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界仁 1960年生人，中国台湾当代艺术家。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在台湾曾积极参与表演艺术创作，后转向动作影像作品。现生活和工作于中国台北。

《加工厂》单频录像31’09”(2003)

　　在台湾艺术家陈界仁那儿，你可以完成对纯粹艺术家的浪漫想象。1988年，因为找不到创作的原动力，他在家一歇就是8年，辞掉了不错的工作，就靠弟弟摆地摊养活自己；2006年，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火爆，他却拒绝大陆画廊办个展的邀请，原因就是泡沫太大。尽管是台湾国际知名艺术家，但他至今没有存款。

　　而现在，这位艺术家频繁地在798内亮相。上个月初，在798长征空间开始其在大陆的首个个展《陈界仁个展———帝国边界Ⅰ&Ⅱ》。近日，陈界仁又在798伊比利亚当代艺术中心，与谷文达、刘小东一起参加了《纸上美术馆：12位华人艺术家》的群展，该展将于3月6日结束。

　　对于自己近期的频繁亮相，陈界仁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给出的理由是：因为艺术市场的泡沫结束了。他甚至也很坦诚地说：自己也不是那种能经得起市场诱惑的人，但他希望让灵魂跟得上脚步：“慢慢来，我相信一切都要慢慢来。”

　　谈创作 眷村是我创作的原动力

　　新京报：听说你十多岁就开始做实验艺术，但从28岁时你却休整了8年。辞掉了工作，也不再做任何艺术。

　　陈界仁：那8年其实很自然，我并没有要干嘛的计划。在我27岁那年，台湾的环境已经与你出生时就熟悉的环境不同了。我觉得自己需要反省。加上，那时我做电影、录像、装置、行为，已经10多年了。我突然觉得这种东西很空虚。

　　新京报：那8年里，你主要做什么呢？

　　陈界仁：我很害怕将这段经历变成浪漫想象。我不太记得那段时间在干什么。

　　我成长在台湾的眷村，离开自己成长的地方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35岁，我想回到我住的地方，看看那儿到底是什么情况。因为从小在那儿，你对那个环境会有感情。我突然意识到，我最早看到的绘画是这个环境，最早看到的摄影是这个环境。我的艺术史就是从这里开始，而不是从书本。艺术创作就是回到你成长的地方，可以从你的生命和人生经验出发，自然就会发展出属于你的艺术。

　　经过8年的调整后，我就觉得自己很有创作的能量，什么样的方式都能创作。那时我已经36岁。

　　新京报：那为何采用照片这样的形式？

　　陈界仁：这8年里，我胡思乱想的结果是我们最早接触的摄影是什么。摄影诞生100多年来，每个摄影里都隐藏着被拍摄者的历史，但往往被拍摄者是失语的。在摄影史中，那是不对等的关系。我就想进入影像的世界中去改变它。

　　有一天我在街上晃来晃去，也没具体的事要做。正好碰到一个朋友，他有个586的电脑。他对电脑也蛮精通的。我就对他讲，我想通过电脑做这个那个可以吗？他说可以啊。他就教了我很小的绘图软件，于是就开始了影像创作，进入影像的世界中去改变原来的影像。

　　新京报：你的创作一直在反映台湾的历史和社会现实，包括此次在长征空间展出的《帝国边界》。

　　陈界仁：其实我一直对美国的帝国意识有反思。而2008年，因为受邀到美国参加双年展，在去往美国在台协会申请签证时却被签证官怀疑会滞留美国。此后，在我注册的一个名为“我怀疑你要偷渡”的博客中，许多有被拒签经历的人都留下了各自的案例。我选择其中合适的案例，找了一些台湾小剧场的演员做了一录像，让他们面对镜头念出那些冰冷的拒签理由。同样，在面对美国帝国意识的同时，我们也得反思一下台湾(地区)对大陆配偶的政策。于是就有了《帝国边界Ⅱ》，那些大陆配偶同样申诉着不公正的待遇。

　　谈国际影响力 艺术没有东方和西方

　　新京报：你的创作，包括《加工厂》在内，都是以台湾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们所承受的艰难苦楚为主。但在台湾的艺术学院认为如果采用艺术介入现实、关照历史，那就是一种低级而简单的再现。

　　陈界仁：艺术是很感性的。谈社会问题，社会学者比我们谈得好。艺术家是从感性的方式来做事情。我们强调人民书写，并不是我们可以代表人民，而是创作应该从我们的生命经验开始。台湾正日益变为一个快速遗忘的消费社会、景观社会，它已经放弃了叙述自我的权利。我必须站出来去阻止这种遗忘的发生，记录那些被排除在话语权范围之外的普通民众，记录那些被现实社会忽视孤立的人，以此来防止集体健忘症的发生。

　　新京报：台湾艺术评论家曾指出，台湾最具国际能见度的艺术家之中，以影像创作为主体的艺术家占了绝大多数。其中侯孝贤、杨德昌、蔡明亮，属于台湾新电影脉络下的作者，而你则是其中唯一以造型艺术为创作主体的作者。你们的相同点：是经过国际上认同再得到本土承认。

　　陈界仁：台湾很快地进入消费化、景观化的社会。这种社会下的一个表现是没有文化自信心，需要通过他人的肯定才能自我肯定。我参加的国际上大部分展览都是带有人文关怀和开放性的，都是在反省、批判，寻找今天我们在新自由主义制度下的出路和可能性。他们更多是将我视为一个艺术家，而没有国籍的概念。现在已经没有东方和西方的问题，我们今天的知识装备已经很相同，所以创作就要从生命经验开始。

　　谈市场 我不想被当做投资标的

　　新京报：尽管这次在长征空间的展览是你在大陆的首个个展，但2006年大陆就有不少画廊邀请你来做展览。

　　陈界仁：我那次来感觉，大家都在讲市场，好像当代艺术市场真的很火。我那时的困扰是不能说这些展览没有想法，但市场影响力太大，太疯狂了。我又不是能经得起诱惑的人。

　　新京报：那你怎么看艺术市场问题？

　　陈界仁：我也不是反对市场，反对艺术品买卖。但是不是我们应该把艺术品价值的顺序分清楚？我们应该先考虑到艺术价值、生命价值，然后才到了经济交易问题。但是那时中国大陆的市场太疯狂了。我就觉得没必要来。我觉得等市场冷却下来以后再说。

　　新京报：那会儿你心中就已经有这个判断，大陆这边的艺术市场火爆高潮会落下？

　　陈界仁：这是资本主义的逻辑。因为你被作为一个股票在炒作。股票市场的逻辑就是会被炒高，也会下来。当然其中也有一些绩优股，但大部分都会下来。当然录像这块华人市场一直也没起来。这其实与我关系不大，因为我们也不会真的被炒高。

　　新京报：那你这回在长征空间做个展是因为当代艺术的泡沫已经落下？

　　陈界仁：有大陆艺术家对我讲，有人将房子卖了继续经营当代艺术。我听到以后就觉得反正泡沫已经结束了，我就可以过来办展了。对于市场，我的态度是，慢慢来，我相信一切都要慢慢来。

　　新京报：那你的录像作品现在的收藏情况怎样，听说你至今没有存款？

　　陈界仁：那会儿台湾开始有人要收藏我的录像，而我宁可很慢地去卖一件作品。因为我不知道他是基于什么原因买我的作品。我在台湾生活了50年，为什么以前不来买，而是现在？很可能他只是将你当做投资标的。我觉得这样不好。是，我也需要钱生活，但也要去捍卫一些东西，艺术价值应该先于市场价值。我会问收藏家：你为什么喜欢我的作品，为什么买？你是否了解我在做什么？如果你不了解就不要买。因为我有个计划叫自我盗版、自由乐捐的行为。我的那些录像，让观众自由乐捐哪怕一块钱，就可以把DVD带走。品质与卖给收藏家的都一模一样。而其中的差距是，一个有保证书，一个没有保证书。买我作品的收藏家应该让他知道我在做这件事情。

　　本版采写 本报记者 李健亚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 孙纯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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