千佛、供养人和供养比丘像。后甬道内壁下层绘八菩萨像，外壁因包裹一层泥浆，壁画内容尚不明。塔殿地面铺青砖，尺寸约42×42厘米。塔殿前室门道前有台阶。

　　塔殿下面一层为面阔三间的殿堂，明间三壁绘有壁画。殿堂地面也有铺砖痕迹。从墙体及倒塌堆积的情况，我们推测殿堂的屋顶可能为棚架结构。塔殿南侧为一组上下两层结构的禅窟、僧房窟（该窟在后期有过多次改造）。塔殿上层，即佛塔后部为一组禅窟、僧房窟。值得注意的是，在最高一层的僧房窟前发现有方形殿堂建筑。在多处洞窟前还清理出门道、台阶等重要遗迹，对了解建筑群的布局结构具有重要意义。此外，还发现多处洞窟改建、维修，乃至封闭等迹象，对于解决吐峪沟石窟部分洞窟开凿次第、洞窟组合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

　　新发现的地面佛寺位于沟东区南部，寺院依山坡而建。已经发掘部分约计250平方米，包括一处佛堂和一组生活设施。南部为佛堂，平面方形，土坯垒墙，方砖铺地。堂内中央有长方形像座，佛像已毁。从出土的塑像残块来看，佛像应为贴金彩妆。四壁下面残存部分壁画。主要为回鹘供养人礼佛行列，有的供养人附有回鹘文题名。据此可知，该寺院建于高昌回鹘时期。北部为生活设施，发现有灶和用于存贮生活用品的小室及储物坑等。该佛寺出土有汉文、回鹘文文书、印刷品，以及雕塑、壁画、纺织品等。

　　沟西北部发掘的一组石窟，包括中心柱窟、禅窟和僧房窟。中心柱窟位于窟群东端，系凿山而成。后甬道直接开凿在山体内，左右甬道及中心柱则开凿在山坡上，其上加砌土坯形成，甬道地面抺白灰。甬道内绘成排立佛，顶部绘莲花。佛像身着袒右袈裟，赤足立于莲座上，带背光，头上有宝盖或伞盖。后甬道中部及两端也各有一像龛。左、右甬道中部两侧各有一像龛，右甬道内侧像龛残存有壁画人物，左甬道内侧像龛则尚有立像双足。中心柱窟以西区域，上层为一组禅窟；下层为前僧房后禅窟的结构，即在僧房的后部开一禅窟。中心柱窟、僧房窟内均出土有相当数量的文书残片和一些生活用品。

　　本年度发掘出土了数量众多的文书，包括汉文、粟特文、藏文、回鹘文、婆罗迷文等多种文字。既有佛经写本，也有世俗文书、古书注本等等。部分文书保存较完整，带有卷轴，并有纪年题记。字体风格最早的文书，年代可能早到公元4、5世纪。这些文书的发现，为研究吐鲁番地区社会生活、宗教信仰、古代语言等，提供了十分珍贵的新资料。

　　从已经发掘的情况来看，沟东和沟西区石窟均是多层式的组群布局，以礼拜窟（包括塔殿、中心柱窟或大像窟等）为中心，左右上下开凿僧房窟、禅窟及其他生活用窟。礼拜窟一般建在整个区域最显著的位置。窟内除了绘有壁画外，通常在地面铺砖或抹白灰。新发现的台阶、门道等遗迹现象也有助于了解石窟寺原先的布局和道路情况。凡此种种，大体都可以和敦煌文书《西州图经》（P.2009）对于吐峪沟丁谷寺“寺其（基）依山构，揆巘疏阶，雁塔飞空，虹梁饮汉”的描述相印证。

　　新发现的沟东、沟西两处礼拜窟（塔殿、中心柱窟或大像窟）壁画的风格均显现出较早的时代特征，并且和中亚犍陀罗风格较为接近，而与河西、龟兹、于阗等地都有所不同。我们初步推断：两处礼拜窟的开凿年代约在公元5世纪。

　　总之，经过本年度发掘工作，使我们对吐峪沟石窟的营造年代、形制布局、洞窟组合等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同时也对吐峪沟石窟艺术与其他地区的关系有了不同的认识。相信随着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吐峪沟石窟将为研究古代佛教石窟、古代建筑、新疆地区佛教区域特点等学术课题，提供更多宝贵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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